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斌：“结构性短缺”的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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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构性短缺”之所以给它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是一个在逻辑上很难严谨定义的概念。道理很简单，相比于“变化多端”的需求而言，供给总是结构性“短缺”的。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市场上，的确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标志性现象，小到婴儿奶粉，大到住房；从有形物质产品到教育、金融与娱乐等无形的服务类产品；从传统的衣食住行到各种跨界的消费组合等领域，消费者的需求似乎都没有被满足。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眼花缭乱的时代。相比于结构性短缺，相对应的必然是结构性过剩。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国际管理领域著名的Paul Beamish教授认为由于跨国企业在全球扩散生产设施并由此导致了相对过剩，因此，他判断说自1990年代之后全球的企业就开始经历了一场战略性转变，即由原先追求价格和数量转而追求质量和可靠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历经短缺的国家而言，一下子进入相对过剩与结构性短缺的状态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异常之大的心理冲击，尤其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始终处于焦虑状态，因为勤勤勉勉的各类企业只要运气不佳，就会被他人取代。
例如，六、七年前还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独领风骚的诺基亚，到了两年前就只有黯然神伤地被微软兼并的份，而且诺基亚老总一句伤感的话传遍了全世界：“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但我们失败了”（We did nothing wrong but we failed，大意如此）。其实，诺基亚所遭遇的危机背后的原因是，它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叫做苹果的竞争对手，而这个竞争对手几近“无所不能”。
然而，这个世界向来是给有心人和有备而来的企业乃至一个城市而准备的。当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转型时，国内和国际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可能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学界在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时亦未做好学术准备，因为上述经济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套用以往任何理论（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可能都不适用。在系统性的理论形成之前，以“茶友”这种身份对“结构性短缺”作准学术思考，倒不失为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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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短缺”中的错配与错位
其实，导致结构性短缺的原因并不只在于“短缺”本身，而在于这种短缺是“结构性”的，也不是之前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那种情形。
简单说来，就是有钱而买不到，在特定的地方（如国内）买不到，在特定的时间买不到（如节假日），或者由于观念的阻滞而不去买。因此，上述三种情形代表了“结构性短缺”中的三种错配（或错位），即空间错配、时间错配和观念错位。
首先是空间错配。这一点国人体会的比较深刻。从国人到澳洲买光当地奶粉到国人赴日本购买马桶盖和药品这种日常用品，到跑至全世界购买房产（特别是欧美），到送子女到国外上中小学，这些统统都是空间错配的结果，而且其中的确体现了消费者的某种理性。
第一种购买日用品的情形，体现了高质量放心产品在地理空间上的错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人对国内环境和产品质量是心存顾虑的，而国外高质量产品在国内的顺畅供销还有待时日。
既然出国旅行已经付出机票和住宿等沉没成本了，为何不趁机大肆采购一番呢？国人到国外买房也是抱有种种动机，本文只探讨国内消费者合法与正常的动机。
其实，只要条件允许，国人把国外的房子（house）和国内的房子（大多数情况下是公寓）只需简单对比，往往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国外的房子买下。
原因很简单，价格相对便宜。以我2015年11月去美国田纳西州访问途中的见闻为例，在其二线城市的郊区，只需花费70万美元即可买到数百平方米带游泳池的景观独栋别墅，而这个价格即使在南京这样的“一线半”城市，也只能在市中心买到一小套公寓。
因此，如果不是国内消费者的购房需求与国外房产供给的空间错配的话，估计美国的房价会有一个较大的上升空间，因为在现阶段有条件到国外购房的人群在绝对数字上是相当可观的。教育这种空间错配是最特殊的，因为送子女到国外上学必须包含自然人的物理移动，因此这种选择成就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教育服务贸易总量。
近年来，国人不仅热衷于送子女到国外读大学，而且逐渐热衷于把子女送出去读中小学，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天价学区房的存在以及以往择校中的巨大交易成本导致国内家长忍受着与子女分离的痛苦也要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这在全世界都是较为罕见的。
在上述三种空间错配的举例中，第一种即产品的空间错配问题最容易解决，只需要加大进口和引入更多的商业存在即可。例如，在南京连续开张两家官方的“苹果店”之后，那种一定要到国外购买电子产品的愿望会大大降低。但是在后两种空间错配中，由于房地产作为不动产的独特性质和教育的提供与消费的同时性，使得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不易解决。
其次是时间错配。一种是有形的时间错配，即产品或服务不能满足特定时间内消费者的需求，例如，我国春运期间的铁路公路运输不能满足全世界这一最大的短期移民和探亲之旅的出行需求。再如，我国节假日期间的公园、景点及其住宿和餐饮服务也全面告急。
近年来，由于高铁的飞速发展，短途旅行已经逐渐成为常态，即使是最常见的周末短途出行，上述短缺也日渐显现。二是无形的时间错配，即由于产品生命周期跟不上消费者迅速提升的各种需求所导致的时间错配。
说的更明白一些，也就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生产是有周期的，有的产品（如新药的研发）和服务（如更高质量的教育或医疗）的培育时间还特别长，这就带来了消费者漫长的等待，这是一种殊为可惜的时间错配。
最后是观念错位。观念之错位在于要么“不买”，要么“超买”。其中“不买”是相对保守的消费理念，也有很多表现形式。
比如，愿意买有形产品而不愿意买无形的服务，愿意买物质产品而不愿意买精神产品等，这种不给创新性产品或服务投上货币选票的消费理念使得一大批社会资源被用于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上从而使得市场不能出清。“超买”的消费观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一旦人数众多，就会对目前的市场供求形成冲击。
不管哪种消费观念，都不存在对与不对的问题，因为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观念的错位（这里是中性词，即错配的意思）一旦被精明的厂家和商家捕捉，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市场机会。城市经营者如果能够善于利用城市稀缺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稀缺性（相比于产品而言），那么自然也就有大量吸引外来人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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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短缺”所蕴藏的经济机会
其实，上述由于各种错配和错位所导致的“结构性短缺”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机会。因为市场会发挥它独特的调节机制，从而让需求和供给不再错配，并让此二者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相遇”。例如，近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但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此轮涨价潮更多是在一线城市和发展势头良好的二线城市出现的，而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其实正在经历着一场降价潮。从各类城市房地产市场表现的冷热不均来看，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构性的短缺和错配——大城市由于各种供给丰富，吸引着人流大批涌入，从而是稀缺的。
小城市由于盖了太多的房子却缺乏产业与人口支撑（农民兄弟短时间内无经济实力在城里购房），从而造成大量 “鬼城”的出现。然而，这种状况并不一定会一直延续下去，会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加以调节。
例如，上海在2015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净流出人口15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这也是上海近15年来所出现的首次大规模人口净流出。这个案例的可能启示在于，在对待一线城市房价“偏高”这个问题我们不难想见，随着超大城市人口的净流出，一线城市的房价的增幅一定会放缓。
与之同时发生在南京、杭州、苏州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却是房价的急剧上涨，比如2016年2月份南京房价的月涨幅已经达到2.7%，甚至超过了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就对城市规模进行了严谨的科学研究，例如，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教授在那篇著名的城市经济学论文中就论证了城市如何在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交通拥堵的规模不经济之间权衡以实现最优规模。
这篇著名论文的潜在涵义是，城市的规模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当大到一定规模后就会由于大城市病的种种弊端（广义的拥堵）而导致城市规模（人口）趋于稳定。当然，在这个稳定的过程中，其他周边城市就可能逐渐扩大和发展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引发那些基础设施逐渐改善、产业布局逐步优化与人口净流入增加的那些城市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而这也是先前的城市“结构性短缺”所带来的机会。即使对于那些“鬼城”而言，从较长时间来看，也提供了三、四线城市周边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进城后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种潜在可能，只不过那里的住房库存不能继续加大了。
其实，“结构性短缺”所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远非此篇小品文所能涵盖的。理论上说，熊皮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是一个不错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具有某种哲学意味，是能够对所有类型的“结构性短缺”提供改进思路的。
只不过，当这个解释被用于中国实际时，具体的表现形式与中国产品与服务变迁的形式、速度与方向都是要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人均GDP达到现在的8000多美元以后，其多变性和带来的产业高度化潜在要求已经迫在眉睫了。自然，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五年以后的12000美元后，机会和挑战会是多么的大。
在2016年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经济峰会上，马云认为，在接下的十五年，中国经济会转型成为消费拉动，现在是最难受的时期，可能现在要付出点代价。
马云还认为，接下来我们会着力于消费、服务和高科技这三个发力点上。企业家的市场直觉往往是比较敏锐的，着眼于这三个发力点其实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德日）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上述三个着力点也是一个企业家对本文所说的“结构性短缺”在产业层面的一个诠释。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与商业机会是不言而喻的，总理所说的大众创新与万众创业会带来多少市场机会与人生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