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帝的本体属性中探求终极哲学的理论边界
作为现象层面的纯个体追求，哲学理论创新必须在内容上以更多考虑清楚整个外部文明环境为前提，然后就可能用终极归纳发现其中的整体一致性。这样再对比中西方哲学史，便不难发现，在“用终极归纳发现其中的整体一致性”方面，中华文明用“道”概念认知终极归纳出有整体一致性意味的道本儒末的思想体系，而西方基督教文明，明明基于政治与宗教共同的权威用上帝概念终极归纳了有整体一致性的思想体系，结果他们却放弃享受把上帝确立为类似道一样的哲学本体概念的学术便利，转而却四处开花地探求到诸多与实体和理念相关的不能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本体概念。透过“道”在类似本体论的《道德经》概念体系当中动静结合的随心所欲，不难对比发现，西方哲学的那些本体概念则尽显不明确的互补性——比如唯物与唯心本体论就显然互补于心物一元论，依据这样的宏观视角便不难常识化发现，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彼此都相对静止和孤立于盲目的以偏概全中，这样的西方哲学，不可能不整体迷失于本体概念广泛冲突后的不知所云。如果我们把西方哲学中这种过于活跃的本体认知现象看成是与静止于极端权威地位的上帝认知进行下意识的互补，那么西方哲学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原因显然都与他们选择性放弃上帝概念的本体属性直接相关——西方文明不具备印第安文化和非洲土著文化的静止空间环境。再者，因为道文化的知行合一理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中华文明能以举世唯一连贯的单一主流文明体整体和谐存续至今，而西方基督教文明明明是后发文明，缺乏类似中华文明的连贯性，所以在看到我判定他们复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一个曾经殖民自身并早已死亡的奴隶制民主文明之后，希望大家在感知到今天的基督教文明仍尽显奴隶制文明的基本特征的同时，能进一步感知到，正因为他们基于宗教哲学的终极归纳相对于我们中华文明基于世俗哲学的终极归纳有本质上的不足，所以我们能凭借相对客观的本体论而活在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世俗伦理环境中，而他们则只能先天分裂地继续活在死灰复燃的奴隶制民主环境所隐含的宗教伦理中，差别只在于旧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多神宗教，而今仍劝喻世人甘心为上帝奴的基督教是效率更高的一神宗教而已。一边享受举世水平最高的现代政治民主，一边在现世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中仍甘当上帝的奴隶，盲目希求来生的宽恕，这就是西方人的先天分裂性，源自不能摆脱宗教伦理的宿命。于是问题产生了，上帝概念明明与“道”概念一样对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进行了终极归纳，为什么在结果处却同途殊归呢？那是因为“道”概念虽然秉持“道生万物”，但其中的“道法自然”理念尽显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客观性，而上帝创世论虽然也有类似“道”概念认知的主客观一致性，却因为上帝创世论使人与自然形成的是平行存在，从而使西方文明无法形成基于人神平等意识的有天下大同理念的现世终极和谐理想，因为他们的本体认知中缺乏类似中华文明“道生万物”和“天人合一”这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理念。人神平等和人必须绝对依赖和顺从上帝，这些都是与终极哲学相关的终极价值观命题，横向比较之下，不难常识化发现，西方哲学思想当中的人道的和人本的思想相对严重先天不足，所以尽显空中楼阁的虚伪与虚幻，既然做不到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时刻注重知行合一性指导原则，在颠倒是非的语言学转向中卖弄专业性无知就成为必然，于是这种哲学背景下的政治更擅长制造人道灾难，也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这样的西方文明一定缺乏类似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如此则不难常识化发现终极哲学的必然诞生方向。既然正确“终极归纳”的“整体一致性”具备建构终极哲学和终极价值观的可能性，那么具有学术权威背景的不正确终极归纳当然也就容易因为盲目迷信和盲从而彻底葬送建构终极哲学和终极价值观的任何可能性。这样便不难常识化理解，在现世甘心为奴，转而盲目追求来生与来世上天堂享受终极和谐的西方人，只能在现世选择继续盲从有上帝代言人角色的西方政治。这样的基督教文明，因为已经用宗教的虔诚自我封闭和自我放弃了终极意义的自圆其说追求，所以根本无望于用现世理论创新实现现实人生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和谐的主动建构，所以不难常识化理解，这样的西方哲学界，根本不敢承认上帝是世界的本体，因为首先根本不可能说服自己，所以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只能利用民众的盲目与盲从以历史沿袭的权威性进行自欺欺人的愚民，所以透过这种专业性的自欺欺人，不难常识化发现，人类在自欺欺人方面也具有无可逃避的整体一致性。希望现在您已经能够常识化理解中西方哲学之间难于沟通的真正文明内因了，然后透过西方哲学界至今仍选择性排斥和拒绝接受中国传统哲学理念这一基本事实进一步意识到，一方面是中国近现代哲学未能正确坚守“中体西用”的哲学研究宗旨，所以导致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只能集体沦落于不知所措的功利境界；另一方面是西方哲学早期理论创新只能转求其他替代性本体以弥补基督教神学的本体论缺陷，无奈先天狭隘的政治高压一直存在，所以在追求彻底消灭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西方文明不可能自主找到任何有终极意味的本体，于是只能继续整体顾此失彼于一贯的南辕北辙，所以西方哲学只能在启动若干次艰难的转向之后，通过与中华文明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实践转向为中国哲学的终极创新提供终极机缘。当然，常识化的哲学视角同样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启动了实践转向，但他只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预见了政治消亡的必然性，所以坦陈自己未能就实践转向路径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马克思在本体论方面有创新，却并未提供任何有终极意味的本体概念，所以仅一般性纠缠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争辩，无法对唯心主义哲学构成任何实质的杀伤力，所以接力于实践转向的中国哲学一旦发力于曾经朦胧的整体一致性，西方哲学将彻底丧失自主实现哲学终极转向的时机，因为以双重本体论主导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已经以基础概念的常识化解读建构起整体一致性框架，剩下的，就只是对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命题的标准化解读了。本书就是以提要形式对整个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进行最后的统合。基于同样有愚民需求，中国传统政治一直束手无策于天人合一理念的人神平等观，只能把上帝的牌位放在中央政权机关的角落当配角。相对而言，西方文明则因政治与宗教作为两股力量一直紧密勾结于意识形态控制上的相得益彰，所以在一贯的教育垄断环境下，作为第三方的哲学理论创新就找不到自己的立场，因为同等情况下，中国传统哲学是调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第三方力量，而宗教势力则是可有可无的第四方，但西方文明的宗教势力变成了介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键第三方，所以哲学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第四方，所以这样的西方哲学在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挤压下，注定因缺乏基层民众立场而必然陷入方向感缺失的两难境地。正因为有这样不易察觉的学术立场存在，所以西方文明才能把奴隶制民主演绎成今天的资产阶级主导并向普通民众适度放开的现代民主，因为本质上的冷酷和虚伪依旧，所以透过任何选举的狂欢现象，其实都不难看出人类集体性自欺欺人的蠢，一贯有爱民如子情怀的中国特色政治环境不可能接受并自主演绎这种自欺欺人的政治模式。在实现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之前，人类的所有存在都呈现集体性的蠢的状态，比如老师和家长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打满分，所以基于终极可知论的常识化视角，其实不难常识化理解，有主观能动性的世人虽然暂时普遍活在思想相互隔阂状态，因为彼此均暂时不能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自律，所以只暂时能整体呈现打着互利为名的隐性互害之实，但只要大家都能如我一样用常识化视角发现这种集体性的蠢的原因尽在中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差异中，然后基于互译的常识化解读建立起可终极自圆其说的认知体系，那么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在常识化视角之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概念，但有清晰的“理”概念体系，并直接附属于“道”概念体系，反观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大概建立在伟大的柏拉图建构了逻辑学之后，但相对于“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道”本体之间明确的附属关系，柏拉图以理念为本体，但逻辑的定义从来不清，逻辑与理念之间的关系亦从不明晰，所以这样的哲学理论体系想实现一统天下的自圆其说，当然根本不可能。好在经过这样的分析，让我看到了逻辑和理念的异名同出性当中有一致性的本体属性，于是当我进一步意识到，这样的理念与逻辑就同理一样，具有附属于道的二级本体属性，于是我的双重本体论灵感就此诞生，然后才有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遍览西方哲学史之后你会发现，当南辕北辙的西方哲学在康德建构了最后一个有本体意味的“物自体”概念后，就通过语言学转向这种无望的认识论转向开始自诩高明地选择性排斥自己在本体论上的根本无知，因为他们只懂“脱离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不懂缺乏本体论指导的认识论从来都是无头苍蝇一样，极端缺乏的就是对终极理性寻求所必须的方向感。这样的西方哲学，当然只能坐等在中华文明内部极必反地诞生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的反哺，因为终极常识化解读物极必反理念，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新所必须的最后一个关键概念。在哲学世界当中这一切不能自圆其说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显然只有用常识化视角才能终极挖掘清楚，而哲学常识化转向所提供的终极结论，是世人原来都像西方哲学界一样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的直观性，从而导致集体性基于经验哲学而选择性排斥类似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超辩证思维的终极预见能力，因为他们不懂形式逻辑的本质是辩证的直观和直观的辩证，因为他们不懂借以展示形式逻辑的语言、文字和符号都像“强名曰道”一样，是强名而来，而这个强名机制的产生过程，就是有了自我意识的原始人，在用主观能动性反复提升群体性意会式交流方式后，基于普遍的共识而建立的借假名真的符号系统，直到通过反复升级，最后才变成今天的语言文字系统。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前通过老子的“强名曰道”就已然实现了朦胧的哲学的语言转向，但西方哲学在近现代开启的哲学语言转向却一直在回避进行类似的语言转向，因为他们实际要回避的，只是创世的上帝在人之初向泥人鼻孔吹气以赋予人意识的荒谬。这一点，可以从世人不觉得动物有意识方面得到反证。比较而言，相对于老子朦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不自觉的语言转向，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不过是参照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使之终极明晰化而已，所以我的哲学思考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从不刻意引用太多哲学专业资料，因为那样会让人迷失于专业性的渊博，而我所进行的可能的终极哲学理论创新，则自我感觉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有偶得之”的先在性意味，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不是我的思想，只是我对人类一切思想基于整体一致性标准的终极整合而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终极可复制性打破人类的一切沟通壁垒，从而实现人际伦理的终极和谐。
（本文节选自《哲学常识化转向思想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