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赤峰私塾的故事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期的主人公早在1949年就已经去世了，他就是“赤峰记忆”前几期所报之事的一个记录者。

这个人就是赵文郁，生于1908年，字从周，自号忠恕。他是原赤峰市郊区红花沟镇敖包村人，祖籍山东莱州府昌邑县，其先人在清朝中期逃荒迁来口外。赵文郁曾先后在白音波罗村、古都河村河南双庙村、碾坊柳条沟村、岗子村、敖包村、四分地村和孤山子乡南湾子村等地从事教学活动。他在教学之余，还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耳闻目睹写了很多的日记。1947年，赵文郁所在的学校解散了，只好弃教从农。正是从那时起，他又开始利用农闲时间把自己的平生所著手抄成书，有《髫龄琐记》、《过眼云烟》、《二十年略记》、《曙光集》、《芸窗杂录》等共达三四十万字。

赵文郁生于清末，一生历经民国和伪满统治时期。因此，他留下的这些手抄本为今人了解那样的一段历史提供了非常真实而又宝贵的素材。

下面的这篇文章就是本文作者从赵文郁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并以第一人称进行了表述。

扬他一头的土

私塾，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大多由读书人、秀才等私人开办。入学者多系六岁至八岁孩童，由学生缴交束脩。其教学宗旨主要是启蒙识字，读书内容多半与科考有关，包括四书，诗、书、易、和左传；年龄较大者，则读古文，习字，作诗文，修业年限视各人需要而定。

1917年的冬天，张怀正、陆洪恩来我们敖包村给夏六先生招学生，父亲竟答应让我上学了。

夏六先生叫义亭,长条身子，四方圆长脸,一说话就带着一股滑稽劲儿,喜欢逗笑。我也常和一帮小孩子把他堵在胡同里，扬他一头的土。每到正月里,他还拿上一本鼓词,说起大鼓书来,哼哼咳咳的声音很响亮,气调很充足,也能配上弦子。父亲常领着我去听,往往听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睡觉。

到了十月初一这天,我穿上母亲特意给我做的一条棉裤，拿上一本书,跟着本村的几个同学一块上学去了。

这一回再见到夏六先生，我可不敢和他逗笑了,而是来到圣人牌位跟前,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头,又给先生磕了头。夏六先生也拿出一块一寸见方的红纸，写上“十月初一,入学大吉”，贴在《千字文》的头里,又教我念了两遍《千字文》,入学仪式就算完成了。

从此以后,我就坐在炕桌跟前,嚷嚷吵吵地念起书来。

念书这种事儿,倒也不感觉困难,午间背一节生书,午后背一节熟书,次日早上再来背一节书,就可以回家吃早饭。整整的一个冬天,夏六先生并没有教我们认字,也没有教我们写字,就是一天背三节课的书。

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就念到三本《诗经》上了，背得滚瓜烂熟,字也全会认了。

这时候，夏六先生开始将我们叫到一张桌子跟前，让每人拿着一本书,站得规规矩矩的。他在桌子旁边的板凳上一坐,还预备了一把“戒耻”的板子，上面写着“戒耻、戒耻,看尔羞耻不羞耻”。夏六先生用很爽亮很庄重的语调念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念完后，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分开来讲解，再合成一个句话进行讲解。

他讲完了这一套后,也不问学生明白不明白,也不再说为什么要喜悦,为什么要快乐,便觉得这是给学生开了讲了,当老师的责任算是到了一百点了，学生若还不会，那就只能是挨打的角色了。

全是挨打的角色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在教学方法上，私塾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夏六先生的学规是特别严厉的,同学们一说话就得挨打，眼珠子往旁边一看,也得挨打。即使是出门时也得拿上一个“出恭签”，规规矩矩地走着。你要是出去的时候跳一个高,被老师看着了,也得挨打。除了背书背不过来而外，这挨打的原因可就太多了，把我们这些学生打得望影儿害怕,有逃学的,有装病的,还有跳井的。同学当中年龄最大、念书最多的是史在修。在我一上学的时候,他就念到《礼记》了,背一遍书就得半点钟的工夫。他是一个念书最用功的人,哼哼呀呀的一天也不闲着。可他也就落个念书、写字,旁的功课，一点儿都不会。还有一个挨打最多的同学叫夏凤亭。他是无一天不挨打,越挨打越背不下书来。

我也是差不多天天挨两回打的。

在刚一挨先生打的时候,我还觉得很着急,很害怕。但是挨打挨常了,也就觉着不算什么了,反正是同学全都挨打,谁也不能笑话谁了。俗话说“打皮了,骂滑了”,这是一点儿也不错的。慢慢地，我们这些学生就将好胜的心,要强的心,顾脸面的心,顾羞耻的心全都丢掉了,只有一个怕老师的心,设法免去挨打的心了。

在我每天挨打的时候,只是瞒不住同学,而家中的人是被我瞒得很严的。有时我母亲看我脸上的泪痕,知道我是在学房挨打了,故意问道：“你今天挨打来吧？”我赶紧说:“没有,没挨打！”谁问我也不承认挨打这笔账,我怕别人说我没出息，无论怎么挨打，也要咬牙忍受。最怕过夏天了，一换上单衣裳,再挨那木头板子打,真有点儿受不住。细嫩的肉皮,打上一“戒耻”，立刻就起来一条红印子，连打两下子,就得红肿起来。吓得我在五、六月的天气，也得穿着棉袄去背书，尽管热得浑身出汗，但能减少一点儿挨打的痛苦。

这位夏老师,性好耍钱，往往在早晨出去看纸牌，到了天色过午才回学房。他一看天色晚了，遂说:“不用背书了,换一号生书吧！”立刻就放了学。等到了第二天,还是这样。在头一、两天里，看到老师出去,我们还不敢公然玩耍,还得好好地念着,等着背过书来以后,才放点儿心。可是连着有好几回不用背书，我们也就得一望二，慢慢地耍起来了。正玩得开心的时候，忽见老师回来了，心里想这回准又不背书了。哪曾想，他老先生往桌前一坐,将“戒耻”板子往桌上“啪”的一拍,大声喝道:“背书！”这下子可把我们吓坏了，原本背得很熟的书,也给吓忘了；念得欠点儿功夫的真是磕磕手绊越背越糟。他老先生又一面抡着“戒耻”板子打着,一面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你们心思着又不背书了吧,这回你们可没猜着。”

学生念书念不好,一半责任怨先生教法不良，另一半责任是在家庭提倡挨打的原故。一般家庭,对于先生的好坏,既不在教授法上着眼,也不在讲书作文上注意,就是看先生的学规松紧,只要你能打,就算好先主。打得越厉害，先生的名誉越好。打得轻一点儿，就说是先生没杀威，学规松。结果，学生拿着上学比进大狱还害怕。

到了我12岁这年的冬天，这位能打人的夏老师就因为学生越打越少，最终没有学生可打了，又往南川那戈府一带另找学馆去当先生了。

学费是三十块小洋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但是，直到1920年，赵文郁才上了几天官学。

1920年，赵文郁已13岁了。

在正月二十八这天,我三叔牵着小黑马,叫我骑着,奔了下官地,去找夏四先生。到了他家,见在一处小院三间上房之中,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形容衰老，态度寒酸,谈起话来自夸自炫。对于这样的一个先生，我三叔有点儿不放心,遂未说一定。

此前，所说山咀子有个王九先生,是当时教育界最推崇的,但因年老，不收大学生。正在茫无头绪的时候,恰有史在修往六分地老孙家从夏五老师去念书,学费是三十元小洋。

我三叔也将我送到六分地去,开始了负笈从师的盛举。

孙家,很大的一座院落,黑油漆大门。

进门往南拐,另有一所小院,一溜儿七间大瓦房,窗户全开在西面；从北往南分别是：三间宿舍，一间教员室,三间讲室。见屋内排着两溜长条桌子,坐着满满的学生，往北间一拐就是教员室。我三叔领着我走进去，引荐说:“这是你五大爷。”我赶紧作揖问候。上下一端详这位夏五先生，五十多岁,身高不满五尺,头顶光光的，大鼻子，黑胡须，长条脸，两眼深陷,目光黑黝黝的不怒而威，不恶而严。身着一身青,说话慢言慢语，时时表现笑容，令人一看就肃然起敬。他老人家并不用我叩头，也不写红纸号，见了我就问：“叫什么名字？十几岁了？念到什么书上?……”我谈到念到三本《诗经》时，他现出惊讶的样子说：“岁数不大,念书可不少。”他把我编在三年级乙班。

我到了外边教室,坐在史在修前面的桌上,见北边的墙壁上悬着一块大黑板,两块小黑板,黑板上画着加减乘除的算数。我不认得阿拉伯数字,看了十分纳闷儿。我将带来的小柜放在桌子底下,又领到一块石板,一本第五册《国文》。不大一会儿,老师上堂,先讲《国文》第一课《国旗》。这位老师的讲法可就和去岁夏六先生的讲法不同了，他是详详细细地讲解,又恐学生们不明白,再一再二地反复说明。我听到耳内,便无丝毫的疑义。次日回讲的时候,先生叫我讲了一遍,此后再也不叫我回讲了。等到背书的时侯，也不特别的苛责人。从此总算步入学生时代,免去“罪犯”生涯。

我们起伙的学生约二十余人。伙食是五天一顿荞面,三天一顿白面。一个月摊五十斤小米,十五斤面。雇着一个姓王的做饭师傅。念完了书就吃饭,吃完了饭就上课。

有一天晚上,夏老师同我们几个大学生闲谈,一手拿着水烟袋,一手捻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我叫夏霖,字雨亭,家住敖包,父讳廷祥,也是教书人。我父亲不用我养赡，我就打了游飞,自赚自用。当过大车店的管账，月薪一吊钱；当过大烟馆的账房，月薪两吊钱。在初头朗福和堂药铺当伙计，拉药橱。后又在初头朗南营子教书。经盟友张振甲(字墨斋,秀才,哈什图人,在烧锅街上老郑家教书)指点,学问有了进益,并于赤峰县的一次‘县考’上名列第一。以后在承德考了两场,竟停了科举改立学堂。我又入了师范传习所，这才教了官学。”

我是10岁入敖包村私塾学习，12岁辍学，13岁入六分地村官学，16岁又随夏雨亭先生到初头朗学校读书，18岁就当了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