从“自管会”到“物管会”的 基层自治探索 —— 以香河园街道柳芳北街9号院为例
香河园街道地处北京市朝阳区，地区住宅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旧建筑。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及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园意识、生活配套、邻里融合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发展性矛盾。
本文以香河园街道光熙门北里南社区的柳芳北街9号院（以下简称9号院）为例，从9号院的自治实践出发，凭借鲜活细小的自治故事，寻找基层自治的突破口、平衡点，探究基层社区治理的本质及逻辑。
柳芳北街9号院，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早期的小区住宅，初期为铁路局单位楼区，居民多为铁路局退休工作人员。
9号院是北京较为典型的以单位为基础人员构成的老旧小区，产权清晰，人员生活生产环境一致性强，似乎治理难度并不大，但是从其现实情况，可以梳理出如下的几个特点：
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配套设施与生活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属于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由于建成时间较早，初期也是单位家属住宅，因此9号院在小区功能分区及配套设置上很难充分适应时代发展的步调，小区的车位设置、休闲空间、环境绿化等方面都成为居民日益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例如院内休闲场所匮乏，居民出行遛弯都自备“小板凳”，小区生活的品质和居民的幸福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管理服务缺位。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大多数9号院居民以工龄折扣等方式购置了公房，隶属于铁路局的房屋产权单位逐渐脱管，不再为小区承担相应的管理服务工作，原本无物业服务的小区仅依靠铁路局设置的“后勤维修部门”2名工人提供着日常的应急维修、部门协调和垃圾清扫，很难满足近600户居民的生活需求。
存在违规建设行为。正是由于小区中的管理和服务不到位，催生出一些违规建设的行为产生，这不仅让安全风险伴生，更是对于市场的扰乱，但是究其内在也暴露出居民需求没能得到妥善满足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情况及存在的矛盾，在业主提议、街道办指导、居委会牵头之下，9号院第一届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管会”）于2014年筹备，2015年正式成立，成立以来经历2次换届，当前人数为11人，由社区挖掘、居民推举、支部推荐等方式选出自管会成员。由于服务范围广、涉及利益多、历史疑难多，为了能够使得小区事务更加高效解决，尽可能凝聚整个小区各方共识，发挥多方力量，让居民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渠道，在社区支持下由自管会发起成立了“居民议事厅”，对于居民的“长期心病”“燃眉之急”以及“美好期待”进行议事讨论，形成可操作的决议。至2020年，自管会运行情况稳定，开展活动固定，六年来协调或解决楼院大小事项逾300件。
在2020年5月1日北京市正式实施《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后，对于物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物管会”）的职能权利赋予了更加明确完整的法治意义，为能够进一步将9号院居民自治成果有效延伸，于7月8日正式组建9号院物管会，使参与视角更加多元、执行效果更有力度。
在社区书记与物管会副主任王姐的记忆中，最记忆犹新的场景莫过于2018年街道执法人员和社区工作者一同在9号院中处理一个违章菜棚的腾退工作。
这个违章菜棚一直都是社区治理的“心病”，据社区书记介绍，这处菜棚存在着“三违规”（即违规建筑、违规经营、违规居住），在消防安全上也催生出不小的隐患，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菜棚，却“深得民心”，在居民中有着稳定的关系网络，并且能够满足居民购置菜蔬的实际需求，对其腾退的过程可以说一波三折，甚至有不少居民为菜棚说情。
为了能够尽早解决问题，社区协同自管会一起，一方面做菜棚摊主的工作，指出其存在的违规问题和安全隐患，使其明确自身经营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做居民的工作，充分利用自管会成员居民的身份优势，一点一点地解释说明，从当初反应最为激烈的居民入手，疏导情绪并说明情况，最终顺利完成腾退工作。以往几次由执法部门出面都没有成功，这次自管会号召居民一起动手，协助摊主完成菜棚拆除工作，用行动引导居民参与自治。
自管会最能够明白居民的需求和想法，之所以这个菜棚受到居民的“溺爱”，无非是居民买菜方便，另外能够有较为良性的和谐邻里关系，小区老年人较多，出门买菜的确存在困难。看到了这些需求，自管会趁热打铁，就小区便民菜站设置的事项召开了议事协商会。最终决议“内呼外应”，寻求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一边在辖区内寻找符合资质条件的菜蔬企业，一边在社区中找到合适的场所建立“便民菜站”。通过自管会成员走访企业、查看场所，然后向居民广泛征求意见，最终确定了引入企业在社区闲置场所（原居委会办公地）建立“便民菜站”。
如果不是通过居民自己的力量，那么违规的菜棚也拆不掉，“便民菜站”也进不来。
时间拨回2014年之前，居民想要在楼下遛个弯都不容易，除了小区里基础的道路和设施之外空空如也，想要休息一下或者和邻里拉拉家常，都需要自备“小马扎”，一些有运动、文艺等爱好的居民们开展活动的想法也被没有活动场地的困扰而压制下来。
2015年，面对着众多居民需求和问题得不到回应的情况，9号院决定在街道和社区的支持下，组建自管会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但是，这些涉及硬件改造、设备安装等需要较大投入资源的问题，自管会成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自管会主任王姐站出来，决定召开议事协商会，把街道领导、社区工作者、居民代表等聚集在一起，将小区设施的问题以会议议题的形式，开展讨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经一系列讨论决定，由各方协作解决问题。政府自2015年至今，先后投入了500余万元资金，建成休闲座椅，休闲区域、休闲凉亭、自行车棚、乒乓球场地等，引入了各类社会资源入驻提供服务，为开展居民自治提供了有力支持和资源保障。
在经过议事后，各方更加清晰自身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明晰了各自能够为营造社区共建共治格局所提供的支持和发挥的功能。大家也通过自管会，有了自下而上的意见沟通渠道，也有了自上而下有的放矢推进民生工作的途径，通过讲实话、办实事，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直接提升了居民自治的参与意识。自管会或物管会的组建意义，除了切实解决矛盾，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和路径，厘清各方在问题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
自从这些小区设施投入使用之后，居民们能够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商量身边事情、讨论解决办法，也能够有场地开展活动，促进小区文化氛围，提升居民组织化程度。
基于对于案例的分析和相关人员的访谈，香河园街道9号院通过自管会和物管会的组建，依托政府支持，带动内外环境参与治理，坚持“三点一线”原则，即以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社区引路为“基本线索”，以居民的需求和问题为根本“出发点”、以居民的力量和智慧为自治“切入点”、以需求满足和问题回应为最终“落脚点”，打造9号院为例的居民自治样本。
支撑力量固定——政府支持、社区引导是重要前提。
如前所述，9号院自治创新有各级政府的推动因素，在小区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大局上缺少不了政府和社区的支持。政府对于居民需求进行制度设计并给予资金投入，在小区的基础设施配备和维护上，帮助协调更多临近部门进行资源共享、资金投入，指导社区力量、资金相对集中下沉，以改变仅靠业主自筹解决渠道单一的现状，改变社区治理要素投放分散的不足。
在自管会成立及目前物管会组建的过程中，街道及社区始终对于9号院全程有指导、有要求、有投入，并且积极引入专业机构进行智力支持和经验总结，对居民自治的各阶段给予了大量的帮扶，并有利于树立基层自治组织的威信。
在目前阶段，由“单位人”转化为“社区人”的过程、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行使和维权过程中，有大量共同利益需要维护、平衡，共同责任需要明确、分担，共同事务需要协商、妥协，共同关系需要维系，矛盾与纠纷需要解决，基层自发的社区事务治理需求日益迫切。
尤其是居民自治初期，社区成员公共意识普遍不强以及其他的社区治理要素也不够完善的条件下，要想推进居民自治工作，建立科学合理的议事规范，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政府发挥倡导、指导、支持、协调和宏观管理的功能和作用必不可少，有了政府的强有力牵头支持，才能促进社区内部力量结构更加有序化，使治理进程和成效更有保障。
规范建设确定——规范化是居民自治的必要条件。
自管会或物管会想要长效发展下去，持续成为居民的发声平台及解决事项的具体途径，其自身的规范发展是先决条件，不能由于人员的调整、社区的变迁或者某件事情的完成而“自行消散”。另外，议事协商是自管会或物管会解决问题、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如何确保议事协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在9号院居民自治的探访及结合案例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规范化发展是必要条件，做好组织管理的各项规范制度建设，形成符合楼院实际情况的议事协商制度，是推进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区的自治如果仅靠居民的热情，是无法长期、稳定、规范运行的。
自治团队稳定——人员是基层自治的关键因素。
9号院居民自治带头人始终坚持挖掘、推荐、选举的形式进行，最大限度地确保带领居民开展治理工作的人员“有担当、肯奉献”，同时具有居民“公信力”，做好示范性作用，引导更多人员了解并参与到家园建设的队伍中来。随着小区自治深入推进，需要统一不同的意见，平衡各方利益，群龙无首的局面往往意味着低效的重复劳动和更多矛盾冲突，因此参与自管会或物管会的人员尤其是带头人，要多方面的考察。
面对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小区之所以能够迅速自发组织抗击疫情的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居民自治组织在居民中的号召力以及他们冒寒冒雨值班起到的正面示范作用，不断凝聚“向上、向善”的能量，使得整个小区拥有讲团结、讲奉献的良好氛围。
外部“有益环境”构建——多方参与是良性治理的发展方向。
9号院从自管会的“居民议事厅”到物管会的“议事协商会”，汇聚了各方力量，凝聚各方共识，发挥各方所长，在社区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关系网络，有效地解决了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促进议事和执行效率大大提高。
有了议事的渠道和发声的平台，谁的建议好、有道理、有价值、有可行性，就有可能被吸取采纳，参与议事的委员代表也是通过民主渠道产生，在社区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感召力，议决事项能得到居民内心认可，居民会有“我的社区我做主”的感受。不仅如此，议事协商委员会中的物管会成员，是广大居民中的一员，作为长期共居一地的老邻居，做起居民工作，自然有不同于街道、社区的感情因素和身份认同因素。
总之，社区治理改革创新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自我治理的活力与能力，调动社区一切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才能将社区资源与合力发挥到最佳。
内部“有益菌群”营造——共同体意识提升。
在基层的社区中，即便以单位构建的统一社区，也同样由于经济状况、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社会阅历、宗教信仰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基层治理也面临着多样化、个体化、分散性的社会形态。在推进居民自治的过程中，应不断挖掘共同利益、探寻共同愿景，增强居民的家园意识，塑造“一家人”的人文价值。有效增强社区治理的效能，提升社区内部环境的“免疫力”，促进“韧性社区”的构建打造，同时能够激发更多以家庭、居民为单位的“自治细胞”活力，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小区作为居民们的生活场景，是他们“家”的直接延伸，并且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家国”情愫，秉持着“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体验，“家园意识”能够丰富“一家人”的文化情感基因，形成共情点和共鸣点，有效地实现多样性与共同利益的联结。
（北京通合行业建设参事服务中心供稿）
来源：《社区》杂志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