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汪曾祺长子汪朗：我父亲骨子里还是很要强的
1997年5月16日，作家汪曾祺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时至今日已过去20年。
汪曾祺
采访者：臧继贤
被访者：汪朗
汪曾祺在生前就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不过据他的长子汪朗称，他父亲在世时应该知道这些说法，但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反应。汪朗觉得有这种说法大致因为父亲才艺比较丰富，能作诗、写字、画画，“这都是传统文人应该会的，而有些革命作家缺乏系统的教育，在这方面可能比较欠缺”。
汪朗说父亲在世时称自己是名家而非大家，“大家有鸿篇巨制来反映深刻的社会生活以及揭示人性，我父亲认为他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而名家则注重写一些精巧的作品，更为雅致，更为人性化。”汪朗开始还以为这是父亲的自谦，后来经人“点拨”才发现，父亲除了自己再并未称呼其他人为名家，“我父亲其实把这两个标准都定得很高，看似谦虚，实际骨子里还是很要强的”。
汪曾祺一生经历过不少的苦难，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往往把苦难一笔带过，更多则是在发掘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大家往往会忽略的美好。汪朗说父亲把这些美好呈现出来，是想告诉大家虽然生活中存在种种不济，但仍然有美好的人或事物存在。
“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大家本来在现实中就已经生活地很累了，还要再去看悲伤苦难的东西，那连觉也睡不好了。”
汪朗
以下为对汪朗的专访。
记者：汪老晚年有没有在家中感叹过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汪朗：我记不太住原话了，大概因为是数学不佳所以去搞写作了吧。其实他小学时数学、语文都挺好的，但因为太优秀了，跳了一级，于是数学就跟不上了，他只好专门去写文章了。当然之前家里也有很好的古文老师培养了他的兴趣，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天分。
上西南联大时，很多人听不明白沈从文老师的教学方法，就他能听明白，沈从文老师对他也格外垂青，连大一、大二随堂写的习作都被沈从文老师推出去发表，这也算是一种鼓励吧。我们家是比较随便的，而他也认为自己算不上有什么大成就，也不好在我们面前太狂妄，所以他对自己的评价说的不太多，顶多在聊天的时候提一提。在我们家说话真的挺随便，其实我父亲说话经常会受到我们的攻击和批判，这时他就会说“你们要对我态度好一点哦，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我和两个妹妹平时也不怎么喊他“爹”，就直接叫“老头”，每次话不投机，他就自顾自跑到自己的小书房里“运气”，过一会儿再出来，所以我们家就是这个气氛。不过虽然常常调侃自己，我父亲对自身的语言驾驭能力还是很自信的，也写了能多相关的文章，他把这块看得很重。当时我们都不怎么理解，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已。但他就说一部作品思想立意很好但语言差，则绝不是成功的作品。
汪朗、汪明和汪朝合着的《老头儿汪曾祺》
现在回头看我父亲的作品，虽然立意说不上有多深刻，但语言的魅力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接受。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作品这么多年还有很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吧。他反映的那些过去的生活大家可能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大家对他的那些情趣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比较认可，他的作品读起来很舒服，看似简单，有时候琢磨起来发现这老头也一肚子坏水，他的文字看起来不动声色，仔细想想挺有意思的，内在的功力其实很深，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
记者：那你们在家里能看到汪老的用功和努力吗？
汪朗：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东西的，虽然我们也算是文学家庭，但其实家里的书还是非常有限的，估计一共也没一千来本书吧，特别是早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书，但他总说什么书都看过，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看的。
其实家里都没什么成套的书，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也就是有一本《鲁迅选集》第一册，其他几本都没有。高尔基的作品也就只有一本，好像有一本早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还有一本单行本的《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因为书少，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家里没有茅盾、老舍的书，但他说起来好像都看过，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场合看的。
他晚年写东西经常看《辞海》，有的时候要找一些权威的解释。比如说写到萝卜分多少种，我一看是从《辞海》里抄的，就是艺术化地加工了一下，当然里面有他自己的创作。
记者：就是那篇《萝卜》？
汪朗：对。家里还有一套契诃夫的书，他看得非常仔细，应该也是家里唯一一套较为完整的书，1950年代时买的。其他还有一些北欧作家的小说。他的写作状态应该是相对松弛的，也不是很紧张地没日没夜地写。1980年代初他写《受戒》时算是比较亢奋的，一般晚上写的比较多。那个时候家里也没啥地方可以让他专门写作，大房间里全是床，小房间里倒是有一张桌子。到了晚上我们谁也不准吵他，一吵他就发脾气，当他心里有东西的时候，他还是想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母鸡憋蛋没窝，我大妹妹总说他又要下什么坏蛋，后来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向大家开玩笑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汪曾祺
到晚年呢，晚上他就不写东西了，习惯改变了，晚上睡得早，早上起得早，八点多起来自己先做碗面吃，然后沏一杯茶，坐那里想半天，然后就开始写东西。写不了一会，就给家里人做午饭，然后睡一会儿午觉，下午写一点东西或者画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他的东西都装在脑袋里，也没见他写不出来的时候。他一般一遍就写好了，而且改动很少。
记者：您在书里写到汪老在写作时有一种淡化苦难的倾向，主要强调美感。
汪朗：其实他没有特别明确地这样说，我们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一些。对于他过去所受的苦他经常一笔带过，他更愿意发掘生活细微之处的转变和人性的善良。他也当过“右派”，我们那时就让他写一写这段苦难的经历，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惨，扛一百八十斤的麻袋走跳板，他那时已经快四十了，冬天还要到公共厕所刨粪，他回来还要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所以光看这类题材的文章我们其实看不出他受了多大的苦，他很少直接写苦难，顶多是对那段经历的一个记录。我那时看了就跟他说：“你写的和别人写的根本不是一件事，就好像自己什么罪也没受一样。”
他的作品真的很难让人看完感到压抑和沉默的，就算在多么不如意的境地还是有一丝的温暖与美好。包括抗战之后需要从西南联大回到内陆，他们那时没办法直接从国内走，只有通过越南坐船到香港。他到香港时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天天只吃鱿鱼爪，那是最便宜的东西了。后来他也提到过这段经历，也没有特意渲染这一点，而是在有意地美化生活，这种美化不是特意添加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不是粉饰太平，而是发掘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大家往往会忽略的美好。
汪曾祺
记者：那这和他的性格有关吗？虽然受了一些苦也不会往心里去。
汪朗：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他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这和他出生的家庭、家乡都有关系，带着一点水的气质，不像大山里的人，可能阳刚之气多一点。当然如果碰到特别过分的事，就算与他没关系，他可能也会想要出出头。晚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姑娘被北京的一个所谓的“三青子”打了一个嘴巴，他就出头跟人理论，我们劝了他半天，“你也不知道内情，还是不要掺和了”。结果他愤愤不平了很多天。
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有很多派系纷争，有些人主张要整整当初那些人，他就自己跳出来说这样不对，“主要应该看他们做过什么事，不能随便乱来，”结果自己受到牵连。当然平时他还是比较平和的一个人。
记者：汪老在60岁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不是不想写作了，包括小说和散文？
汪朗：他不是说不想写小说，他对创作还是由衷热爱的，只不过是没有机会，只不过按照当时的理念、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他是写不出来的，毕竟他还是有自己的创作原则的，所以写不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革命题材的文章，但由于对这个题材不是很熟悉，所以发不出力，写得比较浅，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
后来他自己的写作风格慢慢恢复了，也有所发展，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比年轻的时候也深多了。他二十几岁写的东西和六十几岁写的相比，虽然人物差不多，但内涵的丰富程度是截然不同的。
记者：那您说汪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作欲望特别强，是不是和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有关？
汪朗：有关系的。他的作品可以发表了，得到认可了，那他就可以按照这个路子去走，这是不能否认的。
记者：现在对汪老的主要评价是散文家，似乎比较看重他的散文。但从您的书中写到，汪老经常在家里和你们讨论小说的构思，感觉他很在乎小说的创作。
汪朗：按照文学家的标准其实小说还算是第一位的。他一开始写散文其实应该算是捎带着写的，散文对文字驾驭的能力可能要求得更高一些吧，而小说则比较注重思想的深刻性，结构也很重要。写小说比写散文可能更费劲些，小说可以向国外借鉴的，尤其是结构，写散文则更随意些，但散文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文体。我父亲对中国古代散文的脉络和篇章是很熟悉的，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他自己也很喜欢晚明那些比较闲适的文章，从平淡的叙述中看出人的感情。所以说他散文方面的驾驭能力比较强，可以说他发扬了这种平淡闲适的文风。
梁由之主编的汪曾祺《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
他并不喜欢当时社会上那种文风，比如说杨朔的文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家离学校很近，骑车大概半小时。有课我就听，没课就回家，经常上午上完课，下午就回家了，背背古文、学学外语，也会开着家里的录音机，有一回正好碰上播杨朔的配乐散文，我父亲噌一下就窜过来了说：“关了关了，配乐散文，一大恶俗！”他认为这不是正经东西，但要知道那时这些文章可是教科书里的经典。所以在文学方面他还是很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愿意看那些无病呻吟或有意拔高的文章，觉得那样写很造作，很不自然。
记者：那他平时教你们写作吗？
汪朗：绝对没有。不是说他不教，而是他觉得我这种人教不了。我妈倒老是望子成龙，但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会写东西。所以我父亲也看出了我根本不是这块料，也就不费劲教我了。不过倒是教过我半篇《五柳先生传》，但我只记得“好读书，不求甚解”了。
汪曾祺、汪朗文集：《文人与食事：多年父子成兄弟》
记者：那他还是很在乎“才情”的。
汪朗：对。教教上大学的儿子本来就没什么，结果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也没谁教我啊。”
记者：汪老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老师的，包括闻一多。
汪朗：闻一多和沈从文都比较喜欢他，虽然他和闻一多先生的政见不同，但是作为老师和学生，关系还是很好的。有一次，有个比他低一届的同学热衷于演话剧，觉得自己太忙了，就让我父亲帮他写学习报告，结果后来闻一多和那个同学说，这篇报告比汪曾祺写得好。闻一多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学者。朱自清可能不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总觉得朱自清讲课太一板一眼了，听不听都无所谓。朱自清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到最后我父亲没领到证书，他们的系主任罗成培对他挺好，就推荐他去当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就说：“这个同学我不要，他连我的课都不听怎么当我的助教。”
汪曾祺的画作
记者：汪老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没有那么丰富，但他的创作还是基于生活的，那他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
汪朗：他倒不是一个到哪都要“挖东西”的人，他就是观察能力比较强。他的生活阅历可能的确不是很丰富，不像沈从文当过兵，出生入死过。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的家庭中，上完学就工作。我妈就不是这样了，她出生在一个赤贫之家，她的大伯父是演木偶戏的，收入还好，就把我妈他们接过去了。我的外祖父从小就在药店当学徒，半工半读，后来有了一个比赤脚医生高一点的医士的职位，被发配到一个很偏远的乡村当大夫。我妈也在各地辗转上学，经历还是很丰富的，还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一等奖，解放前还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跟我妈相比，我爸就说自己的生活不够丰富，他就只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不会乱编，这也影响了他创作的内容。
记者：那汪老和黄永玉之前的关系是不是很好，我看您在书中写过。
汪朗：我就把我知道的写了一点。他们两个在上海有过交情，大概是1947、1948年的时候吧。黄永玉先生后来也写过回忆的文章，他说几个人关系都不错，后来一直有联系。我印象中我和我妹妹应该去过一次黄永玉家。我父亲去看黄永玉是不带礼物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写信也不方便，他去黄永玉家次数还挺多。黄永玉倒是没来过我们家，但那时候我们家里挂着他的一幅很大的画作。
黄永玉不知道我的大名，但知道我的小名，他就管我叫“小老虎”。之后大概就是“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写样板戏，黄永玉家里的孩子还很兴奋，问我父亲要戏票。但那时候的戏票不是随便买的，不好弄，黄永玉就有了误会，以为我父亲发达了就不在意老朋友了，可能也疏远了。但两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过节。后来黄永玉参与了北京饭店猫头鹰画的创作，因为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人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被打击得挺惨的。我父亲听说了也特别着急，也很想去看看他。我妈没让他去，毕竟那是政治敏感期，也是自顾不暇，最后也不了了之了。1983年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想让黄永玉画张画，老头就写了封信，黄永玉也回了，让我去取，我没好意思去。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们托人给黄永玉一本我父亲的书画集。这两年黄永玉举办了自己的文学展，我们还都去看了，等散场了才和他见上一面。后来也没怎么联系了，不过他对老头还是很看重的。
谨谢陶越彦对本文的贡献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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