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港片盛世的风格大片,非《智齿》莫属!

(本文可能涉及剧透)

虽然港片盛世已不再,但香港电影每年仍有一些不容小觑的佳作诞生。郑保瑞的回归之作《智齿》就是今年新生港片中比较亮眼的存在。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用强烈的风格化震撼了一把观众,同时预定了明年金像奖的影帝影后角逐

黑白大片滤镜下的暴力美学质感

改编自《心理罪》作家雷米的同名小说,电影《智齿》将香港的城市建筑与小说犯罪、悬疑的内核进行了本土化的贴合。香港城市的楼宇森林以及霓虹光轨掩映下光怪陆离的“赛博朋克”质感,被黑白的滤镜彻底颠覆成了压抑、沉郁、残酷的旋律

视觉观测到的色彩,同样也会牵动人的嗅觉和味觉。昆汀电影中大量血腥、暴力的镜头通过视觉感官对于受众进行刺激的同时,镜头中展现的鲜血的“红色”以及街景的杂乱颜色也在嗅觉和味觉层面使得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铁锈味”、逼仄与残酷。然而黑白的调色则彻底隔绝了这一层味觉的感应,将电影从冗杂的场景与色彩中解放,仅仅用“黑”与“白”这两个色彩的极点玩转一场信息量爆棚的光影游戏

血、雨水、泥土,统统融入进了暗夜般的黑色之中,只有利刃反射着雪一样的寒光,旋即又被黑夜吞噬,无可遁逃。

与其余犯罪题材电影不同的是,强烈的明暗对比为《智齿》蒙上了一层异次元的漫画质感,宛如弗兰克·米勒的经典之作《罪恶之城》一般,构建出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炼狱”场域,着重放大了感官对于“恐惧”、“残酷”和“绝望”体验的建构,将观众们熟悉的具象化的街景陌生化、符号化,变成了一张张扁平的负片为观众的观影体验进行了一次“升格”,以风格化,放大类型片的独特质感,让电影中只剩下一种纯粹——纯粹的力量、恶以及纯粹的反思

被符号化了的类型电影,处处都是隐喻

郑保瑞镜头下的城市,是被陌生化了的末世,正如英文片名Limbo所云——放置丢弃物的地狱的边界电影中一切都被升格为了符号,并赋予了相应的意义空间,以供观众在观影时联系剧情进行解读和体会,形成“次级在场”。

首先,是被用作片名的“智齿”。作为人的成长之痛以及进化之遗留的代表,智齿的两端一端连接着未来的克制、文明、理性,另一端又剪不断的是人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掠夺、弱肉强食的动物性原始欲望的野性和暴力。在电影的开始,刚刚进入警局,不谙现实残酷的年轻警察任凯还带着一阵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劲,智齿的阵痛已经开始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也隐喻后续一切罪恶逐渐抽丝剥茧浮出水面,以及生活陷入的一片混乱僵局。

接受智齿带来的阵痛,也就意味着需要接受由智齿隐喻的生存的交流、成长的苦楚、功利的异化。于是任凯在破案的历程中目睹了暴力、黑暗、残酷,搭档展哥的失控,配枪丢失的恐惧与无助。稍显正常的他在这个人间炼狱中作为牵扯在“黑色”与“白色”中间的“灰色”,智齿被打断后,任凯终于得以在深渊中洗清罪恶。

丢失的配枪被凶手捡走,成为了“误杀”的始作俑者,但最戏剧化的转折在于,配枪的编号已经被调换,任凯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但是被深深异化的灵魂已经不可逆转,任凯必须要面临的,是已经被功利、罪恶、事故、仇恨浸淫的灵魂。智齿,不仅是成长的阵痛,更是“入世”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次,是电影中的女性。在这个被赛博朋克抽象化了的世界中,社会资源随着武力值的递减而被削弱。这座城市中的女性,客观上,宛如食物链最低端的蝼蚁一般。

她们是凶杀案的主要受害者,被剁掉手,失去身体而成为残次品,她们又是社会的边缘人,只有被卷入凶杀案才能够被代表着“主流视角”的警方注意到——宛如维多利亚时代遥远的雾都长眠在“开膛手杰克”利刃下的冤魂一般。

女性中的代表就是王桃,她生活在阴沟中,却依然可以在监狱中表现良好,在修车店里打工一流。她遭受着来自光与暗夜的警探与罪犯两股暴力的打击——统统来自仇恨,可是她澄澈的眼眸中依然没有一丝被黑暗、仇恨与功利异化了的影子。

她可以忍受暴力的痛楚,她可以接受失去身体的一部分为代价,三次反借压制自己的男性的力量(枪支)逃脱,她可以成为污点证人,也可以在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与压力时大喊出直击灵魂的“我想活”

她是中国银幕上前无古人的女性形象——一朵坚强、灵动的绽放在废墟上的玫瑰,刘雅瑟用极其富有层次感和克制力的演技,演绎出了这种真正的,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女性力量,不负柏林的满堂喝彩与金像“影后”预定。

再者,断肢除了渲染恐惧与暴力的气氛之外,也与被打断的智齿一同隐喻人对于“自我”的暴力。人因为被攻击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身体的部分,渐渐地剥离“主我”,击溃主我与客我的边境线,从断肢的残缺之处,来自外部世界的黑暗、冗杂一步步异化人的主体躯干,走向万劫不复

最后,是“炼狱”中被降格的神的符号。影片中出现了两股宗教文化符号——片头的菩萨像以及凶手崇拜的残缺的圣母。菩萨一改慈眉善目,在镜头下和黑白的滤镜中尽显cult片质感的诡异,并“降格”到了与人身为平齐的高度,在暴雨的冲刷下,尽显信仰迷失的蹉跎感,恐惧又破碎。

而凶手所信奉的圣母,也隐喻了外来的宗教对于本土的冲击,展现了这篇土地所处面临的文化冲击的现实。宗教之“向善”与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暴力与杀戮形成对比,尽显讽刺。

剥离了风格化,《智齿》还剩下了什么?

淋漓尽致的艺术符号与风格化滤镜的B面,自然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质疑。客观来讲,电影《智齿》对于文本的消化确实没有达到完美之境。强烈的风格化以及写意将主题冲淡,对于边缘群体的刻画,“入世”的绝望以及世事冷漠皆有提及,却都没有点透,经历了漫长的蒙太奇之后,观众仍然处在“谜语人”的囹圄里,对着无法达成的“因果报应”绝望地噫吁嚱。

其次,除王桃之外的多数角色仍然扁平,尤其是凶手的犯罪动机并没有被阐明,其形象除了“变态”之外,并没有其余的意义,导致影片的叙事空间无法继续拓展,影片最后的“误杀”片段仍有为戏剧冲突而作之嫌,剧本细节的缺乏打磨,导致了故事缺乏说服力,使得一流的演员、美术和摄影之外唯独剩下了三流的剧本。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智齿》的上映以及郑保瑞风格的回归依然为日渐显现疲态的港片注射了一阵强心剂。看遍了套路化,不痛不痒的隔靴搔痒以及合家欢之后,《智齿》的酣畅淋漓、诚意满满以及极致的光影艺术,依然可以展现出那段生猛、酣畅淋漓的港片时代存在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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