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清理思想洁癖的重要性（约6000字）

旧时作品二、由西方中世纪宗教权利与世俗权利分权

所展开的政治联想

公元5世纪，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提出“双剑说”：上帝赐给人类两把统治之剑，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利，由上帝交给皇帝执掌。

在此理论下，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中，教会与国家，教权与君权，教皇与皇帝互相扶持携手并进，共同打造了禁锢人们身心的双重锁链。宗教管理权侧重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世俗管理权侧重的是人的物质生活。

这说明西方社会一直懂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的道理，看来小平同志的两手抓理论是有历史依据的。这当然是个政治玩笑，但其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从共性角度上看，都是管理社会的需要。从差异性的角度上看，同为君权神授，西方中世纪在操作上一直纠葛于政权与教权的主导地位，而传统中国政治仅用一句“奉天承运”就可以糊弄过去，没给宗教任何干政的机会。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西方人的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是“天然”分裂的，相对于传统文化治下的中国人，他们明显缺失宗教选择自由所代表的精神自由。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先进性。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是多宗教信仰共存的，只是在近代，由于理学的畸形发展，才导致中国人的思想被禁锢至僵化的程度，但宗教自由依旧。这样的文明形态里，把趋向保守的责任全归于儒家思想是荒诞不经的，是不懂文明局限为何的表现。

文明在不得终极化之前，从来是不进则退的。因为中华文明先天具备整体性优势，所以文明激变的内外部条件相对其他文明更苛刻，甚至苛刻到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近现代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社会，是唯物与唯心哲学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者，追求的是人生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成为人”的绝对统一­，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都由一党专政——既管物质文明建设，又管精神文明建设——这样才能在弥合人类的先天分裂之后，顺利过渡进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论证出，现在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暂时没能力消灭阶级，所以只能实行一党专政，同样因为多党制代表着族群分裂。我们中华民族从来追求融合，鄙视的就是分裂的粗鄙。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上看，一党专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可以做到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最高，可惜至今一直被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西方文明所不屑，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无法在西方安身立命了，因为他彻底颠覆了人家的政治传统，触动了人家的根本利益。

反之，一党专政应该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推广共产主义理想——反封建、反迷信、信奉无神论。可实际呢？该搞的我们都尝试过了，结果还是放开了。为什么？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的物质文明水平不高，精神文明当然就上不去。那就放开，先搞物质文明，所以我们对民间宗教信仰放开了。但党内并没放开呀，为什么有一些党的干部大搞封建迷信？这说明什么？需要反思不？反思后需要做点什么不？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现实情况是经济上我们提高了，而且步子很大，可政治上如何配套呀？改革呗！谁都知道政治改革是必需的，可往哪个方向改呀？权贵阶层是否存在呀？中产阶级陷阱是不是要避免呀？选择性执法如何避免呀？人民是否真的当家做主了？社会主义的优越该如何体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怎么去依靠？怎么来相信？发动呗！

（2012.11.3）

哲学与政治

旧文中，我反问了大量自己当时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政治，在其他同事那儿大多不值一提，但于我却是要命的。由此可见，我在那样的环境中遍寻答案不着所带来的应该是怎样的孤独、寂寞、冷……

用哲学深入感知政治

为什么政治问题于我是要命地重要，而同样身在其中的同事们却视而不见呢？那是因为他们都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只能活在惯性的苟且中，而我是敏感的，是过早产生了朦胧的理性自觉的，或者说犟。

我所追求的政治和谐，是组织上能提供且本该提供的，因为历史上真的曾经提供过，那就是在历史上表现于执政之前的砥砺。在执政之后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党给了答案，但我并不满足，所以只能自己寻找。

通过自学哲学让我对此不再困惑，因为新时代党的角色变了，因为革命的战场变了，因为明确的敌人在在国内已经不见了，国外的强敌是当时的我们力所不逮的。未来的革命如何才能搞好？有太多理论与现实的尴尬等待党去自谋出路。

最要命的是，由于经验的缺失，对隐性敌人的理论研究既不及时，更不到位，于是只能在错位的对敌斗争中尴尬了自己。比如带领群众闹革命的领导者自己变成了官僚之后，根本不知如何才能当好新制度形式的下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官僚；比如如何才能正确摆布与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比如如何才能彻底摆脱国际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封锁与排挤……

如此不胜枚举的问题，在实现哲学自觉的我来看，不过都是些旧有或新生的文明局限，而解决这类局限的根本只在于哲学常识化基础上的普及化，这需要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与创新——一切依然只能靠我们自己，依然如国际歌所唱的一致。

在文明局限之下，社会主义政治真有敌人吗？我认为没有，真正敌对的只是一种势力，因为人都是善恶兼具的，我们的敌人从来是我们自己无知的集合，而国际敌对势力虽然是由人构成的，但他们也与我们一样，是文明局限的受害者。

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他们只与我们有不同的集体利益冲突，从没有个体利益冲突——我们信奉集体主义优先，他们信奉个人主义优先——如果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我们彼此都会施以援手。

这就是人类的先天思想分裂对现代政治的绝对影响，政治分歧只是人类整体认识能力不足的表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对抗中保持对话，是各自说理机制不相上下所形成的政治均势，需要在切近的未来一决高下。

我对社会主义政治有信心，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具备自我革命能力，而资本主义政治没有。

没人有资格审判历史

我党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在治党治国的（哲学）理论与实践上获得了双重突破，但纠正政治错误的代价巨大，这让许多有思想与道德洁癖的人十分难以接受。

我很同情这些人，因为他们明显不能正确领会天地不仁的思想境界。达不到这种境界，就不能正确理解文明于人和人的社会的一贯局限，然后就会基于感性而选择性忽略人类文明进步从来都是建立在巨大代价之上这一基本事实。

这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原来那些思想洁癖与道德洁癖都是无谓的，于文明的进步是消极牵制力量。所以，我必须以一个自学哲学的白丁身份表明我所认为的正确历史观——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对任何历史问题，进行任何的道德审判，因为你没有资格，因为你是尚未正确认知并自主克服文明局限的。

所以，哪怕是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哪怕是对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都不能进行过渡的道德审判，因为那是历史，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政治无道德”，更因为人类文明从来就是在局限中艰难突围的，错误是我们必须支付的成本。

哀叹于必然支付的成本，是无知，是保守，是软弱与怯懦触发的思想暴力，当戒！

这样的视角源于哲学常识化基础上的普及化追求，而这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当文明进步的巨大代价与成本付出之后，体现于哲学的文明主体自觉意识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先天思想分裂——人类文明或者局部文明在每次巨大的灾难过后都获得了进步与提升，但总能在提升后迅速走向一定程度的退化，直至最终导致新的忍无可忍，然后再次引发无法调和的战争。

这样的旧文明发展格局虽然残酷到近似无望，但我在其中看到的却是世界整体文明一直有大融合的趋势，比如各大帝国的依次登场次序，比如一直隐约可见的东西方文明的贸易互动等。尤其在近代形成的全球统一市场，更是为文明的终极融合创造了最基本的客观条件，而主观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内部诞生——马克思主义。

前面说了，马克思主义彻底动了资产阶级的奶酪，所以被彻底驱逐出境了。世界文明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格局后，孰优孰劣？什么才是鉴别真伪文明的关键因素呢？我看到的是，只要谁能随时打破人类旧有的文明局限，谁就是真文明，否则就只能是伪文明。

比较而言，资本主义文明鼓励个人主义优先，资本主义政治始终提供的是形式平等，从不确保社会的实质公平，所以资本主义除了因技术革新而被动实行社会变革外，从不主动改变文明局限。

社会主义政治一直在试图主动改变文明局限，提倡集体主义优先，虽然不同国度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执政后均因盲目追求实质平等而犯了这样和那样的历史错误，但主观动机从来是善意的，是法定的从轻和减轻处罚情节。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所提供的社会公平的真实性呢？

资本主义哲学从来直言“政治无道德”，直接强调文明局限面前，大家只能妥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于是，在极尽表面公平的形式自由中，资产阶级政治获得了全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哲学则不然，从来直言文明局限是可以主动改变的，结果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善理念，从不敢主张“政治无道德”，于是社会在“一大二公”后运转失灵了，于是在彻底还权于民的“文化大革命”中整体颠狂了，反而是在隐性的“政治无道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铺开之后，获得了人类史意义上的超常发展。

在这种超常发展中，我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比较优势的全面彻底发挥，进而形成的是真正直接交锋的文明挤压局面与优势——社会主义不再给自己任何保守的借口，随时随地改革自身与文明进步不相适应的地方。

这种改革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治理形式，优势不言自明，稍加整理之后便可发现哲学普及化的必然性，从而必然对保守的资本主义哲学形成全面辗压，进而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主动投降的历史必然性。

这是我作为一个自学哲学的白丁的理论自觉，大家将在随后的文章中发现我是如何整理和论证的，所以我敢直言：凡认为政治错误不可原谅者，其实是不懂文明为何、不懂文明局限为何的二货，其实只能愚蠢了自己，然后又无端干扰了别人。

看见没，我们可以相互批判，也可以批判历史，但就是不能审判历史，因为真能审判历史的只有文明本身，而你我的批判意识——无论对错——都是人类整体文明局限的组成部分。

我企盼人人都像我这样积极，积极于兼顾正反两个方面的批判，而不是盲目追求盖棺定论的审判，我们真没那个资格。

正确的思想洁癖

有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的人乐衷于审判而不会批判，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少，每次文明进步过后，因为哲学不能普及，他们都会畸形增多，从而汇聚形成人类文明“新的一贯”文明局限。

这是一种让任何政治都无可奈何的文明局限。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政治类型都不能通过推行常识化基础上的哲学普及来彻底根治这些无谓的思想洁癖与道德洁癖。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是一个例外，因为社会主义政治直接以消灭政治为目的，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可以在无底线的自我革命中找到政策转寰空间，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比较优势的真正根源所在。

这是我通过自学哲学实现的理论自觉，所以我是幸运的，所以每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其实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在一个一切皆有积极可能的国度里，因为这个国度的文明类型是人类文明史意义上自由度最高的。

所以，谁要是再说中国没有政治自由，我只能对其致以最强烈的鄙视，因为自由是个哲学命题，不懂哲学的他们不可能真懂。至于那些人所追求的政治自由是如何构成伪命题的，我会在今后的文章中详细论述。

在实现这样的理论自觉之后，我当然不会再有任何可能感觉到孤独、寂寞和冷了，因为我的前途已经一片光明，因为我有太多的理论研究工作要做——我既然能够自圆其说地说服自己，当然就有可能用同样的理论拓展说服更多人。

我的个体自觉与一众同事的集体不自觉之间的反差就是这么现实，曾经的苦痛在瞬间变成理论自觉后的资本与财富，因为是他们现实地把我挤进哲学世界，因为是他们给我的哲学反思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样本材料。

热衷但不深度参与政治，让我对哲学的全面把握成为可能，因为那意味着我无须向政治做过多的妥协，这也让我的思想成长也有了进退自如的转寰空间，因为这确保了我的正确思想洁癖不被他们的错误思想洁癖所污染，进而确保我的灵魂与思想能够飞得更自由。

这说明，思想洁癖可以有，但必须以“真”为前提，而“真”是哲学的第一义追求，不真切严谨地走进哲学，怎么可能建立起正确的思想洁癖呢？！

我还发现，旧哲学氛围下的哲学向政治做了过多的妥协，因而哲学的先天局限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直接局限，而文明进步到社会主义之后，新的文明进步又直接表现为政治必须向哲学做更多妥协，直至最终彻底妥协。可惜现在不能。

当然，这也让我对不得深度哲学化的人基于错误的思想洁癖而产生的错误的道德洁癖现象有了深刻认知，这决定他们很难真懂哲学，于是只能普遍自欺欺人地苟活在伪哲学当中，进而构成人类文明“永恒”的局限。这恰恰正是哲学常识化的关键着力点，当然更是哲学普及化所要彻底消灭的文明尴尬——不得深度哲学化，任何人都是文明病患者。

根治文明病的办法，在政治不主动普及哲学之前，办法只有一个——自学哲学，所以，如果你也想尽快摆脱文明病的折磨，那就请主动拿起哲学书本，像我一样自我疗治，而我的写作则有一个主题——一个白丁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深度哲学化的。

文明融合的捷径

下面再说回中国和西方政治史的差别，同样是利用神愚民，但中国传统政治对神从来只是口头利用，实质上从不允许宗教借神的名义干政，不像西方传统政治那样，绝对迷信并盲从于神。

正因为认清了这一点，让我发现了西方哲学无主体性的真面目，从而在充分肯定西方文明进步性的基础上，也彻底帮我认清了西方政治与西方文明的虚伪之处，进而让我对中华文明主导人类文明大融合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由此想到人之初的思想分裂，让我明白了，原来西方文明发展到现代科学主导的所谓高级文明，不过是人类整体文明终极融合前的最后的疯狂——由最分裂的西方文明将全人类的思想分裂撕扯至最大化，然后才能彻底激发人类在文明上的求同意识——这暗合了中华道文化物极必反的规律。

对比之下，浮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先天主体性具足优势，这让我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入、透彻的理解，从而让我发现了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视角——他们在自下而上地仰望上帝，我们却一直在自上而下地思考人类整体文明问题——显然我们的文明与文化更具备高屋建瓴特质。

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先于西方文明两千年就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地吸收一切外来文明，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才能完美融合。

这种融合的真正文明史意义就是，复兴后的中华文明要引领新一轮明确的世界文明大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仍是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形成的也是“天下一家”式文明格局。

只不过，新的世界文明和平融合后，真正显现的是具有文明史终极意义的新理念和新格局。这意味着，只有中华新文明能收拾人类旧文明局限的残局。

我认为，面对即将这样显现的中华新文化所代表的中华新文明，一贯以文明人自居的垄断资本也不好意思不主动投降。这就是我的理论构想，至于是否真正合理，请大家在今后的系列文章中逐渐检视与品评。

旧文的最后提到相信和发动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呼之欲出的哲学普及化命题，这项工作一直令党内的宣传部门捉襟见肘，希望我的哲学常识化基础的普及化理论能够帮到他们，让他们未来的宣传工作能够得心应手和游刃有余。

最后我还得补充一下，古往今来的“政治无道德”现象之所以一直不缺乏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根在文明的局限性，具体就是人民大众的苟且性，这是人性初级自觉之后小我意识一直畸形膨胀的必然结果，是一直不得深层次哲学化滋养与修正的必然结果。通俗地说，坏人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坏，完全是老百姓给惯的！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每个人不主动用哲学化深层次地提升自己，人类文明的消极后果中就一定有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才不具备对历史的丑恶现象进行道德审判的资格。

最后，我要对伪哲泛滥现象再补一刀：如果还是满身政治洁癖，就请别再吹嘘自己真懂哲学，因为赤裸裸的政治是文明终极进步的最大、最直接障碍，只要你的哲学主张无关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你的哲学做得再漂亮，都只是哲学的局部，无关哲学的整体，而哲学最难把握之处就在于哲学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