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科技出道教,道教源自陕甘川

中兴刚刚认罚,华为又被发难,一个小小的芯片,似乎成了中国之软肋美帝之利器。按说,中国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为什么会在芯片的关键技术上被掐住咽喉呢?

这个,非不愿也,是不能也。某项科技要获得发展,除了需要人才辈出和大量砸钱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的背后,是历经岁月的积累和沉淀,人才、设备、技术的沉淀,这些,很多时候是扔钱也买不来的。

但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工业革命是突然间爆发的,似乎欧洲的前一秒还生活在茹毛饮血、愚昧落后中,下一秒就诞生了各种机器设备,中间的文化传承、技术积累完全是一片空白。

这个,极度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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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上面。

我们接受的教育以为:疆域是恒定的,古中国=今日中国,古代西方=今日西方,古代欧洲=今日欧洲。

而历史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一词出现在商周时期,仅仅用于代指古中原地区(今大别山北部,详见《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过“圣诞节”》)。

在其后的历代对外交往中,朝代名即是国名,国名即是朝代名,“中国”一词很少用于国名。直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出于反清需要,重提”中国“一词,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流行开来。

和“中国‘一词并行流行开来的,还有”中华“一词。“中”指中原,“华”指华地,二者皆指大别山一带,这个是革命党最早的根据地所在。

商周之前,是"尧、舜、禹”时期,其中尧的时候,提出“蛮、夷、华、夏”的概念,代指南、东、北、西四个方向的领土,“华”仅为其中之一。

尧是南方蛮地领袖,所以将蛮排在首位;尧后的舜、禹,是东方夷地领袖;商、周、秦、汉、唐、宋,是北方华地领袖,元在华地以北的胡地;明,是东方夷地领袖。所谓的“中华五千年”,多数时间就在长江中游的华、蛮、夷三地间轮流坐庄,直到黄河流域的满清出现,打败大明,将中华纳入旗下。

那么问题来了,西方的“夏”,这段时间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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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代称的“夏”,位于今日长江上游的三峡地区,其祖先是位于《史记》之首的轩辕、神农、黄帝、炎帝。

黄帝的时候,是长江上游统治长江中游;到了尧的时候,就变成了长江中游统治长江上游了。不管谁统治谁,好歹大家还是同一个首领。

但是到了禹的时候,长江流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洪水。

大洪水使得长江上游和中游各忙各的,失去了联系,一晃就是1000多年。

到了西汉的时候,原来的“夏”地,摇身一变,成了“西域”,其中的匈奴国还对汉朝开战。张骞出使西域,说西域很多国家人的长相、物产和当时的汉朝没啥两样。

唐的时候,还有西域的记载。

宋、元都没有西域的记载。

到了明朝,大量的欧罗巴洲人开始在明朝地盘上出现,他们传播自己国家关于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不少人还当上了高官。

到了清朝,欧罗巴洲摇身变成西方列强,发动了鸦片战争。

随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清朝的西方列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诸省。

本号前面文章《工业革命始于今日中国——从“瓦特”和“马力”说起》指出,工业革命的爆发地,实际在今天中国的陕甘川交界地带,这个地方,在上古时期属于黄帝、炎帝、轩辕、神农地盘所在。

因此,工业革命这这个地方爆发,绝对不是偶然,更不是突然,而是在进行了几千年的文化沉淀、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才取得了突破。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样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中华的核心地带,大别山地区,却没有爆发工业革命呢?

这个,就牵涉到今天文章的主角——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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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是中国古代影响比较大三个宗教。和儒教、佛教侧重于人类社会秩序不同,道教,除了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侧重于社会治理分支外,其还有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四大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天文学、地理学以及二者基础上的高等数学。道教中的占星术、风水术即是属于此,我们今天的天文历法、地理测绘、航海术、几何、高等数学等皆来源于道教。

第二个分支是医学、心理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道教著作是当今中西医之源(详见《中西医之辩:西医其实是中医的分支》),道教中的符、咒、祝由、驱鬼等法术等皆属于心理学范畴,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医生大都是道教徒。

第三个分支是冶炼技术。古代道教的炼丹炉,即是今天冶金设备的雏形,是今天化学实验的鼻祖,我们今天对各种矿物的分类认识,火药等人工合成物的产生,都和道教脱离不了干系。

第四个方面是机械制造技术。古代战争,攻守之间需要用到各种武器装备,声学、光学、机械原理,被广泛应用到兵法中,黄帝发明指南车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传说。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军事家,如张良、诸葛亮等,基本上都是精通机械制造的道教徒。

本号前面文章《中国人真的普遍没有宗教信仰吗?》指出,宗教,即是先人的教导。道教,即是“道”这个地方先人的教导,即当地的文化传承。

而道教的发源地,正是黄帝、炎帝、轩辕、神农所在的长江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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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本意指人走的路。来看古文字“道”,左右象形十字路口,中间上方象形修路用的土夯,中间下方象形走路用的脚。(详见《古代哲学首谜:什么是“道”》)

卫星地图上,北到甘肃天水、南到四川绵阳、东到陕西安康、西到甘肃甘南,其间的地形轮廓,颇像一个“道”字,发源于当地的文化传承称之为“道教”。

找到地方

去掉道路地名

抠出来

道这个地方,和“牛顿”、“马力”、“瓦特”这些工业革命专有名词具有很多重合的地方。(详见《工业革命始于今日中国——从“瓦特”和“马力”说起》《是谁将牛顿送给了外国?今日英国伦敦的历史名人墓是假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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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面的问题: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在长江上游爆发,为什么长江中游地区,同样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中华的核心地带,大别山地区,却没有爆发工业革命呢?

这个,要从两个方面说起。

其一,道教发源于长江上游,意味着当地具有热衷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械制造的传统,代代相传,积累深厚,遇到合适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机遇,自然量变引起质变,从而得到蓬勃发展。这个就好比,改革开放以来举国上下皆处于商品浪潮市场经济,但唯独浙江人、福建人如鱼得水,是由于这两个地方具有经商干个体的传统,自然轻车熟路。

其二,中华核心大别山地带,自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后演变为八股取士,社会评价的标准是仕途顺畅、高官厚禄,衡量学问的标准是锦绣文章、能言善辩,这个导致儒教、佛教盛行,而道教日渐衰落。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核心圈在自然科学上不但止步不前,而且把原来道教的很多东西也逐渐丢弃了。

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一个在自然科学方面不断积累创新,一个在沉醉于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不能自拔,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原形毕露。

鸦片战争的失利,让当时的满清政府认识到了和长江上游国家的差距,于是大力引进各种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史称“洋务运动”。

今天的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当时都是满清的殖民地,因此,发源于长江上游的工业革命成果随着“洋务运动”的普及才得以被这些地方所分享。因此,追根上讲,今日的欧美工业基础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溯源上讲,今日的欧美工业基础是道教文化的传播。(详见《二战欧美日工业强国的崛起——洋务运动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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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回到芯片的问题。

其实中国今天受制于人,虽然表面上看,是我们时间不够,积累不够,但本质上,是我们走了弯路,把时间白白浪费掉、耽误掉了。

其实改开前,我们以国防工业为核心、以重工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是比较完备,这也是我们面对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威胁而岿然不动的底气所在。这个工业体系的建立,也是很不容易的,区域布点的平衡、人才库的建立、经费的保障等等,缺一不可。

但是改开以后,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思想指挥下,国有的工业体系被打破,支零破碎,工厂破产,人才流放,更不要说补充;民营的工业体系星星点点,热衷于短平快项目,舍不得研发投入,难成气候;新建工厂虽然众多,但多为组装代工,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

整个中国,除航天工业外,似乎已经沦为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组装车间。

最近10年,国家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开始调整思路,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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