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内在矛盾的调和

亚当.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和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无利不起早”说着一个同样的道理——人的逐利性。

中国人还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逐利性的负面效应。

人总是出于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去工作、去付出,这种需求对不同的人而言,内容也完全不同,这便产生了交换,也便有了“无形的手”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马斯洛说“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据。人几乎整个一生都总是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引发了一切……”

那么请想想,你现在正希望着什么呢????/

(2012.9.30)

补充说明:当时的写作背景,从时间上看,我已经被提拔为副科长一年半时间了,应该是我的事业“上升期”,但工作十六年才获提拔,于我来说是否定——体制内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必须另谋出路。

我的另类逐利

从当时的文字中可以体会我对自己命运的担忧——作为一名行政执法者,在情、理、法三者关系中,我始终是一个找不着北的行家里手,有太多不能主动化解的自相矛盾让我恐惧、犹疑——最终的逃避是为必然。

之所以不被接纳,从我所处的小体制看,是我这个人没能在该成熟的地方成熟,比如对潜规则的不适应。从我的个人立场看,那种成熟是我容忍不了的短视与狭隘。可现实的无奈又使当时的我根本看不清未来,结果当然只能在无所措手足之中焦虑地活。

这样的不成熟无可厚非,当时我就不接受无谓的同情,现在就更不需要了,因为哲学已经让我明了那些现象存在的全部合理性,不再对我产生任何困扰。

哲学帮我超越了那种苟且,所以我用写作向世界宣告,通过自学哲学,我实现了自己期待的成熟。在同情那些人纠结、扭曲地活的同时,也提示那些如曾经的我一样焦虑且志大才疏的人,尽早用哲学自救,才是正确的归宿。

当初的我不死心,一直试图劝服一些人,实际却谁也劝不了。现在看,那是自以为是的我在以特有的敏感和敏锐向社会撒娇——我渴望不再有深层次矛盾的生活。

如此苛刻的需求,当然没人提供得了,所以最终只能自己尝试解决。正所谓,改变不了别人,便只能改变自己,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由迎合世俗变成迎合哲学——并渐渐学会了享受孤独,因为世俗追求激情,而真哲学追求平和。

追求激情代表不成熟,成熟的平和不拒绝激情,但不以激情为目的,所以追求激情的哲学是伪哲学。伪哲学也是哲学,但不会是哲学的真正发展方向,真哲学必须是不断革新,代表哲学的最终方向。

立场之辩

立场,每个人都有,是最现实的东西,但选择正确的立场,却是千古不变的第一难事,因为那需要高超的洞察力,真不是一般人轻易能获得的。

仔细思量则不难发现,西方舆论一直在(利用宗教)刻意忽略和回避立场问题,因为他们讲究(虚伪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不选择性忽略立场问题就根本讲不下去,当然也就骗不了人。

许多现实的立场冲突源于文明的先天局限,是哲学问题,只有通过(正确认识自己的)自我革命主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立场对立,才能根本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只能被动等待残酷的革命的消极化解。

哲学史演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线,政治历史演绎人的被动妥协主线。不能正确自律的人害怕革命,尤其害怕阶级革命,所以剥削阶级主导的思想教育只能用欺骗的手段去迎合群众不求甚解的肤浅与盲从,借以维持表面的和谐,然后被动等待社会矛盾的总暴发——大革命——这一切都是洞察力不足的报应。

洞察力是可以通过哲学训练和培养的,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相对真实得多,主张立场必须明确、坚定。可惜民众不买账,因为综合能力有限,所以他们只需要苟且,不能也不需要太认真地活,其中就包括更愿意活在潜规则当中。这说明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也不懂哲学普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社会主义政治亦无法变一切潜规则为明规则,这就是文明局限造成的社会主义政治人生的尴尬。

资本主义政治通过形式民主避免了这种政治尴尬,但不解决文明的根本局限。反之,社会主义政治绕开表面的尴尬,用持续改革逐渐撼动文明的本质局限,所以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会有稳定的文明进步比较优势,我这样说的真实用意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一般群众想活得真实,别人想选择性忽略立场问题也不行。比如基督教诞生于多神教时代,其一神教追求最富革命斗争精神,只是到被政治奉为国教之后,才转而成为愚民的最好帮手的。一般群众的洞察力只能发现宗教哲学普及的小利,无法发现真哲学普及的大利。

佛教因为创教者曾经的统治地位,更直接用来生的超脱忽略了今生的阶级对立。由此可见,正视立场难,有复杂的心理因素原因,与文明先天局限的制约关系重大。

群众盲从于肤浅的立场并不都是坏事儿,社会主义政治因此可以通过实质利益的释放稳定社会,转而通过主动改革渐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就可以选择性忽略形式民主问题的“无谓”干扰。但社会主义政治也不可能永远任性,更不能永久性忽略这个问题,反而必须通过率先普及哲学来终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建议对或不对,都只能由大家自己来判断,结果与我无关,因为文明发展自有其节奏。我只看到,中国社会主义执政党是在知难而上地通过“与虎谋皮”的方式来营造深层次和谐,恰好与我这个体制内的边缘人的潜在需求一致,所以利用言论自由建言。

通过主动妥协实现人生自由

哲学告诉我,哲学普及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可行性。我认为,自己作为白丁可以通过自学哲学实现思想自由,只要能常识化地解读出来,其他人便可共享同样的自由。

实现思想自由很简单,正确地理解了天地不仁即可实现天人合一。正确地理解天地不仁相对难些,需要持续的前提批判。前提批判容易学,随便找本哲学书便可学会,但下决心做持续的前提批判难,因为那直接意味着持久地否定现实。我渴望真实地活,所以才有机会被挤进哲学世界。

现实的周围人都不遗余力于模糊地活,这一点,有着朦胧自觉意识的我总能轻易发现,并深受其乱,因为当时我一直在迎合他们。当我用哲学认清他们为什么必须模糊地活,还能彻底原谅和同情他们的时候,就意味着我能真实地活了。

在我看来,真实比现实更纯粹,因为其中更多人的主动性,绝少被动妥协意味。但人生毕竟本质是妥协的——向死而生——所以我们要通过哲学学会主动妥协。

主动妥协以充分的认识为前提,需要积累,尤其需要敏感地积累。在四十岁时被自己和他人彻底挤向哲学,是因为古人说四十不惑,我不敢放纵自己,所以一狠心也就彻底投身哲学。

最终决定走进哲学,是因为长期的敏感积累之后,我又敏锐地捕捉到,唯有哲学能给我以真正的答案与出路,因为在原有生活里,真没有再敢走的路了,其中就包括死。现在看,这是一种带有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觉悟得快一些也就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或者偶然中的必然性。

在网络中接触了许多看似哲学造诣很深的人,几经较量后发现,相对于我的日日新,他们却只能一直在原地不动地打转儿,原来是迷信与盲从禁锢了他们的进步空间。他们忘了初心,或者根本不知道初心是什么,于是只能在渊博中迷失——渊博给了他们太多激情。

用道赋予哲学整体性边界

哲学学习与创新难,难在人总是太容易浅尝辄止地画地为牢,因为眼前迷惑得解的激动太容易让人忽略人之初开始持续至今的文明局限。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让我明白了,旧文所说“看不见的手”,就是抽象的道,是哲学规律的规定性所表现出来的指向性,是偶然中的必然(当然,如果再能认识到道也是必然当中的偶然,对哲学与道的理解会更周全一些)。

道是支配一切的,正确的人生由正确的道支配,是真哲学,错误的人生由错误的道支配,是伪哲学。正确的人生是人生,错误的人生也是人生,所以,凡能支配人生的,无论真伪,都是哲学,都是道。

由此可见,哲学以无论真伪求真——真哲学与伪哲学统称哲学,道以不论善恶求仁——天地不仁方为至善,这就叫周全,非周全则无以明道。用哲学的话说,这是把握哲学的整体性,是远比系统性更要命的东西。西方哲学少有人明白这一点。

实际上,只有中国人能用道的理念,用超常的“什么不是什么”的定义方式帮人理解哲学所最难把握的整体性,老子就是用这一点获得无可匹敌的圣人地位。可惜近现代的中国哲学界也整体迷惑于西方哲学的精深,从而放弃了中国哲学一贯擅长的整体性思维。

以旧文中亚当·斯密的言论为例,偷换概念嫌疑严重,因为人类的一切生产都具有利他的社会性,而西方文化却片面强调人性本恶,这是他们把人性善的那部分全送给了上帝的必然,这决定他们只有在极端贬低自己之后才能在内心世界寻找到一丝变态的救赎感。

无道,让西方人缺失了哲学与人生的整体性,所以只能一直南辕北辙地活,这是他们的思想在根本上的错乱,最终必演化成集体性的道德洁癖,注定加重其“作为人”的思想分裂程度。

上帝与道一样,是天地不仁的,是不管人类死活的,但西方人却偏要像小孩找妈似地寻他,是心理明显不成熟的表现,而且越找不到就越想找,越找不到,心理就越变态与分裂,因为始终没有安全感。

这种变态心理于个体是隐性的,但西方历史与文明层次的整体变态却无法隐藏。无底线地劫掠其他文明,就是他们“先天”缺失“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明证。

从支配与派生人的角度,道是有主体性的,但无助于人的主体性,人反而是道的客体。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的上帝具有一致性。正因为道之运行无论真伪,更不考虑人的主观感受,所以道是“天地不仁”的,这依然与上帝的行为具有一致性。

正确认识道的“天地不仁”性,对正确认识“哲学是什么”至关重要,因为最早发现哲学的西方人根本没有这种理念,这是他们的“先天”缺陷。中国人一直追求天人合一地活,从来不缺失人的主体性,因为天人合一意味着人性与神性是一致的,而西方人却只能膜拜在神的脚下,人的主体性于他们,不但过去缺的太多,今天依然没找到多少。

人的主体性在哲学中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人有自我意识,因此有了主体性——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现实人生却是,人有了主体性,却并不等于真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人生中的每时每刻做出或做到正确选择——由于人的主观认识局限普遍存在,决定了人必须同时活在普遍的客观局限之中。

正是这两个局限共同作用,决定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是错的,因为主观局限代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差,这相对于终极文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只能用近乎于零来形容——只要哲学不得普及,人类就只能普遍活在盲从与苟且中,少有人真能实现天人合一地活。

用冯友兰的话说,我们当下的人只是“作为人”,并未真正“成为人”。“作为人”显示的是人活在世间的被动性——人或者是由上帝造出来,抛弃到人世间的,或者人是由道一步步衍生出来的(例如进化论)。

要想真正“成为人”,人必须自主发展自己可能的主体性为现实的主体性,就如法律意义上,儿童只具备某些权力能力,但无相应的行为能力,是一个道理。

相对于道或上帝的主体性的无限大,我们人就是它们所一直无视的客体,所以人的这点主体性本来就少得可怜,西方人还要在膜拜中献祭自己,那当然就更没主体性了。

相对于道或上帝的完整主体性,人的不完整主体性在数量上相当于坐标系的横轴,虽然可以一直伸展到无限大,但纵向上始终为零的尴尬难掩。

所以,只要不能实现人类整体天人合一的境界,或者不能最终找到上帝,由主观文明——哲学——所代表的人类这点儿可怜的主体性就只能以近乎于零来形容了。

所以,无论人是怎么来的,当下之人都并不可能当好这个世界的主人。至于未来能不能,只取决于人的自我改造结果,也就是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完整的主体性。靠形式民主肯定实现不了。

“哲学已死”的荒谬

请注意,我这是在兼顾并追求主动超越两相对立且不可调和的本体论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给出共同的答案,目的在于求得普适的共识,这是我的理论自觉。我认为,每个促进哲学进步的哲学工作者,他的思想和理论进步都必须以实现这种理论自觉为前提。

换个角度,西方哲学看似在唯物哲学与唯心哲学两派不可调和的自说自话之中尴尬,但实际的进步却一定是相应的哲学家在对立中偶然发现了哲学的整体性之后,用一己之力使哲学的整体局限获得小突破的结果。

西方哲学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与相关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这种理论自觉直接相关,因为只有这样,后辈哲学家才能克服前辈进步之后所必然造成的长期保守——只要哲学不能获得终极进步,任何中间过渡性进步过后,哲学都避免不了复归于保守,这是文明进步的正常节奏,是哲学向政治妥协过多的“宿命”。

西方哲学一直是在唯物与唯心两派的互补中获得前进的,如今西方哲学已经失去了唯物哲学的参照,再参照纯唯物的并独立于哲学之外的科学,西方文明终于得出“哲学已死”的结论。

能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没落的前奏,因为科学明显只具有工具属性,依然是哲学项下的分支学科,怎么可能以其局部特征判定哲学的整体命运呢?!

迷信科学,是发现上帝的可迷信度降低后的新愚民措施。在科技昌明的今天,这是唯心政治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是他们错误扭曲人类思想的最后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当然是西方文明开始必然走向绝对僵化,然后坐等被更先进的文明全面接收。

更先进的文明在哪儿?当然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一起产生并被驱逐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可以被驱逐,但只要真有生命力,就一定会由弱到强地成长起来。即便在原生地不能正常成长,也可以在别处开花结果,然后再反哺原生地,因为人是活的,因为人类文明终究只能是一体的。

就这样,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传播,引发的是世界范围内唯物哲学与唯心哲学之间的碰撞。从趋势上看,个人认为,只有唯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后,人类才能因最终学会主客观平衡地思考问题而不再自欺,才能最终促成人类整体“成为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虽然内含主体性自觉,但那只说明人具备“成为人”的能力,具体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人”,还需要通过哲学的发展不断积蓄人整体“成为人”的行为能力,就是更清晰、可普及的知行合一能力。

可惜人类至今对此依然束手无策,一直只有少数先贤能够因自悟而“成为人”。苦于没有先贤能把自己“成为人”的路径给别人讲清楚,所以人类至今只能继续苟且地“作为人”而存在。这种苟且的本质在于,人的唯心认识有余,唯物认识不足。

从文明进步史来看,人类的唯物认识一直在增长,而唯心认识一直在消退,只是此消彼长恰到好处的临界点还未真正来到,需要哲学常识化的最后助力才行。所以,因迷信科学而断言“哲学已死”,是愚蠢至极的,是长期迷失人的主体性的西方哲学的自宫行为,是西方哲学家立场不明的人为悲剧。

调和哲学内在矛盾的技术突破

与先贤不能把自己“成为人”的路径说清楚对应的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缺乏抛弃错误人生立场的主动性,只有哲学常识化基础上的哲学普及才能根本改变这种尴尬——只有清晰地认识哲学,然后才清晰地认清自己。

我当然没有比先贤还高明的智慧,但我相信,只要先贤能解放自己,我就可能像先贤一样解放自己。因为相信大道至简,于是我就用笨人的办法去找,于是找到了“常识”与“普及”两个点,然后在这两个点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一切先贤的思想,寻找他们之间的共性,于是答案在辩证法帮助下,在我真正地理解了道与哲学之间的共性之后找到了——中国道文化的自上而下式思维与西方哲学的自下而上式思维之间,是宏观的朴素辩证法与微观的现代辩证法的互补关系。两者融合,哲学的整体性清晰可见,可解人类一切哲学难题。

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是可能被我找到了,因为那些自以为比我高明的人依然看不明白,所以我必须继续重新用更清晰、更加浅显的方式展开论述,争取雄辩地说服一切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因为这些人具备了足够的自学能力。

用人的主体性不足校验民主是伪命题

在人类几千年的有文字文明以来,人的主体性一直在提升,并在近现代喊出建立民主社会的口号,但喊口号的人的目的和能力不同,导致所谓的现代民主变成现实的伪命题——无视民主的理想性与局限性差距,鼓吹民主是已然的现实性命题,是错用形式民主混淆绝对民主的欺世盗名——这是利用群众思辨能力不足在愚民。真正的民主只能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渐进实现,形式民主并不等于真正的民主。

因为剥削阶级政治一贯愚民,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的欺世盗名很容易在早中期获得成功,反而一贯主张求真务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在民众面前说不清、道不明了——当所有的人都在撒谎的时候,只有那个不撒谎的人才是公认的骗子——只因社会主义政治不用形式民主骗人。

所以,误读民主,是人类的共同尴尬,是人类文明局限的最集中体现,一方面是欺骗者的嚣张,一方面儿是真正救世者的无可奈何,这背后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足的原因,而主观能动性不足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人类说理逻辑不清晰,需要通过普及辩证法来彻底补强。

哲学于普通民众是“存在着的无”

逻辑这个交流工具对人类的终极文明进步太重要了。在这套清晰的方法没出现之前,哲学家群体只能继续以小众精英的面目“心安理得”地忽悠人,而一般群众只能在一边膜拜先贤中,一边彻底无视一切先贤——因为逻辑无法贯通,所以先贤的言论即便是真理,对于思辨力不足的人也是口惠而实不至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先贤对于无知的群众来说,只是“存在着的无”。下面我就尝试论述一下,先贤们是怎样变成普通人眼中“存在着的无”的。

哲学的功用是帮人认识自己,但认识自己与认识外在于自己的他人是互为前提的,就是说,人只能在与外在于自己的一切人、事、物进行反复理性互动过后,才能在认清一切外在的基础上认清内在的自己。如此一来,这世上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便只有那些彻底哲学化如先贤的少数人了,因为其他人都不屑于在正确认识自己上投入精力。

以能否正确认识自己为标准,世人可分为觉悟与迷惘两种人,除极少数觉悟如圣人者,其他绝大多数人都只能迷惘终生,与年龄无关,与受教育程度无关,与财富拥有数量无关,只与哲学化深度相关。

即便法国那样的国度在高中阶段便注重普及哲学教育,无奈受上帝的错误引导,也只能永远在背道而驰中过着敏于浪漫的分裂人生。从世相反推教育,只能以广泛教授伪哲学定论。

既然伪哲学也是哲学,且泛滥成灾,那么真哲学就真成为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多数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该怎么活?当然不能打击他们生存的积极性,还要鼓励他们乐天知命。可惜实际仍是不能,因为乐天知命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与真哲学,消极于伪哲学。

人都想活得更好,由于资源局限与沟通渠道、机制不畅,实际仍是不能。考虑到不能总靠野蛮手段解决问题,于是虚伪的规则粉墨登场,在普遍的互骗社会里最终形成以法律和道德主导的稳定互害机制。

骗人也需要能力,善于骗别人的,叫愚民,不能骗别人的,当然只能骗自己,叫自欺欺人,这一点,无人能够例外。总之,凡不会骗自己的人,除了高度哲学化的人以外,都以自杀告终了。

人人都会骗自己,是为人人都在自以为是,所以很容易理解,除了高度哲学化和自杀的人之外,其他人都是活在自欺欺人当中的,再富都无法例外。所以佛说一切皆是虚幻的假象(相),其实是有条件的真理,所以佛陀是大哲学家,所以佛学是哲学。

佛教何以是迷信?因为佛渡有缘人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对真有缘之人,佛积极地度其成佛,直入西天自由之境。对其他无缘的人,只能靠迷信让他们活在幻想中,是为消极地渡,所以佛对绝大多数信徒来说,只能是“存在着的无”。

明白了人是怎样自欺的,当然也就容易理解人是怎样被主、客观文明局限双重否定的了。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知行合一的,就是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受自己的意识支配的,无论能力与层次的高低。其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错误地自以为是的,那就意味着指导我们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伪哲学。再其次,当我们看明白自己在用错误的思想投入生活的时候,却可以同时发现,那个所谓的客观局限竟然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不足所造成的。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世上就没有所谓的客观局限,所有的局限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局限造成的。这样一来,只要突破了自己思想上的一切障碍,人生自由便得立刻显现。反之,便只能永远雾里看花。

对不起,我没按照一般的逻辑论证出“双重否定等于肯定”的结论,反而只论证出了人类原来一直都是在错上加错地活。每个不得深度哲学化而活的人,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儿,就是给别人在挖坑儿,不是坑别人,就是坑自己,而且越是亲近的人,坑得越利害,因为坑起来便宜、顺手。

所以,我总强调人类一直活在互害机制当中,就是这个道理,而政治就是禁锢人类最大的那个互害机制。所以哲学就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集大成者,哲学越神秘,说明人类越能自欺与自愚。反之,人类若想得更多自由,必将哲学常识化,而后再行普及化。

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在互害方面略有例外,因为它直接以消灭政治为目的,只是偶尔会因哲学化深度不够必然的领导无方而在整体或局部迷失方向。

因为不易培养成熟的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人类从来就没有自由意志。所以,对于普遍存在主观思维局限的人来说,只要有(个人主义)立场错误,其随后的任何选择(相对于集体主义立场)就一定都是错的,或者说是不完美的。所以人类文明一直是有先天局限不除的,而且不同的分支文明有不同的先天局限。

不同哲学层次下的文明差异

比较而言,非洲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们最乐天知命;而西方人在文明方面相对悲观得多,因为他们找不着上帝;最终只有中国人相对平衡(不喜不悲地平和)一些,因为道就是中国人的上帝,每天都不离中国人左右,根本不用去找。

找不到上帝,就是西方文明的先天局限,因为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明明找不到,还要强找,这就叫分裂,是精神和思想上的先天分裂。所以,当这样一个文明强势地统治了世界以后,全世界当然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变得更加分裂,其中失去了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就只能分裂得更严重些。

如果你是那个失去了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希望通过我对西方哲学的无主体性论述能帮你重新找回文化自信。

原文最后我问别人在想什么,其实我是在暗示对方别再那么自私了,因为自私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人”。所以,过于强调自私的合理性是西方人的先天缺陷,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从来不片面强调让人过于自私。

哲学是公平的,自私到文明层次的极致会产生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也会极致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以,没人能排除这其中道之运行规律的积极指向性,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和必然中的偶然。正因为有这些偶然与必然交相错杂,所以才有今日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马克思主义改造的中华新文化,其实很容易通过强调集体主义而让人迅速“成为人”,而不是永远苟且和满足于狭隘和肤浅地“作为人”。反之,只要不能自己主动放大自己的人生格局,那就肯定是活在画地为牢的生活中,世俗表现再风光都一样。

“成为人”与否?其实只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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