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滴化雨伴笔耕】董安宏//八零后的牢骚

八零后的牢骚

八零后的牢骚

文/董安宏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一九九八年，七十八岁，这样算算，按照现在的说法，父亲应该是“二零后”了。

只要查看一下历史，就知道父亲的这一代人算得上是“最倒霉的了”。先是抗日战争，再是解放战争，解放后，也几乎没有安生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父亲他们穿过战争的炮火，又经历政治运动的折磨，同时还得承受饥饿的煎熬。但尽管如此，我很少听父亲他们抱怨“生不逢时”或者说“最倒霉了”一类的话。国家但是替他们诉了好多年的苦，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开了很多次“忆苦思甜”大会，让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父亲们走上讲台，讲述他们曾经经历的黑暗与苦难。

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也许是大家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虽然没有了战争的炮火和社会的黑暗，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大锅饭”，很多人生活的并不开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五零后”有了抱怨，“生在困难时期，学在动乱年代，要结婚了，实行晚婚，要生孩子了，实行计划生育，要分房了，实行住房制度改革……”这种抱怨流行了很多年，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最倒霉了”。

说实话，我没有抱怨过，跟着瞎起哄。我总觉得人说话得有良心，比起父亲那一代人，我们是幸福的。我们至少不担心被“拉壮丁”，投身炮火连天的战争，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社会的黑暗我们必须承受这样那样的痛苦和愤怒，我们只是有一些日子吃不饱饭。我觉得，我们得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不仅可以吃饱饭吃好饭，而且还敢说话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也敢对政府说三道四了，我们也敢讨论国家大事了，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也敢对国家机关国家领导人的作为尽情的进行评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空前文明和空前繁荣的时代。我觉得，比起父亲的那一代人，我们是幸运的和幸福的。

今天从江阴返回西安的时候，飞机上与八零后任娟坐在了一排。通过聊天，我知道了任娟在蒲城的一家银行上班，老公在国外打拼，老大女儿已经八岁了，老二是个儿子，也已经六岁了。我总以为他们这一代人最幸福了，与我们这一代人比，没有经历过吃不饱饭的那种日子。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连包谷面馍都吃不上，他用这一代人吃白面馍还得有菜有肉。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群大人的爱中。

“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倒霉的。”

任娟，这个在我看来“无比幸福”的八零后竟然出乎意料地这样感慨。我先是笑了，我在笑眼前的这个“九零后”“身在福中不知福”。然而，任娟的一番牢骚之后，我已经笑不出来了。

“叔叔，你们这一代人只是经历了一些吃不饱饭的日子，但你们上大学不花钱，你们大学毕业了就业不用发愁，可我们呢？现在养一个孩子得几百万……”

任娟滔滔不绝，一气子倒出了一大堆烦恼和担忧。孩子要上好一点的学校，入校费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还有，孩子将来长大了，要给他买房子，如果在“北上广”，一套房得几百万上千万，就是在西安，便宜也要一百多万……我没有想到，“幸福”的八零后，他们所面临的未来和未来的压力竟然是这样的“不敢想”。

这位八零后的姑娘说到他的儿子，她在抱怨自己：“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大脑发热……”她说，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就只能谈生活而不能谈“质量”了。任娟打算让她的儿子在西安上学，她说她正在找这方面的“关系”，她和她的老公在努力为孩子的未来打拼，最后，她像是总结人生一样告诉我：“叔叔，你们这代人比我们这一代人幸福多了……”

面对着这个满腹牢骚和满腹忧虑的八零后，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我看来，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最倒霉的”，在很多人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倒霉的”，今天，遇到八零后任娟姑娘，又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最倒霉的”。九零后太小了，我没有和九零后谈论过这样的问题，那一天，我也想和他们讨论讨论，他们总不会也认为，他们才是“最倒霉”的吗？

他们如果还这样说，那我真的就无语了。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董安宏，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就职于庆安宇航公司。自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经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两千余篇，获奖四十余次。一九九八年离开国有企业从商至今，现任陕西慧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汗滴化雨伴笔耕》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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