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原 | 天上掉下个亲大姐
天上掉下个亲大姐
文|滕原
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大姐不是我父母亲生的，是意外得来的。外来的大姐是怎么到我们家而最终成了我们的大姐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在大姐上面，母亲曾有过几个孩子，可惜都未存活，要么流产，要么早夭，这对父母打击很大，十分迷信的母亲曾怀疑是老天对自己的惩罚。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也夭折了，令母亲更是痛苦不堪，伤心欲绝，父亲对此忧心忡忡。我娘（伯母）想给母亲抱养一个孩子“压压邪”，恰在这时，近门的六娘有一个已半岁女孩，因家庭矛盾被寄养在亲戚家，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娘对六娘说：“三姐（娘和六娘为亲姐妹，同时嫁给滕家堂兄弟），你看高姑娘（指我母亲）生的孩子老不成，先把你的小闺女（上面有一兄一姐）抱给她喂着，省得把奶水憋回去，等有合适的孩子了，你再抱回去。”
就这样，六娘的小闺女来到了母亲的身边——这就是我们后来的大姐。
大姐的到来，使母亲失去的母爱又回来了，仿佛是自己的孩子失而复得，对大姐爱不释手，宠爱有加。母亲精神有了寄托，父亲也宽心不少。
母亲亲自给大姐哺乳，后来奶水不够了，就嚼了面条等喂她。等长到1岁多的时候，眼见大姐越发机灵可爱，大姐的亲奶奶不干了，要把大姐要回去，父母心头虽千般不舍万般不愿，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姐被抱走。不料，大姐被要回去后，却自己又跑了回来，缠着母亲不放，而不认那边的亲爹娘。反复多次，大姐的亲属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大姐最终成为我们家中一员，成为了我们的大姐。
父母对大姐视如己出，并犹过之而无不及。或许是在他们悲伤之余，大姐带给了他们莫大的慰藉，带给他们多多的快乐；更可能是，认为大姐不是自己亲生的，就要待她更好，一来怕别人说闲话；二来对她更好，大姐才不会再回到她亲父母身边。总之，父母对大姐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反而对后来亲生的子女却严厉有加。
大姐在父母的万般呵护关爱下逐渐长大。
也许是大姐的到来，给家庭带来了好运，母亲以后又陆续生了二姐、我和弟弟，都不仅存活而且健康长大，而且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更多欢乐。
大姐从小就很懂事，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就站在凳子或砖块上，帮助母亲做饭，还帮助母亲带二姐（二姐就是大姐和母亲一手带大的）。再大一些，还能帮家里干活了。
大姐不仅懂事，学习也好，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离家七八里远的公社高中，那时，学校生活还很艰苦，大姐每周末都走回家，再从家里带些干粮回到学校吃，学习也很刻苦，于1975年毕业。大姐是我家的第一高中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学习的榜样。
那个年代，正值WG，还没有恢复高考，上大学、当兵、招工都要靠推荐。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大队干部，虽然推荐了好多人从而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却不肯“徇私”推荐大姐，大姐不得不回乡务农了。
大姐回乡后，当了几年农村技术员，仍心有不甘，时常埋怨不近人情的父亲，和父亲怄气，以不吃饭来对抗，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终于，机会来了。那时，正是城市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时常要从农村招收大批男女青年充实到工厂里去。大姐的亲大舅是邓县酒厂抓工业的副厂长，心有愧疚的父亲求他帮大姐找一个“差事”，他答应了，大姐最终成为家里的第一个、令人称羡的“吃商品粮”的人。
大姐刚到工厂，是从最底层干起的，她要从小山一样的煤堆里，把还没烧透的煤块拣出来，再循环利用。从早干到晚，又脏又累，但她从不叫苦。
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高考恢复了，大姐和当时的许多学子们一样，也希望能通过考上大学而改变命运，重新拾起丢了几年的课本，在工作之余，苦读起来，甚至到高中旁听。也许是工作太苦太累，精力不济；也许是课本丢的时间较长；最大的原因是她们在校园里根本就没学到对高考有用的知识（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在她们读初高中的时期，正是斗私批修正盛的时候，我翻了翻她们当时的课本，基本上都是电工、种植、养殖知识，多用于培养生活、生产技能，而不适合高考），大姐最终放弃了她的理想，令她后悔大半生。
大姐虽然放弃了高考，却对弟妹们大力支持，寄予厚望。虽然她工资不高，还要上缴养家，对弟妹的要求，却无条件满足。
二姐是家里的第二个高中生——新野县一中学生。大姐尽可能对她学习上提供最大的帮助，当二姐在高三患了甲状腺瘤时，又是大姐给联系了好医院，找了好医生，给她做了手术。二姐第一次高考只差几分，因病放弃了复读，大姐又帮她联系到邓县城里一家幼儿园当老师……
大姐对两个弟弟帮助更大。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高中生，和二姐一起在新野县一中就读，她比我高两届。当时是八十年代初，已经分产到户，父亲长期担任大队干部，农活不精，而母亲干活又慢，庄稼除少量农家肥外，无化肥可上，种子也不好，我家的庄稼长势很差，产量很低，也没有其它经济收入；大姐虽说上班了，工资低，又得养家，父母不肯难为她，所以，供一个高中生都难，何况是两个呢？！二姐已是高三，马上要面临高考了，而我只是高一，还有三年时间，我想：我应该做出牺牲。于是，我的灾难厄运降临了。
整个高一，每天早晚饭，我只能吃一个四两馒头（比现在的二两馒头稍大点儿），喝一碗白面汤；中午只喝一碗稀面条，从未吃过一次菜，从不敢多吃（学校只收麦子，一个月30斤，父亲把收获的和借来的麦子，用架子车从百里之外的老家拉到学校上交做我俩的伙食。）
每一学期，父母除了给我交学费的25元，只能额外给我机动可用的5角到1元，用于乘车2角钱，再买点学习用品，这一学期，我身无分文，经常饿得头晕眼花，还不得不多次从县城走着回家……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我患上灾荒年代才有的浮肿病，两条腿从脚尖一直红肿到膝盖下面，钻心地痛，两脚还不敢着地，多亏新野县中医院的一位医生开个偏方给我治好了。
到了高三，一开学，我就病倒了——反复感冒，断断续续三四个月，脑袋整天昏沉沉的，浑身无力，我一直咬牙坚持。临近高考1个月前，学校组织我们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应征空军飞行员，体检发现我患上了心脏病，得知结果的一位老师说：“就这身体，今年考得再好也无用！”这一下子把我彻底击懵了：既然考得再好也不被录取，那我还考什么劲呢？但我心有不甘：辛辛苦苦学了三年，岂不白学了？总得证明一下吧。于是，我决定参加第一天的语文和化学的考试（稍后得知我考的成绩非常好），然后就放弃，回家。
回到家，父亲本来对二姐放弃复读考大学，已非常失望、生气，这次得知我没考完，声色俱厉、喋喋不休地呵斥我。本来，我的心已冰冷到极点，再也承受不住，就与他顶撞起来：“以后的事，不用你管！”这一下子把脾气暴躁的父亲给气倒了，当时就嘴歪眼斜——中风了。大姐得知消息后，急忙把父亲接到邓县城里，找了最有名的医生，把父亲治好了。
就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大姐决定把我接到她身边，边治病边上学。
到了邓县，大姐带我到医院看病，给我买药，给我配眼镜，给我买皮靴和衣服，而她自己却没见添什么新衣服。而后，她又四处奔波，给我联系就读学校——邓县一中，想方设法关心我，开导我。大姐夫一家人对我也都很好，使我冰冷的心一点一点，慢慢地暖和起来，使我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我坚持服了半年多药，心脏病才慢慢痊愈，身体和心情也都慢慢恢复了。
等到快要高考的一月前，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抑或是学习紧张，活动过少，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两条腿又肿又痛，我不得不把两腿浸在冷水里止痛。大姐赶紧带我到医院去看病，做了检查，给开了好些药，吃了也不管用。我说：“大姐，别花那冤枉钱了，还是用老办法吧。”大姐抱着一两岁的小外甥，到菜地挖了好多马齿苋，然后和皮硝混合捣成糊状，涂糊在我双腿上，终于在高考前夕，我浮肿的腿才逐渐好了。
高考考完了，又等填报完志愿后，我就回老家，帮父母干活，然后等通知。
8月12日，大姐和大姐夫回来告诉我，高考分数出来了，我的分数已超过本科线好多分；却又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我所报考的提前录取的院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通知我于8月8日至9日到郑州体检。由于大姐忙于上班、带孩子等，没顾上到学校去，等她8月12日去看榜单时，才得知我已错过了体检时间。我失去了去心仪的大学就读的机会，但我不怪大姐，因为她已为我付出的太多。
漫长地等待，最终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位于省城的河南医科大学录取了。
等到入学报到的时候，大姐找到从邓县发往郑州的长途客气司机，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把我平安地送到学校。
在大学期间，大姐经常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生活，还时不时给我寄过生活费。有时，知道家里没钱寄，我就直接向大姐要，她从未推脱过。
等大五临近毕业的半年前，大姐又托人又花钱，想把我安排在南阳中心医院，但最终我辜负了大姐的好意，自己选择单位，被分配到洛阳一家研究所医院上班了。
弟弟是我家最小的一个，是我家的第四个高中生。也是大姐给他联系上了高中，后又把他带到邓县上学，从各个方面关心他，照顾他。
等弟弟考上大学时，已经开始交学杂费了——要交4000多元。父亲对我说：“你和你大姐各出一半。”当时我刚上班也没几年，每月工资100多块钱，也没存下多少钱，还等着结婚，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准备给弟弟打钱。谁知过了不久，父亲电话中告诉我：“不用你出钱了，你大姐全出了。”
……
在我的眼中，大姐不仅对弟妹好，而且对长辈也很孝顺。每次回老家，她都带着礼物去看望与我家近在咫尺的亲父母，还去探望其他长辈。但我觉得，她对我们父母——也就是她的养父母，更亲一些。
长姐如母。大事小事，父母都和她商量，征求她的意见。她也帮助家里解决各种问题。
在我的眼中，大姐是一个热心善良、爱管且能管“闲事儿” 的人。
有一次，她的工作区来了一个的郭姓男青年，发现他总是郁郁寡欢，埋头干活。在一次聊天中，得知他是高考落榜生，家里条件不好，已打算放弃复读，准备四处打工挣钱。大姐一次次劝他不要放弃……在大姐的耐心劝导下，他终于下决心再拼一拼，最终被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录取，毕业后被定向到南阳油田一所学校当老师，后来当了校长，他几乎每年都怀着感恩的心回来看望大姐。
还有一次，在邓县师范读书的我小学时的女同学，突然找到了大姐，说她弟弟在邓县因打架犯事了，请求大姐帮忙。大姐二话不说，通过熟人关系，很快把她弟弟的事情解决了。
有一天，大姐路过铁路边，发现一个小男孩在附近盘桓，连忙上前地询问，男孩最终告诉她，是瞒着父母偷跑出来的……大姐千方百计地问清楚了他家的住址，千方百计地联系上他的远在南召云阳、正为孩子不知所踪而焦头烂额的父母。真是无巧不成书，等孩子的父母急忙赶过来时，大姐才知道这男孩竟是从没见过面的远房侄子。
……
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
在我的眼中，大姐不仅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也是大姐夫一家的顶梁柱，大小事都要她操心，她当时是化肥厂的会计，与领导同事都相处融洽，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仅工作努力，还会做生意，凭着自己的悟性和韧劲，做成了几桩不大不小的生意。在她的努力下，她一家买了地皮，盖起来三层楼房，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大姐还经常教我们如何接人待物，与人为善，应该放开眼界。
总之，在我的眼里，好像没有她办不成的事儿。
等我们一个个都上了班，安顿下来，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大姐却遭受了人生的重大波折——在她四十出头，正年富力强时，下岗了；之前，大姐夫已经病退，现在，原单位也不复存在，实际上也下岗了。全都没有了收入，外甥还小，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沉入了深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未问过，大姐也从未提起过：她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失落，后来是怎么熬过来了的，是如何支撑这个家的……我只知道，她在我们面前，从未抱怨过，一直是积极乐观，一步步地艰难的、想方设法的艰难生活下去。
最开始，大姐在她家三楼养蛋鸡，靠卖鸡产的蛋赚钱养家。有一次，我到大姐家，帮助她饲养了几天鸡，切实体会到劳累艰难。每天，要把鸡饲料分两到三顿撒在鸡槽里；每天，由一楼院子的自建井中，把水抽上来，再把三四桶水提到三楼，倒在水槽中；每天，都要把鸡粪清理干净，提到楼下，再拉到外面倒掉……
冬天还好一点，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夏天，难闻的鸡粪味特别冲。她家的周围全是楼房，其他人家肯定会有意见。养了一段时间，她决定到农村老家去养。正好，她亲哥哥一家搬到镇上去住，留下的老屋空着，征得他的同意后，便在老屋养了上千只蛋鸡。当时，父母虽然年迈，但身体还行，时常帮着她招呼着。还好，大姐养的鸡所下的蛋，个大，味道好，价格公道，老少无欺，经常是供不应求，引得村上的一些人也跟着学饲养蛋鸡。由于开始没经验，经常出问题，来请教大姐，大姐都会毫不保留地无偿地传授经验，也不怕别人学会了，和她竞争。再后来，由于老屋面积太小，大姐又在镇上租来大一些场地养鸡。一直销路不错，但是就是规模太小，想要靠这发家致富是妄想，照大姐的话说：就混个肚子饱。
养了好多年蛋鸡后，随着鸡饲料的不断上涨，而鸡蛋价格却不断下降，大姐不得不全部卖掉蛋鸡，退掉租地，到南方打工。开始，先在二姐开的小饭店帮忙，后来租店卖饭。别人是卖一顿或两顿，而她坚持起早贪黑，卖早中晚三顿饭，就为了多挣些钱。其实，靠这小打小闹，也挣不来大钱的。
大姐看别人开客车挺挣钱的，也曾租了一辆客车拉客，她们自己不会开，雇了一个司机开，还没挣了多少钱，就出事了——客车把人撞伤了。大姐把伤者送到医院治病，又花了好些钱。由于客车拉客风险不小，大姐只好放弃。
作为弟弟，我也想在我工作的城市，给大姐找一个工作。活儿好找，但能找到合适、体面的工作，就难了。努力了好几次，最后只得作罢。
自从大姐下岗以后，我就感觉她，办事越来越不行了——好多看似能办的事儿，都没办成。但是，她热心助人、爱揽事的性格一点儿也没变。邓县某男，因其当记者的亲属曾为大姐帮忙安排一名大学毕业生留在南阳工作，他想在广东开工厂，但缺少资金而向大姐借钱，大姐二话不说，就凑了几万块给他。等大姐急需用钱而问他要钱时，他总是推三阻四。
大姐快到五十岁的时候，听说国家有新政策：只有交万把块钱的养老金，等到50岁，就可领退休金了。可是，这万把块钱，她也拿不出来。于是，她来到广东，堵住该男，要求还钱。他被逼得没法，只给了她一、两千块钱(至今仍有15000元未还），再也不理睬她。大姐觉得万念俱灭，哽咽着给我打电话。我说：“姐，要不来钱，算了，回来吧，我们想办法。”大姐回到邓县，我和弟弟一起凑钱，把大姐的养老金给交上了。事后，大姐亲口对我说：“听了你的电话，你不知道，我心里多温暖，多感动！”我说：“这么多年，你为我们付出那么多，这算什么？！” 二姐，长年在广东开饭馆，我和弟弟都在外地上班，离家远，大姐只要在家，就经常回老家照看年迈的父母；即使远在外地打工，也经常给父母打电话，问寒问暖，还总怪我们给父母打电话少。
在母亲和父亲临终前，大姐都能赶回来，给二老送终，哭得声嘶力竭，死去活来。
大姐虽然尽力扶持两个弟弟，让我们得以考入大学，但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教育不算成功——他们只是初中毕业。然而，也把他们培养成实诚、孝顺、自食其力的人。特别是大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晓星，因从小由我父母抚养，十分宠爱她，长到6岁时，才送到大姐身边，但晓星对她外公外婆感情特别深，她曾辞了南方的工作，带着1岁多的幼子，回到她外公外婆身边，代替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照顾他们大半年；还给她外公买了微型播放机听戏，买了手机好互相联系，这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想到没做到的，而她却做到了，并且都能及时赶回来送他们最后一程，当时都哭得伤心欲绝。
这几年，随着大姐和大姐夫都已退休，因及时缴纳养老金，每月都能领到一两千元的退休金，日子有了好转。儿女都渐渐成家立业，大姐的日子慢慢好过一些，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大姐已是将近六十的老太太，还不停地在外闯荡，在南阳火车站食堂做厨师，去到苏州做保姆……
从未停止奋斗的大姐，为小家奔忙的大姐，时刻关心着我们的大姐，总是让我们感动。
这就是大姐——从未把自己当外人，而我们和大姐也没有生疏感，从没把她当外人，我们和大姐之间甚至比我们同胞之间更觉亲密。如果不说，很多外人还不知道我们不是亲姊妹呢。
大姐和我们这一家人，亲密无间，相亲相爱，完全融合在一起。我不知道，世间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家：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不是同胞，胜似同胞。
我常常在幻想着：如果有上天，肯定是上天打盹了，把大姐错生在别人家，还好，又纠正过来——最终成了我们一家人。如果有来生，希望大姐还和我们成一家人：做父母的亲女儿，做我们的亲大姐。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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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滕原，原名滕桥堂，原籍河南南阳，现工作生活在洛阳。自幼酷爱阅读，喜爱文学，擅长写作，内心深处一直有着一个“文学梦”，希望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