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王爷办学
天聪元年（1627），喀喇沁部首领苏布迪诺颜为满洲统一中国出了力，积极拥护满清政府。康熙三年，赐封苏布迪之孙班达尔沙为世袭罔替札萨克郡王。之后，传至满珠巴苏尔，因军功卓著，被清政府加封为亲王。
从此，喀喇沁部王爷便以亲王身份世袭。
喀喇沁第十一代亲王旺都特那穆济勒，娶清室礼亲王妹妹福晋为妻，相传此王贪婪残暴，为史所不齿。但他却给喀喇沁部生出一位杰出的历史名人，即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
贡桑诺尔布生于1872年，为满珠巴苏尔之五代孙，成年后娶清室肃亲王的第三女善坤为妻。
纵观这位贡王爷的一生，对本地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他开启民智，创办学堂了。
愚蒙政策
为了保证政权稳定，清王朝一直对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连疆少数民族施行“愚民政策”。
以蒙古民族为例，即使是学习本民族的文字也得向喇嘛学习，惟一的信仰就是喇嘛教。
正如日本人河原操子在其《蒙古见闻》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里（指喀喇沁）是喇嘛教盛行的地方，福会寺在庙中居首位，其次有延庆寺、广慧寺、灵悦寺、善因寺等。福会寺在王府西约一清里，不仅在旗内，就在周围一带，它也算是最大的庙宇了。虽然谈不上规模宏伟，但楼阁却也优美。现有喇嘛僧三百余人。蒙古全民信奉喇嘛教，好多事情要由喇嘛来进行。每一村庄有一所喇嘛庙，据说喀喇沁右旗就有二十七座喇嘛庙。这二十七所庙宇都由王府划给庙田，另外还收信奉人献给的金钱和土地等，一切费用都由这里解决。这些蒙古人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向喇嘛庙奉送献礼，他们信仰的虔诚可想而知。教育从来是衰微不振的，各地即便有些私塾，但就学儿童也不过几名……”
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帝后蒙尘”。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贡桑诺尔布逐渐意识到满清王朝已是西山落日，不足以依靠，很想开辟另外一条道路，遂有了兴学练兵、发奋图强的决心。
第二年春，贡王晋京，会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通过袁的介绍，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的周春芳为军事教官，又从本旗内选拔了一部分青壮年，将原有的王府卫兵和府内的青年差役，一并整编为正式军队，服装整齐，枪械精良。
接下来，这位胸怀抱负的王爷又开始筹建学堂，初定名“养正”。
“查自古昔以来，不论何种民族，随着时潮的演变，都是由落后逐渐走向文明。例如汉族，虽然居住在中原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但在古代轩辕皇帝以前的时期，他们仍然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在此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多英明皇帝和古圣先哲创造文字和文化，教育全体民众，才形成了现今的文明民族。西欧列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经过了野蛮时期。但由于各国国王们的善于教养本国人民，才逐渐强盛起来。日本是一个东海岛国，在他们英明皇帝明治时代，周游各国，变法维新，振兴工业，数十年间，国富民强，比我们清朝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得多，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我们蒙古民族，在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之地，席卷欧亚两洲，灭国四十；忽必烈薛禅汗，入主中原，数代相传。元顺帝失政中原，退居漠北。自此以后，日渐衰落，以至于目前的贫弱境地，这岂不是因为没有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吗？本王父祖相承，历受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银，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如不协助国家使民众习文练武，实在于心不忍，尤其是我旗蒙汉杂居，如果不提高蒙民的文化水平，则势必受到汉民的卑视和欺压。因此，于公于私，必须创建学校。协理吉台、官员、参领以及全体旗民，善体本王意愿，一体遵照，切切此令。”
以上这段文字就是当年贡王爷向本旗协理台吉、官员、参领以及全旗属民所颁发的办学训令。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呼应者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旗内还传出了各种谣言，说什么“学堂和天主教堂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子弟一入学堂，不仅变成异教徒，还要送到外国去，后果怎么样，那是很难说的”……等等。
一时间，人们让各种传闻下破了胆，有的带着孩子远走逃避，有的把孩子藏进地窖里，甚至还有的为免除入学而搞起了送礼行贿，或者干脆把孩子送到庙里去当了喇嘛抑或是送到贵族家庭去服差役，就是不上学。
再三再四地进行宣传教育，苦口婆心，毫无效果。
怎么办呢？
思量很久，贡桑诺尔布王爷又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对于送来学生的人户，免去户口税，并且给他们的门首悬挂上解除赋役的特许木牌，以资奖励。”
这一招还真的挺管用，在实实在在的好处面前，陆续有人家把子弟送进学堂。
到光绪三十年，学生逐渐增多，学堂逐渐走上了正轨。
崇正学堂
学堂设在喀喇沁亲王府的西跨院，俗称西衙门，是一座四进宅院，厅堂、陪房阔绰整齐，客厅、账房等应有尽有，门前设操场，院后靠桑园，是一座就读的地方。
贡桑诺尔布王爷聘请江南名士浙江钱塘人陆君略、江苏无锡人钱桐为总教习。
钱桐，字孟材，北伐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死于任。
蒙文教员为富斋宝，汉名包景文，还有尹宪斋；汉文教员为长安，汉名邢宜庭，本旗东部人。同时，责成陆君略和博彦毕力格编写汉文四字句蒙旗地理教科书。
博彦毕力格汉名汪国钧，字翔斋。
希光甫为学堂总办，管旗章京于瑞生、梅林海山、汪良辅、长史赵鹤亭等为事务参赞，负责学堂行政及经费等的管理工作。
开学典礼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孟冬初一日，即1902年10月31日。
据说那天的开学典礼搞得很隆重，全旗高等官员都参加了，贡桑诺尔布十分激动地发表了演讲，其中有这样几句：“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的旗民子弟入了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一个人都会担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
他还当场挥毫撰写一副楹联并即兴赋诗一首：“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崇正先从端士习，兴才良不愧儒珍。欣看此日峥嵘辈，期作他年柱石臣。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傲强邻”。
对联悬挂在学校正厅的明柱上，上联为：“崇文尚武，无非赖尔多士”；下联为：“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
这副对联内嵌“崇正”二字，颇工整，陆君略、钱桐都交口称赞，认为贡桑诺尔布既为王爷又为校长，应当有这样的口气。
如是，“养正学堂”更名为“崇正学堂”。
学堂初办起来的时候，只招收到官员们的子弟四十人，编为初、高级两个班，讲授蒙、汉两种语文。
光绪二十九年秋季，即1903年，贡王又通过布利亚特蒙古族高木布耶夫的关系，由崇正学堂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德克精额、恩和布林（吴恩和）、特睦格图（汪睿昌）、诺仍丕勒（汪子瑞）等四名，送入北京东总布胡同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文俄语。
东渡日本
光绪二十九年的冬季，经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的介绍，贡王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数人，各带仆人，在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之下，由天津港私搭日本邮轮东渡扶桑。此行除了参观正在大阪开幕中的“万国劝业博览会”而外，还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频繁，特别是贡桑诺尔布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上将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贡王在访日期间，还会见了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畅谈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深受启发，回国后即着手进行女子学堂的筹备工作，还决定把“燕贻堂”作为办学地点。
“燕贻堂”是这座亲王府内的一个戏楼。
贡桑诺尔布承袭札萨克王位之后，首先停止歌舞娱乐，将梨园子弟和后宫二十岁以上的婢女遣送四乡，这座戏楼也就闲置了。
这个女学堂叫“毓正”，校名是贡王亲自撰写的，“毓”与“育”是同义词。
毓正女学堂由贡王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校务，聘巴图敖其尔（伊宪斋）为蒙、汉总教习，喀喇沁中旗宁姓女子为蒙文教员，又从北京聘请状元徐郙的第八女张夫人（从夫姓）为汉文教员。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上将的介绍，聘日籍女子河原操子（一之官夫人）为日语、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各门课程的教员。
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办男学尚且如此，办女学就更难了！
河原操子在《蒙古见闻》里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王爷决定开设学堂，发出布告，号召女子来入学，当时旗内人们的反响和评论实在出乎意料。想到六十年前，日本开国当时，也由于对文明的不理解，出了不少类似可笑的事情。看来不值得一笑。但这里的情况，觉得有些离奇。”
在这本书里，河原操子还记录了两个笑话，如下：
甲：听说王府来洋人啦，紧接着王爷就告诉让把姑娘领去。可是把姑娘领去究竟要干什么呢？
乙：听说这回王爷要召集一百名小姑娘，送往日本去。
甲：送到日本干什么呢？
乙：听说日本人要吃。
丙：不对，不是吃，说是把骨头取出来做肥皂。做肥皂的材料就是人的骨头呀。
丁：不是，不是，那不对。听说照相那玩意儿眼睛是最要紧的，所以把年轻姑娘们那漂亮的眼珠子挖出来，用来做照相的眼睛啊！
还有，当王府内的工匠们制造上课用的桌椅时，有人会说：“把姑娘们领到王府以后，让洋人都给装进木笼里啦！可怕，太可怕了，在这样王爷的手下，早晚不知给啥罪受呀！”
由此可见贡桑诺尔布办女学之难！
贡桑诺尔布又向旗内发了布告，说明这是为女子创办的学堂，劝告人们尽量把女孩子送来入学。为了让更多的女孩子入学，他还许诺免费供给学习用品和午餐等优厚待遇。
尽管如此，“毓正学堂”在开学之初也不过是只有二十四个学生，以王府内的侍女居多，贡王的妹妹七格格也入学了。
七格格叫兰珍，后来嫁给了小巴林王色旺那木济勒旺宝。
同时，贡王爷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利用其三叔父（俗称宫城三爷）在大西沟门的旧邸，设立守正武学堂，选拔旗官员子弟约三十人入学。
经福岛上将介绍，守正武学堂聘请了日本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陆军中尉吉田四郞为正、副教官，聘能操日语的浙江钱塘人姚子慎为翻译官。
守正武学堂用日本操典，由日本教官有日本语教课，操练时也要用日语口令，是完全日本化的一个军事学校。
贡王还从自己的军队中挑选了乌尔固木吉、铁丹、纳木格其三名优秀士兵，偷送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内，和日本士兵一起，学习器械和军乐。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贡王让他们剪了发，改了装。
车接车送
贡桑诺尔布王爷在创办毓正女学堂时也同样遇到了重重的阻力，流言四起，招生相当的困难。
对此，他又颁布了一道命令：除了入学学生食宿由公费解决，学习用品由学堂免费发给而外，还规定距离学堂十里以内的女生，早、晚上、下学回家都由王府派出花蓬轿车接送，午间在学堂免费吃饭，住宿生每人每日半斤肉，一顿面饭；毕业生用公费保送升学或留学，不愿意升学者留旗任用，云云。
自此，入学的人数逐渐增多，相当一部分为中下等家庭子弟。
毓正女学堂于1903年12月28日正式开学。
开学典礼上，以贡王夫妇为首，出席的还有王府附近的绅士和女士等二百多名，是当年少有的盛况。
福晋善坤还发表了演讲，提到了诸如“男子和女子本来是平等的人，但我国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是对的，一般不求学是极普通的。但是大家想想看，作为一个人，假若不学习的话，得不到知识，没有见解，不是成了一个没用的人，白活一辈子吗？男女本来应当是平等的，之所以男的成了尊贵的，女的变得卑贱的原因，就是由于学习与不学习造成的……”等等。
毓正女学堂的学生曾增至八十名，还有幼稚生三十名。
为了把学堂办好，贡桑诺尔布王爷在积极增员扩生的同时，还多方筹措经费，不仅将大西沟、汤土沟的三千亩荒山招佃出租作为学堂的永久学田，还把府中多年积存的古董、细软衣服以及燕贻堂王府剧团的戏装全部卖掉，充作教育基金。为了保证教育质量，他除了从日本招聘教师而外，又从国内聘请了十多个教师以及本旗人郭秀山等，安排他们在学堂内担任教学、编辑和翻译等工作。
史料记载，贡王还曾授意崇正学堂的学生，组成了一个专门研究地方行政和“参佑制度”的政治小组，定名为“崇德学社”。据说这位王爷有时还会亲自参加学社的会议，很坦率地倾吐个人的见解。贡桑诺尔布曾表示，他非常憎恨地方上参佑人员（参领和佑领）的墨守成规和贪污腐化。于是，他便又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一所政治训练班，为将来培养能够从事地方行政的人才，想把那些老朽昏庸的参领和佑领逐渐地加以淘汰，用新的一代来接替。为了避免守旧分子的猜疑和情绪上的不安，这个“政治训练班”在表面上冠之以“师范班”的名义。
为了鼓励师生发表政见，贡桑诺尔布还在学堂附设了报馆，隔日出版一张石印报纸——《婴报》，并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扫盲运动，创造了简易蒙古文和拼音法，很快就收到了成效，使本旗的文风大振。到1912年，学堂毕业生逐渐累计到六百多人。
1906年，清廷肃亲王善耆由北京来喀喇沁视察时，曾亲笔题“崇正学堂”四个大字，刻成长幅匾额，悬挂在学堂正门上方。
极盛时期
1903年到1912年，是崇正学堂的极盛时期，清廷曾为崇正学堂颁“蒙迪牖疆”之匾，为毓正女学堂颁“壼教畅明”之匾。
由于贡王的苦心经营，崇正学堂的学生从二百五十多名增加到四百多名，班级最多时发展到十个班，其中包括师范班、实业班（专学养蚕纺织技术）各一班。
为了吸取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贡桑诺尔布开始向国内外选派优秀学生，派往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保定等各处学习的有吴恩和、汪睿昌、巴达尔呼、太平、徐文明、白瑞、于启明、杨时芳、汪子瑞、吴子兴、那逊乌力吉、霍岳南、郭皋轩、李振卿、杨鼎臣、双柱、巴彦保、六十五、吉力嘎拉、叶婉贞（女）、吴秀珍（女）、白昆峰、铁丹、那木克其等约三十名。比如，把徐文明、白瑞（曾为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多年）送入保定简易师范学堂；把恩和布林、特睦格图、巴达尔胡、太平等四名派往天津，在北洋实习工厂学习织布、染色、制造肥皂、洋蜡、粉笔以及电镀、照相等技术；选拔于启明、乌勒巴图（杨运芳）入上海南洋中学堂学习，又派诺仍丕勒（汪子瑞）、阿拉塔（吴子兴）、那孙乌勒吉、班达木吉（霍岳南，曾为北洋政府西北筹边使署参赞）、阿拉金布（郭皋轩）入北京陆军贵胄学堂。由守正武学堂选出温哲浑（杨鼎臣，后为本旗章京）、陶克托胡（本旗贵族，二等塔布囊，汉名陶建华）送保定军官学堂学习军事；选送学生双柱（吴尧臣，后为昭盟政协委员）、巴音宝、六十五、吉里嘎拉等四人入北京测绘学堂学习测量。
由毓正女学堂中选出女学生叶婉贞、吴秀贞入上海务本女学堂。
随后，贡桑诺尔布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上将的关系，派遣男生伊德钦、诺尔必立格（汉名金永昌，后任伪蒙疆政府交通部长）、恩和布林、特睦格图、于恒山等五名学生先赴天津，由一日人名日高者率领，乘坐日邮船“太信丸”至神户登陆，又乘坐火车到达东京后入振武学堂肄业。
振武学堂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科。
贡桑诺尔布保送的五名学生，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如被清朝廷驻日留学监督汪大夑发觉，就有被遣送回国的危险。日本学校当局也注意到这一点，便把他们和安南留学生安排在一起，同起居，同饮食，限制他们和其他中国留学生进行接触。
这几名留学生由振武学堂肄业后，本应按部就班地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但由于清廷有不许可蒙古族学习军事的禁令，因此除于恒山一人因故中途辍学而外，其他四名学生分别考入东京农科大学、千叶县医科大学和东京慈慧医科大学等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冬天，乘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回国之便，毓正女学堂女生何惠珍、于保贞和金淑贞三人同船去了日本，入东京实践女学堂肄业。
河原操子回国后，贡王又由日本继聘当时为帝国大学讲师的鸟居龙藏夫妇分别担任崇正、毓正两校的男女主任教员。
逐渐没落
其一
教员本是一雇工，应该守分度穷生。
如敢调皮来捣乱，老爷有钱再雇工。
其二
仙子乘麟登西阁，妙手舞动火烟枪。
松塔低头暗垂涎，老爷开耳也来赏。
以上这两首诗是一个叫康济民的教员所写，讽刺的是崇正学堂管理之混乱，吸食大烟之弊端。
在汪国钧所著之《喀喇沁王创办学堂之困苦及各方面之阻碍》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各学堂开办年余之后，王与福晋待遇学生最隆，更寓有劝导学务起见，凡属学生请求，或关于学生家务事体，务必提前办理。而旗属蒙人应知学堂为王爷所好之举，若办学堂必得其欢悦，非但受赏，且因恩宠。于是从前之反对者，另换一种面目，于王子坟设立分校一所，王爷府河南设立分校一所，至光绪三十四年，王爷晋京后，亦随之取消矣。
崇正文学堂经费充足，至今开办，若稍添些须，尚有扩张之希望。且本旗政府以次咸知学堂之益，故极力维持，以保护旗内学务之根本也。
守正武学堂，自宣统二年以后，经费不足，裁减人数，改名衙队。学堂之名义虽然存在，而其性质办法，则纯然王府衙队矣。
毓正女学堂，初办之时，选拣甚严，品行年龄，均须详察，迨至宣统初年，章程顿变，至于放荡妇女，不守壼规，家庭不和者，均钻营入堂肄业，滥充女学生，所以学堂之名誉损坏者一……至宣统元年，遂无女学堂之名目矣。”
随着新文化的传入，崇正学堂所设课程除高级班仍保留一部分古典文学，并开设了英语课以后，各年级均采用了当时民国教育部审编的教科书，并增加了缀法（作文）等课程。同时，为了给三四名留学预备生提供特殊照顾，抽调教员张子栋利用报社的一间房子作为教室，专负补课责任。
民国元年，即1912年8月，袁世凯调贡桑诺尔布往北京就任蒙藏事务局首任总裁，同年10月从郡王晋封亲王。此时的这位贡王爷，尽管只有四十一岁，但无论权势还是影响力甚或那份振兴蒙疆的雄心，早已是今非昔比，明日黄花了。
从此，由于他不亲旗政，崇正学堂人事变动很大，校政日坏。
1927年，“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消息传来后，首先在崇正学堂高年级班的学生中产生影响，反侵略、抵制日货的呼声日高，还组织了学生自治会，砸毁“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位”，并准备向学校当局提出废除体罚、改善学校老师作风等要求。被校方觉察后，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驱散了学生运动。
崇正学堂拥有学田不下数千亩，每年收入是可以解决几百名学生的伙食开支并有盈余的。但因用人不当，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从1928年开始，崇正学堂向每个学生收取十元银洋作为膳食费用。对此，学生会提出抗议。结果，首倡的学生被开除，学生会被解散。
学堂虽然如此黑暗，但学生的学习热情仍很高。有些学生为了深造，克服重重困难，去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求学，共计有汪春林、陈玉贤、陈国桢、汪文林、石含章、金子强、金子铭、鲍振华、吴金锋、陈国范、薛永禄、吴鹤龄、吴熙宪、李继昌、乌臻和、吴瑾玲（女）、于保衡、邢复礼、杨德新、汪继昌、吴凤亭等，约三四十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费，但到海外留学的仅有杨德新、邢复礼、希中和、于保衡等人。
1930年到1935年间，学校人事又有很大的变动，吴椿龄、吴鹤龄、杨运芳、汪浚川等人先后当过校长。这时，附近旗县的学生来此就读的也有很多，学生增加到近三百人，六个班，成为六年制完全小学。教室不够用，就在王府西跨院开辟了两间教室，教员也增加到十数人。除外地教员章春生、严舒紫等人外，还有石含章、邢子箴、汪文林、汪浚川等。因蒙文教材不足，就在王府西跨院又设立了蒙文印书馆，由汪浚川负责编写和印刷。同时，为培养师资，招考学生约三十名，附设简易师范班一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崇正学堂有了自己的校歌和毕业歌。
伪满康德三年，崇正学堂改为崇正两级小学，伪满中期又改为崇正国民高等学校，附设的师范班改为崇正学院。日本投降后，因处于内战时期，学校曾一度停办，但不久就在内蒙古自治会的支持下复课。
1952年崇正国民高等学校再次更名为崇正蒙民完全小学，教职员工达到二十多名，十六个班，有学生八百多名。
从崇正学堂建校到1949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毕业生达三千多人，输送到国内外深造的有一二百名，其中还有部分女学生。这些学生所学专业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师范、外语、实用技术等。
有资料显示，崇正学堂还是第一所官办的蒙古民族新式学校，为现在的喀喇沁旗王爷府蒙中前身。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秋，贡桑诺尔布因患脑溢血死于北京，卒年59岁。
在最后还要说上一句的是：文中所提到的河原操子、伊藤柳太郎、吉田四郎等人后经考证为日本“特殊任务班”成员，有关这几个日本特务的详细内容，本刊此前曾有专文进行过记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