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濮议”

宋英宗赵曙原是濮安懿王之子，过继给宋仁宗才得以入继大统。宋英宗即位后没几天就病了，以至于不能理政，只能由曹太后垂帘听政。直到一年之后，宋英宗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才开始真正亲政。而他亲政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件麻烦事，即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究竟如何称呼问题。

“赵曙亲政之后，韩琦提议讨论赵曙生父的名份问题。赵曙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濮议’”。（余耀华《这才是北宋史》）说白了，这所谓的“濮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英宗该怎样称呼他的生父濮王，具体来说，就是英宗究竟应当称呼濮王为“父亲”还是“皇伯”。

我们现代人对此可能很难理解，对自己父亲的称呼怎么会有那么多讲究？这在当时社会，称呼即名义，每一个称呼之中都蕴含着相应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英宗对濮王的称呼问题，更关系到当时的社会公义、现实权力，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个人情感。长期“备胎皇子”所郁积的委屈，让英宗在情感上本能地抵触仁宗，疏离太后，从而更倾向于濮王。虽然宋英宗继承的是仁宗的皇位，他的皇位继承权与统治合法性均来自“仁宗之子”这一身份。但是，赋予他生命的却是濮王，没有濮王就没有他。当他已经牢牢地掌握了皇权，凭什么不可以顺从自己的心愿，称呼那个赋予自己生命的男人一声“父亲”？

围绕着英宗对濮王的称呼问题，“于是，朝臣们很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这派以台谏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还包括不少礼官和侍从等朝臣，例如翰林学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镇、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声势相当浩大。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理由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这一派都是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槩等，中书大权在握。双方各执一辞，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不亦乐乎。”（虞云国《细说宋朝》）从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亲理朝政开始，“濮议”便成了英宗朝剪不断也绕不开的主要“政事”，“直至治平三年正月方始定议，而尊奉事宜议论一直延续到九月。其间群臣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攻击引起不和，正常政事实际上已处于半停滞状态。”（陈振《宋史》）

“濮议”之争在今天看起来也许觉得有些无聊，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争议的双方于情于理虽各有说辞，但这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朝大臣们讨好英宗的现实目的。本来就身体不好的宋英宗，在这件事上不得不搭上了过多的精力，对朝臣一面分化拉拢，一面贬谪打压，总算把濮王尊为皇考的事情给敲定了下来。

可宋英宗费尽心力虽赢得了“濮议”却无奈输给了命运，治平四年还没来得及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上尊号，他便龙驭上宾了。而继承皇位的宋神宗对自己爷爷究竟应该是谁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自己的父皇是宋英宗，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