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文学走极端不难，难的是平衡
采访者：高扬
被访者：张欣
和许多广州作家一样，张欣是一位不愿写宏大叙事的小说家。从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张欣的写作经历了中国都市快速发展的40年，但小说却很少涉及许多同辈作家动辄会写到的历史变迁或一些重大事件。恰恰相反，她始终关注的是都市男女情感故事中人性的一面。她笔下的都市男女，既有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困惑，又表现出人性中永恒的幽暗。看似没有历史的厚重感，但却往往折射出尘世中人某种普遍的生活困境。
张欣的新作《黎曼猜想》以数学界最重要的一个难题为书名，借以比喻人类爱恨情仇的“无解”状态。在张欣看来，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人生经历大起大落后，最终的最高境界就是柔软地面对自己，和岁月握手言和。
女性成长快过男性
记者：在这本小说的末尾，你用王国维《浣溪沙·山寺微茫》中的一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作为题记。在书中，这句诗该怎么理解？
张欣：因为越写到后面越觉得，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活得特别明白，其实未必是这样。有很多事情，身在其中而不自觉。所以突然就会有一种悲凉，我们不知道，其实自己可怜的对象就是自己，这是人人没法超越的地方，也是人最悲情的地方。
记者：全书以“恨”为主题，但在故事的最后，女主人公选择接受前夫的邀请，这是一个和解与原谅的象征，也是一个相对乐观的结局，为什么会这么写？在构思时有没有想过“不原谅”的黑色结局？
张欣：当时构思的时候，我希望是一个开放的结局，有多种可能性，并不是说一次交谈就会怎么样，但至少他们开始交谈了。有的人是不愿意原谅，甚至根本不要再见了，其实，所谓原谅有什么难的呢？难就难在不能原谅，包括大家都看过的《海边的曼彻斯特》，也是一个不原谅的故事。特别是性格比较刚烈的人，他不是不原谅别人，而是跟过往不和解，不愿意柔软地面对这个世界。小说不是给人开药方的，也没有标准答案，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度才可能去选择原谅。遭受苦难比较浅显的人可能会永不原谅，但遭遇最深苦难的人反而会觉得一切诚可原谅。
记者：读完小说，感觉生病是一个重要主题，书里几乎每个主要角色都生过一场大病，这是一种有意的写作安排吗？你怎么看生大病之于人生的意义？
张欣：当时没有觉得，后来有读者和朋友反馈有这个特点。确实，几个主要人物都得了大病，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这个时代有个特点就是，有钱人未必快乐，就像阎黎丁的忧郁症，跟这个时代是比较匹配的，并不是人人都很阳光，很健康。身体问题是人的大限，你的岁数、你的病是逃不掉的东西，每个人身上的悲剧性都通过这点表现出来，所以最终就变成好几个角色都生病的局面。
记者：小说里几个女主角，尹大、茂诺曼、武翩翩，都很强势，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人物，而几个主要男性，要么死了，要么是温顺的富二代，要么是沉默的司机，为什么男女角色之间会有这种差异？
张欣：这个时代对女性是比较严苛的，女人要不断地强化自己，所以无形中的成长就会很快，小说里，包括艺殊在内，这几个女性都属于强者，跟强者搭人物关系的时候，如果男的更强，就会不太顺，凸显不出来几个女性的性格。当然，虽然书里的几个男性都比较温情，但还是有理想有魅力的，不能说温和就是没有力量。
90后最没有生活包袱
记者：你的作品多写都市女性，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这个群体的形象有没有大的变化？
张欣：女性的变迁或者说崛起，给了小说家很多的可能性。不像在一个很沉闷的年代，你写女性的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大家会说身边根本没有这样的女人。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女性成长得比较快，而另外一方面又是塌方式的直男癌，各种对女性的不够尊重，包括很多女性本身也是直男癌，习惯了男权视角的生活，所以我只能说，都市女性的进步任重道远，观念的改变是最缓慢的。
记者：你认为自己的小说适合现在的90后、00后读者吗？
张欣：我没有专门做这样的设定，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是给至少有些社会阅历的人看的，但其实读者年龄都比我想象的要低，而且还有往下走的趋势。所以说读者永远都是不缺乏理解力的，包括年轻读者。要是没写好，需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读者的问题。90后、00后的读者是最没有生活包袱的人，有些很复杂的情感，他们接受起来根本没有困难，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小说只能给一类人看。你看村上春树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很喜欢，不会觉得老旧。
记者：《黎曼猜想》这部小说在你的已有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你自己如何评价？
张欣：这部小说的前一部，我写了《狐步杀》，是男性视角，讲谋杀的。再加上下一部刚开了一个头的小说，我想写成一个都市三部曲，就讲我们的时代走到今天，人的内心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怎么去面对。对于《黎曼猜想》，我不会把它拔高，也不会把它降低，它就是一种记录，记录这个时代的人会出现的问题，甚至有些是古老的问题，比如“恨”。很多时候，恨是推动我们向前的动力。我希望把写作落实到人心，用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记录这个时代。
生活跑到作家前面去了
记者：故事的坐标在广州，书中经常出现像珠江新城、兴盛街、白云山等广州人熟悉的地方，广州这个地方对你的写作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欣：首先是没有悬空感。很多人会虚构一个地方，这样别人不会对号入座，避免一些矛盾，但我觉得小说需要有存在感，就像日本小说里的那种现场感，那个地方你是能够找到的，我需要写到自己熟悉的一些地方，觉得很踏实。如果你比较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我对人物的处理还是有地域特点的，比如说阎诚，作为一个老板，他肯定不会是王健林那种人，他有南方商人的特点，不是个性很张扬的人。
广州对我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广东人的缺点是太务实，在广州生活久了，对我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是务实的精神，还有就是化解困难的能力。因为在这里，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所有的人都不会当一回事儿的—亏了就亏了，重新搞呗，还能怎么样呢？不会有那种呼天抢地，好像要了命的那种反应。所以这座城市特别能够化解困难，特别有这种精神。而且我不会写宏大叙事的写作，因为这座城市不给你宏大叙事的可能，像西安，历史感就是很厚重，但在广州不会。
记者：20世纪90年代，广东文学风光过，尤其是女性写作。但这些年来，聊起广东文学，代表是郑小琼这样的打工女诗人。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欣：广东现在比较活跃的作家，也有很多是外地来的，像魏薇、盛可以，她们还是带着江浙或者湖南的那种写作惯性。广东自己的作家，写专栏可能更出色，比如黄爱东西。文学被边缘化，全国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家的选择变多了，像当年那样，一本书就有轰动效应是不太正常的，所以我在这方面不怎么焦虑。同时我觉得，本来作家就是应该在幕后的，传播方式的不同是影响不到你的内容的，内容就是做原创，你不用每时每刻都想着你要站在前台。
有的人把文学拔得太高了，而现在作家都是滞后的，生活永远在我们的前面。不像以前，作家有前瞻性，生活在作家的后面，他可以写很牛逼的事，但现在一问作家，可能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想再像当年那样，不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心的幽暗、焦虑这些主题都是永恒的，不管你有钱没钱，永远都希望文学来缓解你的内心，所以文学是不死的。
记者：你从1978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从那时到现在，对文学写作的理解经历了什么变化？
张欣：当时“文革”一完，各种文学流派突然都出来了，包括意识流、先锋文学之类的，像我这种写实的作家肯定会有点慌张，而且写作曾一度对我来说确实很辛苦，对人是一种煎熬，到最后就不是凭你的才华了，就是凭毅力，变成一种坚持。
像我们这一辈的作家，大家都会觉得，你怎么还在那里写？但我觉得因为个人还是要成长，而且只要能解闷、看着好玩，我就会继续写作，这也是我在广州当作家的一种轻松，我没有那种要改变别人的想法。现在写作变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不会觉得它特别的苦，但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快乐。文学走极端并不难，但平衡是很难的。为什么汪曾祺的小说反复地被大家拿出来当范文读？确实特别地好，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作品里有平稳、淡定和深情。许多作家到后来可能会走进自己的内心，但这不是说对感情会变得冷淡，一个人内心有没有激情，不是由年龄决定的。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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