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显意识之间的永恒冲突
经过对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化逻辑认知模式的比较，通过人的一切认知都同构于同一个知识体系的终极方法论视角，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进而在微观层面发现，人类之所以整体受制于一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感性和理性冲突，都是因为曾经不知道——感性潜意识和理性显意识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同构了人的下意识人生。正因为这个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同构而来的下意识有终极文明意义，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传统语境对人生有知行合一追求，这与现代所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的哲学认知之间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具体而言，二者之间在表面上都有知与行的分而后合于辩证法所谓对立统一的（因果）一致性，但比较之下，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所展现出来的规律性虽然足够客观，但西方人的哲学人生却并不一如中国人或者佛教徒那样注重因果，于是经过系统分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原来西方哲学辩证法的辩证功能只是表面强大，实际却并不符合《道德经》所谓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大道至简标准，只要能主动融入中国传统阴阳互结膜的辩证元素，则终极方法论意义的终极辩证法便呼之欲出。具体而言，就是西方哲学的辩证认知在对立统一命题之间都缺乏类似阴阳互根的绝对辩证表述，从而导致他们的辩证法表面上都看似客观，而且具有合规律性，但其实因为绝对辩证认知根基的缺失，所以根本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于知行合一的实践，这就是中国后来为什么强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的原因所在。那么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具体逻辑内因又是什么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因为人的文明是个语言文明，也即客观的情境与主观的心境之间要靠有主客观一致性的语境来沟通，但人类的旧思想轮距从未正确解析语言与人生之间一致性的主客观一致性所内涵的终极文明意义。如今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明确了人生与语言之间知行合一地同构于主客观一致性，通过常识化视角可以发现，由语境所建构的任何规律性认知，也就是有整体一致性的人类思想体系，都具有与语言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通过因果一致性的理论创新汇聚而成。那么这个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体系为什么始终未能终极自圆其说呢？以西方哲学为例，因为他们以偏概全的本体论追求过于强调认知的客观性，所以他们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体系表面精于辩理，其实却因为本体论的以偏概全而丧失了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主观性，实际就是用错误的世界的本体认知追求肢解了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这种错误的本体认知追求的积极意义在于具体诱变了现代科技文明，这种错误的本体认知追求的消极性在于，为不可知的上帝的存在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只要哲学不具备常识化普及能力，那么愚民群体的人格就必然要继续无度地向某种未知的一致性力量进行人格异化。具体而言，是因为人的智慧生命离不开语言文字体系的系统指导，但语言文字强名产生所内涵的借假名真的绝对辩证属性决定，人的逻辑认知的本质是一个有主客观一致性的意会机制，具有绝对辩证属性。关于这个意会机制，中华文明在远古时代通过观察阴阳变化规律，将其定义为形而上学的道与形而下学的理之间的跨越不同认知维度的辩证关系，从而在不知逻辑为何的情况下，实际捕捉到了人的逻辑认知的绝对辩证属性，同时建立了类似西方哲学的准终极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准终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奈因为缺乏类似西方逻辑认知的精准分析能力，所以导致中华文明因此而一直被道－理认知局限阻断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固步自封状态，直到西方文明通过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而用武力把中华文明融入新的文明融合趋势之后，才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性机会。我之所以能就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顺利实现循序渐进的理论突破于具有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就是因为只有借助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绝对辩证能力帮助，我才能把前提批判推进到终点，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起点发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人之初认知是建构主客观双重终极本体论的逻辑前提，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生物进化之初是建构终极常识化的神经意识机理的逻辑前提。正因为通过主客观双重本体论的常识化建立，我才有机会发现人的存在具有明确的和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这样我以常识化普及为标准的哲学理论创新才能循序渐进地进行下去。结合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精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借助隐藏于语言文字强名产生的借假名真的意会表义机理，可以把人的认知心理机制常识化区分为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上学、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再形而上学，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中学、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形而下学，这样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旦得以常识化地宏观明确，人类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同构关系便得以同步明确，详见插页图－1。这个图的出现，既是人类首次将人的认知结构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行了终极知行合一的常识化表述，又是终极哲学所内涵的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最后得以系统论证实现的标准之一。这个心理机制的哲学化显化之所以会诱变哲学与人的同步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也就是同步的终极主观成熟，是因为通过语言学理论的终极自圆其说，可以进一步诱变终极本体论所应有的绝对辩证内涵，即真与假之间难以被终极常识化理解的对立统一性可以被终极常识化表述为同生共死的一致性，由常识化解读中国传统的阴阳互根性的终极哲学意义而来。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实现个体层面的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也就是个体层面即便偶然实现了终极自圆其说，也不具有可直接复制性，无奈因为文明局限的原因，中国传统思想界也一直没有明确的终极自圆其说意识，所以在文化层面延续了老子的绝对权威性，在中文语境把一切类似的对立统一的语言范畴都形而上学地概括为阴阳互根性，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和下意识的固步自封，只待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最终变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结合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翻译之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得以将阴阳互根性再形而上学地表述为同生共死的一致性，这样在有了绝对辩证内涵的终极辩证法视角再看真理与谬误的关系，任何人都可以常识化发现和理解，真理一旦脱离与谬误同生共死的一致性去指导人的现实人生追求，最终一定会基于立场的狭隘而变成害人害己的思想洁癖，因为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都只是真的理的局部，是形而上学于理论认知的思维成果，可以提升人的思维理性，却不具有形而下的客观行为层面的知行合一性，因为相对于理的绝对辩证属性，真理则与谬误各执理的一端而具有理论层面的纯粹性，因而相对于真理之于理的同构与被同构关系，人从来不是单纯的主观存在，而是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由不脱离感性的理性的知和不脱离理性的感性的行同构而来，没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认知，任何人都不能终极常识化解析自己的知行合一存在的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真的理是理，不是真理，由真理与谬误同构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惯于讲理，过的是知行合一的人生，但西方哲学惯于追求真理，过的实际是由错误的本体认知追求所必然导致的过于客观化的脱离实际的南辕北辙人生。之所以会有以上本质差异，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这意味着凡物各有其本，然后在各有其本之上再求综合之本，而西方哲学则不同，越过万物各自之本，直接追求世界的统一本体。比较之下，显然中国传统文化更容易建构人的文明，而其他文明表面化的思辨能力再强都没用，因为只要不能有效消解神的存在的全部合理性，民之愚便在局限文明条件下无可下意识消解，这样一来，只要类似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理念无法形成，人化水平就无法绝对化提升类似中华文明的同一水平。所谓绝对化提升，就是对人性认知的一个关键的质的跃迁，比如人性显然有善恶二元性，但辩证水平高的中华文明就能最终采纳人性本善，而其他文明的选择结果就悲剧了自己的同时，也悲剧了全人类，因为人的文明是整体一致性存在，不能由哪个文明独自终极化发展，从而在不能帮其他落后文明清除神的愚民化存在温床的情况下，中华文明便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必有彻底没落的一劫，但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认为的正常文明成本的支付，因为只有被欺凌到一穷二白的程度，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文化内核才能被再次彻底激发——任何文明都可以全民皆兵，但只有中华文明的全民皆兵的文明意义最突出，因为天下大同梦想是中华文明在根上的不变追求。由此可见，正因为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受形式逻辑干扰而不具有终极辩证属性，所以导致西方的语言学即便转向至今，仍不及有知行合一内涵的中文语境成熟，好不容易建构一个主体间性命题，也将迅速被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覆盖，因为任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人都具有全部完整的成熟的人性，不需要再用主体间性去调和不和谐的人际伦理关系，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实现的就是人的文明的终极主观成熟。由此可见，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引发与实践转向对立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文明下意识的理论自觉的表现。由此可见，正确认识下意识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同构而来，是人的文明共赴终极文明的基本认知前提。由此可见，正因为人是知行合一于主客观一致性的文明存在，所以在本体论认知方面有主客观一致性的道概念的中国人的人化水平一直史上最高，因此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主诱变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具备同步终结哲学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的能力。这意味着，新的文明融合方式一旦因哲学常识化转向而产生，西方文明将彻底丧失自主诱变终极哲学的机会，因为终极哲学必以终极方法论所主导建构的终极辩证法知行合一地同构于终极文明，所以人化水平从来史上最高的中华文明一旦复兴，尤其在成功诱变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后，就可以反向判定，西方文明实际是用继续膜拜上帝的保守自己让出了通过终极哲学诱变终极文明的机会，这意味着，不谋求主动建构终极本体论，是任何旧思想界一致性无知的固步自封现象，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拯救。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在步入终极文明之前，任何文明都自有自己因无法发现而规避不了的保守性，只有通过战争现象的消极野蛮融合，才能在深度反思中循序渐进地发现局限，然后通过循序渐进的理论创新缓步提升全人类的文明水平，直到全球一体化之后在文明与文化层面一体化于终极自圆其说为止。这样再看由辩证法所主导的中西方文明之间的辩证认知水平差异，实际就是人的逻辑认知在终极方法论层面的认知差异，正因为西方文明的唯物与唯心辩证法都因过于专业而丧失了常识化普及的能力，所以常识化瓦解语言的专业性就是哲学进步的应有之义，因此常识化视角之下的不同文明之间关于终极哲学与终极文明的竞争建构关系本质，以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关系为例，实际就是对哲学的专业性瓦解能力对决，具备终极辩证能力的中华文明胜出，是历史与实践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双重必然。这样再看那些非主流文明，因为一贯沉迷于普遍保守的思维与行为惯性，所以早退出了终极文明的建构竞争，于是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综合竞争就实质变成以哲学理论创新空间换取文明进步空间的竞争关系。当西方文明彻底摒弃了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改造的机会之后，虽然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保留了继续进步的可能，但复兴中的中华文明一旦发现《道德经》早已提供了哲学语言转向的全部结论时，西方文明通过哲学的语言转向所诱变科技进步机能将继续得到强化，但相应的人化进步需求将因为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的伪命题属性将得到常识化揭示清楚，不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民在政治领域什么主也做不了，依附于精英，是其在局限文明条件下的唯一选择，直到人皆终极自圆其说如圣人，这种下意识依附才有终点。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有以政治消灭政治的追求，所以实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的中国政治将获得通过终极价值观彻底绑架全人类一切保守政治的能力，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内涵的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将彻底扫荡人性当中的一切保守与阴暗，当这些人因为现实可期的人的主体性终极成熟而整体兴奋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切保守的政治类型从人类文明退场的开始。这样一来，西方文明所代表的一切宗教文明的保守本质便已昭然若揭，因为不具有终极辩证能力，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革命成果最终都被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窃取，而西方民主与法制社会看似繁荣，实际从来都是资本主义剥削全球之后的极限分肥，那是赤裸裸的充满血污的肮脏文明，基于资源的局限性，从不具有被人为夸大的全球化复制性，关于终极文明的分配模式，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给出全新的答案。面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诸多终极文明属性，既然整体相对发达的西方文明尚且如此保守于无耻的全球化政治压榨与经济掠夺，那么其他文明的盲从心理当然更难以自行化解，所以在整体沉沦于固步自封的狭隘而不自知的情况下，当然只有借助一贯没有宗教信仰束缚的中华文明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的一并拯救。在我建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过程中，有些人明确反对和否定我的理论的可行性，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的理论体系当中有昭然若揭的圣人情结，现在看，正因为缺少终极辩证的敏锐，所以这些反对我的人才会像其他保守的文明一样，拒绝中国式圣人的出现，比如西方人翻译的《易》经和《道德经》，虽然没考据过，但我坚定地认为，相应译文肯定不具有绝对辩证的内容，不然西方文明也早不是宗教文明了，因为中国式圣人具有天下大同情怀，这种情怀一旦实现，便没有他们曾经保守的宗教圣人生存的任何空间了，相应的既得利益群体自然也就无处寄生了。如果早期的异端思想审核已经变成了某种阴谋组织隐藏于西方虚伪的形式民主背后，那么中美之间荒唐而野蛮的意识形态冲突就有了全部的合理解释——保守的资本主义既得利益者与其他任何保守的政治势力一样，不甘于在人民整体麻木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并不否定一切保守势力的存在合理性，反而正因为绝对承认他们的合理性而很容易找到终极瓦解之的终极方法（论），这样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终极自圆其说地诱变终极理性。这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保守的人之所以保守，文明局限是外因，但内因只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天花板束缚的结果，这导致任何身处逻辑天花板之下的人，只能知行合一地苟且于低层次自圆其说人生。正因为低层次自圆其说人生与终极自圆其说人生之间只隔着一个大道至简的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需求，所以保守势力只要控制了话语权，就掌握了局限文明的主导权，因此只要不主动追求终极自圆其说，就人皆是人魔一体式矛盾存在，也就是下意识的非终极理性存在。那么人类该如何实现终极方法论的大道至简建构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关键在于正确认知人类的整体苟且本质。基于低层次自圆其说的苟且惯性，这些人一旦有机会接触到高层次的自圆其说理论体系，尤其是高到绝对颠覆其惯性人生的时候，因为缺乏绝对辩证的敏锐，所以他们会因为难以置信而下意识地否定对方，以维持自己惯性的安全感与舒适感，可惜那是局限文明条件下有终极理性的人所最应该抛弃的东西。实际上，面对新理论，任何人都会基于自己的自圆其说水平进行下意识的权衡，而且只能是下意识权权衡，因为人的意识生命本质就是显意识理性与潜意识感性互动的过程与结果的动态变化关系。正确理解这种关系的难点，在于潜意识感性同时一定内涵与生命原始本能相关的一切潜在理性，这是一种生命现象的基础同构性，是包括显意识理性在内的一切复杂生命现象的进化起点和基础，只有通过严谨的前提批判发现前提批判的终点，才能常识化发现并常识化解构之。不通过终极本体论明确这一点，终极哲学无法建构，人类自然也就无法知行合一地步入终极文明，自然也就只能知行合一地活在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知行不一人生状态之下，是谓文无以终极化人与明人的文明局限。这样再看什么是文明局限，本质上，就是先天感性的确定性与后天理性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冲突，过程上，又是后天日益增长的有不确定性的理性对确定性感性的反覆盖趋势，结果上，这个趋势的终点，基于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绝对瓦解，一定是后天确定性的终极理性对先天确定性感性的绝对有效控制，也就是先天感性所内涵的盲目性的消极影响的彻底消失。现在看，如果我真是举世唯一一个可以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人，那么基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理性，定义我为圣人没什么不妥，但那只可能是别人的想法，与我却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我之所以会自主建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作为体制内的人，从来没在其中找到优越感，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理想实现的确定不能，我的存在感危机日盛，于是才有了向哲学要答案之后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新机会。对于这样一个沉迷于理论创新的人而言，只要能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把一切人都变成确定的有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类圣人，最后我是不是圣人，对其他类圣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了，于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这是对困扰老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命题的唯一终极解决办法——让一切人都成为（类）圣人，是对人的文明存在灭圣的唯一正确出路所在。这样再看那些因圣人情结而否定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人，其反文明的本质虽已昭然若揭，但在局限文明条件下，却是他们下意识的理论不自觉，因为他们这些人往往是热衷于哲学思考的文明人，于是我们有必要思想清楚什么是文明，常识化视角告诉我，文明是局限文明条件下的历时态变量，不是共时态下的定量。过去的文明局限告诉我，任何专业理论人士之所以都不能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非终极性理论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但他们无法建构终极理性的关键一点在于，他们都不知道，任何理论创新的前提都始于假设，这对于变动不居的文明存在而言，基于假设的静态分析要想变成终极理性以终极明人与化人，就必须通过终极方法论把静止的共时态复原于历时态的动态中去，而常识化实现这一点，同构需要同构命题的帮助才行。关于动态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关系认知，没有终极辩证法，显然没有实现的任何可能，现在看，至少曾经单纯靠中国传统的理认知无法实现，靠单纯的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亦无法实现，因此当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新将二者结合起来实现，是个可能的好办法，因此只要不想当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就没有人有理由继续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视而不见于无动于衷。在我的整个理论创新过程中，因为基于互联网很容易与众多自诩高明的哲学爱好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思想交流，所以对于那些缺乏终极辩证敏锐性的人而言，很难通过下意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非终极权衡来正确对待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咄咄逼人。正因为缺乏明确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者众，所以那些基于成见而极力否定我的人，他们其实否定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智力与我相当，有自主诱变终极文明的全部义务，如今被我代为履行了，所以他们要下意识地为自己的无能辩解，于是下意识地以不可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为借口维持自己的保守存在的正当性，就成了文明悲剧的最通常的现实版显现，这就是局限文明所内涵的本质上的互利与互害的一致性，也是一种常识化视角下不难发现和理解的同构关系，却一贯被旧思想界所集体无视，原因就在于终极辩证法的根本缺失。正因为普遍存在终极辩证法的认知缺失，所以有准终极辩证法的中华文明的人化水平相对成熟的文明比较优势才能得以一以贯之地显化——经由儒家思想的伦理化解读，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得以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因此促使中华文明过早地从政治领域瓦解了政教合一体制的存在合理性，这是确保近现代复兴的新中国能因马克思主义而保持国家的人民性的前提，更是确保中国政治在进一步与保守的国际政治势力在竞争中谋求全人类共享政治的人民性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不过是一个有文明自觉的人把这种文明进步趋势做以形而上学再整合而已。这样结合中国传统道家朴素辩证法再看西方辩证法之间对对立统一命题在同生共死的一致性方面的认知不足，不难发现，在西方哲学曾经的绝对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之间，有一个可常识化显现的大道至简于终极方法论命题，也即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互译诱变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全部可行性。明确了这种可行性，才能真正明白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内涵的与认知一切和命名一切相关的终极革命性极点——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终极瓦解不可知论——这样就不难理解，只有在辩证认知人生方面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之后，才能摆脱局限文明条件下知行不一人生的尴尬，然后通过与终极自圆其说相关的终极主体性自主建构成功实现个体人生的终极主观成熟。只不过这里仍需特别明确，即便个体已然终极主观成熟，新的思想自由人生在过程上依然是由感性人生和理性人生同构而来的下意识人生，能常识化解析清楚这种同构性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前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有常识化地明确人都活在下意识心理机制下之后，哲学才能常识化普及，世人才能通过下意识知行合一人生都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在冲突之后通过同构跃迁而来而实现集体一致性主观成熟，然后才能一致性瓦解政治与宗教的荒谬，而这一切的终极常识化心理行为机理，恰是可常识化理解的辩证逻辑心理成因——形式逻辑从原始生命产生开始，就在潜意识和显意识两个向度同步堆叠，在生命复杂化进化趋势中，经过更深层次的感性与理性的冲突的经验积累，直到产生人的清晰自我意识，才必然引发与语言、认知相关的本体论命题、认识论命题和方法论命题，进而通过相关命题行为的下意识反复跃迁式堆叠与重构，以经验哲学向理性思辨哲学过渡的方式建构人类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可见，形式逻辑在诱变现代科技文明方面贡献巨大，但只要不能正确认识其非终极辩证属性，世人就会继续盲目依赖形式逻辑看似直观辩证能力所带来的消极危害——无法最终发现人的意识心理机制是由潜意识理性和显意识理性同构而来的下意识应激反应。由此可见，只有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绝对显意识理性形成，才能终极压制先在的潜意识理性通过本能的盲目性所必然产生的消极破坏性，这是人的文明由局限文明步入终极文明的唯一正确分界线，只有靠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才能最终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