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初版时间再探
《天演论》初版时间再探
——以新近发现的“味经书屋本”为中心
◎《天演论》问世120年简史
影响深远的严复译著《天演论》，首次问世至今已120余年。1897年12月，严复译著《天演论》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陆续刊出。《国闻汇编》共出版6期，从第2期（1897年12月18日出版）开始，以《天演论悬疏》之名初次发表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就此开始了《天演论》一书的公开印行传播。此后，此刊第4、5、6期一直予以连载，持续到1898年2月15日。之后，因《国闻汇编》停刊，《天演论悬疏》的连载就此中断。
当然，《天演论悬疏》的连载发表，只能算是严复译介《天演论》的“先行预告”，因其内容并不完整，并不能算作完整的成书，也不是正式的著述出版物。按照学术界通行说法，一般而言，认为《天演论》成书的最初版本，乃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即1898年6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根据严复改订的样本刊行，分上下两卷，刻本一册。慎始基斋本内容较完备，刻板印制效果颇佳。这个版本是在充分听取了吴汝纶、梁启超等的修改意见之后，经由严复对初稿进行了三次修订而最终成书的。这一版本为木刻线装本，每半叶十五行三十二字。半年之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即1898年12月，又出版了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此为严复自己出资印制，在慎始基斋本基础之上，再次修订而成,校印质量更佳。这一版本为石印线装本，每半叶十五行三十二字，版式特征与慎始基斋本相仿，牌记中明确署有“光绪戊戌十有一月侯官嗜奇精舍第二次石印”字样。
1898年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问世，这是严复门人自行校印的版本。以这一版本为底本，大量翻印与翻刻本（即据石印本“影刻”）涌现，活字排印本也陆续出现。富文书局本，原为石印线装本，后有翻刻线装本，皆为每半叶十行二十一字，字体均为清朗俊秀的手写楷体字，开卷悦目，颇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远在西南一隅的成都书局，也以富文书局本为底本，进行过翻刻刊印；这一翻刻本仍为每半叶十行二十一字，只是一改富文书局本原有的手写楷体字为结体方正的宋体字，字大行疏，颇为醒目。
时至190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出现，《天演论》的流行趋势愈发迅猛；至1927年时，商务版《天演论》已印行32版（详参：刘学礼《达尔文学说在近代中国》，《科学月刊》,1992年第2期），这22年间以平均每年至少1次再版的速度递进。
上述这些早期的《天演论》版本均为线装本，后来商务版《天演论》又推出洋装本（即胶装本，与今书装帧同），与前期各版线装本并行不悖，印行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应当说，商务版《天演论》是20世纪上半段最为流行也最为普遍的版本，渐成“通行本”，至今存世尚丰，比较易得。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乃据严复初稿印成
《天演论》的版本流衍状况，基本如上所述。那么，是否还会有早于《国闻汇编》（连载版）与慎始基斋本的更早版本存世呢？
数年来，仅就笔者过眼过手的《天演论》版本已达数十种之多，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翻刻本、翻印本等各种版本形态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近年来，研究与辨析这些纷杂版本的学术论文也异彩纷呈、别开生面，时有新的发现。譬如，有学者早已指出约在1894至1895年间，即“甲午战争”前后，陕西味经书屋就出版过一种未经严复修订与授权的初稿印本，这一版本才是《天演论》的最初版本，通称“味经书屋本”。
因味经书屋本实属初稿初印本，可能属“试印”性质，只是在极小范围内传阅（可能仅在陕西及周边地区有过流传），其印量本就极为稀少，故存世极罕，难得一见。对于一般研究者与普通读者而言，即使《国闻汇编》（连载版）与慎始基斋本也不易得见，更遑论味经书屋本这一只停留在少数专家学者论文中的珍罕版本。
笔者历年访求，对这一版本也始终只是心存向往，未能有幸寓目。据《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之出版说明，因全集编印力求尽善尽美而穷搜各种版本的《天演论》，以期充分体现严复思想变迁及版本流衍历程；为得味经书屋本一观，曾向陕西省图书馆借阅此书。据此可知，国内公藏味经书屋本者，可能只有陕西省图书馆一家（近年来学界研讨味经书屋本，皆据此本）。当然，《严复全集》向读者展现的，已是经过校印之后的文本，并非原本影印图像；所以，想要从此中得窥味经书屋本真容，也无可能。
幸运的是，笔者新近终于获见一部私人珍藏的味经书屋本，多年夙愿终可得偿，围绕这一版本曾经“云山雾罩”的种种疑问，随之渐次明晰。
此私人藏本味经书屋本为木刻线装本，开本为25×16CM，每半叶十行二十二字，字体为结体略扁的宋体字，为典型的清末书局刻书字体。全书正文之前无通行本所附吴汝伦序、严复自序及例言诸文，目录亦无；正文页书名为“赫胥黎天演论”，正文首页第二行下端署“侯官严复学”一行，与之后各版皆署“英国赫胥黎造论，侯官严复达恉”两行不同。且卷上十八篇“导言”，皆作“卮言”，与之后各版皆署“导言”及主题名目不同，每篇“导言”末尾所附严复按语之“复案”亦无。所有这些版刻特征，都体现着初稿本初印之际的匆促与不够完善。在文本内容上，与之后版更多有差异，亦充分体现着译著初稿特征。
谨以通行本《天演论》“导言一”为底本，比勘味经书屋本的“卮言一”，即可以明确的发现，二者差异颇大。转录一段原文（味经书屋本与之差异者以【】标出），酌加标点如下：
导言一 察变【卮言一】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英吉利】之南，背山而面野，槛【窗】外诸境，历历如在几【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中】有何景物。计惟【唯】有天造草昧，人功【力】未施，其借【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盖】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坏】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啄践】，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自补空缺】，菀【荣】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兼】并，混逐蔓延【生】而已，而诘之者谁耶？【里语曰：人生如过隙驹，言其促也。其祝人则曰，寿比终南山，喻其长也。然自道眼而观之，则驹隙何必为促，即终南山亦何足为长？特自驹隙以视终南，终南斯为寿耳，且由是而言，则寿者岂独终南？彼终南之草木，亦何尝不寿耶？】
通行本《天演论》“导言一”共计1800余字，为便于展现通行本与味经书屋本在内容上的较大差异，在此仅从中摘录了这一章节开篇计300余字的文字。可以看到，即使如此小的篇幅之内，文字上的差异竟也有10余处。特别是“里语曰”一段，通行本中是完全没有的内容，这应当是严复在译述过程中的感兴之语，后来在修订初稿付诸出版时，自己觉得于体例上不妥，遂将其删除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严复《天演论》手稿本，原本亦写有此句，但严复用蓝色笔将此句删除。据此可知，此句应为味经书屋本独有，且间接证明，味经书屋本文本内容的生成时间应当比手稿本还要早。
值得一提的是，通行本“导言一”最后一句话：“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句话，味经书屋本则作：“达尔文曰：'天择者，存物之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择其最宜者而定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起矣。”
这句话在两个版本中，除了字词上多有差异之外，最突出的差异乃是，引用话语出自斯宾塞尔还是达尔文的差异。事实证明，严复在译著《天演论》过程中，也存在一个不断学习提高、不断辨析理论的过程——他后来修订初稿时，将原来误以为是达尔文所言的这句话，改为了斯宾塞尔所言。后来，他还特意在文末“复案”中再次强调了，达尔文学说与斯宾塞尔理论之间的关系，称“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
如上列所述种种，这样或源自修辞文法，或源自感兴抒写，或源自理论认识上的诸多差异，造成了味经书屋本与通行本在文本上的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随后的段落与章节中，还多有呈现。总之，因二者所据底本之不同，这些文本差异都体现着显著的历史特征。
味经书屋本所据底本直接源自未经修改的严复初稿，而通行本已迭经严复本人多次修订（在慎始基斋本成书之前已经对初稿有过三次修订，之后在此基础之上再行修订，印成嗜奇精舍本，之后再行修订则印成商务本；其间尚有经其略加圈点，再由门人覆校而印成的富文书局本，以及经其友人吴汝纶节录而印成的所谓吴京卿节录本）。二者文本之异同，实乃源自二者所据底本之根本不同。事实上，经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本相比较，味经书屋本的文本内容与之也不尽相同，且生成时间比之要早。前述“里语曰”一段，手稿本原有但被严复以蓝色笔删除，即是明证。那么，味经书屋究竟印行于何时，其印行历程大致如何，是否经过严复本人的授意或默许呢？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引发多年争议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有学者指出，“严复译文，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是封面题为乙未年三月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本。这不是定本，可能是当时人擅自将稿子拿去刊印的。书中没有自序和吴汝纶的序，也没有译例言。导言译作卮言，译文与后来的定本也不同。”（详参：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7页）由于味经书屋本原书难得一见，遂使上述1895年成书之说几成“定论”，大凡引用此“定论”者，皆对此说难予深究，只是默认而已。
因《天演论》手稿本序言有款署“光绪丙申重九严复自序”；卷上部分有款署“以上于丁酉四月望日删节”、“丁酉四月十七日删节复识”；卷下部分有款署“丁酉六年初三日删节讫”、“以上丁酉六月初五象征性删改讫”、“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可知手稿本迭经多次修改，以最后一次修改时间为参考，即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约为1897年7月至8月间，此即手稿本生成时间。如果味经书屋本成书时间确为1895年的话，现存《天演论》手稿本写作时间与之相比也晚了两年时间。也即是说，味经书屋本甚至可能是现存《天演论》手稿本的“祖本”，它虽然不是严复手迹，但其文本内容却是源自比现存手稿本还要早的初稿本。
这样的推论，从常理上让人难以接受，因为一般而言，任何著述皆是先有手稿，再有出版物；无论出版物的形态如何，或私印或试印或内部传阅并不公开印行等等，它出现的时间都不应当早于手稿本。那么，只可揣测还有一种假设可以成立，即现存的手稿本并不是严复最初的手稿本，而味经书屋本因某种特别原因，恰恰在当时得以将最初的手稿本原文刻印下来备存，所以即使后来初稿本佚失、未能存世，其内容却因有刻本存世而保留至今。因此，就出现了以初稿本为底本的刻本存世，而以初稿本为底本加以修订的手稿本也保存了下来；两相比勘，刻本内容从撰写时间上考察，竟然也可以早于手稿本了。当然，这样的假设，仍然很难令人接受。关于味经书屋本的刻印历程，因相关史料的缺乏，恐怕还仍只能从其文本内容本身去加以梳理与辨析罢。
事实上，早在1981年，已有学者邬国义质疑味经书屋本1895年成书之说，因为书中的严复按语里提到了“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云云，这足以说明此书印行不会早于1896年。（详参：邬国义《关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至1990年，邬再次发表论文，得出味经书屋本应成书于1896年秋冬至1897年间的结论。（详参：邬国义《天演论陕西味经本探研》，《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
邬国义的结论得出15年后，学者王天根则对这一结论表示质疑，通过缜密研究以及对新见史料的剖析，又得出了另一成书时间的推论，称“味经售书处《天演论》时间初步可定为1897年8月至1898年年底间”。也即是说，味经书屋本的印制时间可能要晚于现存手稿本的撰写时间，甚至还有可能晚于慎始基斋本的印制时间了。王再次指出，味经书屋本扉页牌记所印的印行时间不可信；且更抛出了“牌记作伪”的有力证据。
原来，经其考察，“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字样中的“绪”、“陕”、“经”字均作简体字，认为“当时人绝不会用后来的简化字”，“因此，这个时间是靠不住的”。（详参：王天根《天演论版本时间考析两题》，《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应当说，指出牌记内容作伪，牌记中使用了简体字是相当有力的证据。但牌记可以经后人重制后印刷装入，与正文刻印时间不必一致，也是刻本书籍印行历程中的常见现象。换句话说，即便确定牌记作伪，也只能说明味经书屋本未必是1895年刻印的；就正文内容来多方考察，味经书屋本确实源自《天演论》初稿本，其文本内容形成时间，确实也早于自慎始基斋本而来的之后各版。简言之，牌记可以作伪，印制时间可能稍晚，但文本内容确较其它版本为早，这即是味经书屋本的基本版本特征。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或系“盗印”
譬如，为慎始基斋本撰序的吴汝伦，于1897年3月9日即见到过《天演论》初稿本，1898年夏，即为《天演论》撰成序言一篇。在此期间，他将《天演论》初稿本录副，细加研读。1897年初他看到的初稿本上，卷上十八篇皆名为“卮言”，而当年末《国闻汇编》刊出《天演论悬疏》，卷上的名目又改为“悬疏”；他认为初稿中的名目“卮言”不佳，“悬疏”之名也不好，于1898年3月30日，迅即致信严复，建议将之改为“随篇标目”的形式。（详参：《答严几道书》，王栻主编：《严复集》）事实上，吴研读《天演论》初稿本时，就采用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加上标题的方法，为每节内容标上如“察变”“广义”“人为”等题目，极便研习，由此也形成了删节版《天演论》，于其逝世之后以《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之名出版（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初版）。严复非常重视与尊重吴汝纶对其译述体例及内容上的建议，慎始基斋本印行时，严复就采纳了吴的建议，并在书前“译例言”中，明确述及了这一修改历程，称：
即如此书上卷十余篇……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于是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
仅就上述《天演论》篇目体例从“卮言”至“导言”的修改历程来看，味经书屋本以初稿本为底本，其文本内容形成时间必然早于慎始基斋本。但1897年3月9日见到初稿本的吴汝纶，尚以录副形式存底，可见至少在这一时间前后，严复本人手头并未有味辛书屋本，或许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存在。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味辛书屋本当时尚未刻印；二是当时严复根本没有亲自或授权他人将初稿本付印，味辛书屋本纯属作者不知情的“盗印本”。
另据学者王天根的考察，根据现存手稿本内容对味辛书屋本内容的删改细节，并据手稿本上的时间落款，可知严复于“丁酉四月十七日”至“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即1897年5月至7月）对初稿本有过删改，而这些删改之前的内容，却原封不动的保留在了味经书屋本中，这就说明味经书屋刻印时并未看到丁酉四月至六月间严复的初稿修改本。王据此判定，味经书屋本当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刻印。当然，所谓“这一时间段前后”，究竟有多“前”，又究竟可以多“后”，根本无从判定。
换个角度而言，如果味辛书屋本确属未经严复授权的“盗印本”，盗印者不但可能在没有看到过初稿修改本的情况下，即开印味经书屋本；还有一种更宽泛的可能性，即在《国闻汇编》与慎始基斋本已经印行出版之际，盗印者因为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这两种版本，还是有可能将其手头的《天演论》初稿本付诸刻印的。因为盗印者一旦看到这两种版本已经印行，必然认定手头的初稿本不够完善、不能充分体现译者水准，不再奇货可居，遂将之弃置。应当说，盗印付诸实施的前提，上述两种可能，都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在这两种版本未问世之前，盗印者开印味经书屋本的可能性自然最大；但这两种版本问世之后，或因消息滞后等原因，也仍有可能开印。所以，笔者揣测，味经书屋本的刻印时间，从1897年5月至1898年底（嗜奇精舍本印行之前），皆有可能。
通过上述对《天演论》译述体例及内容上的细节考察，可知“牌记作伪”的问题，实属判定味经书屋本确切刻印时间的次要问题了。因为如果“盗印”之说成立，盗印者的牌记印制应当相当隐晦或者根本就不曾印制。试想，如果确属未经授权的“盗印”，或者是作者虽未追究但也未认可的“私印”，在牌记的印制上必得慎之又慎，绝不至于敢于和“正版书”一样旗鼓相当。最可能也是最稳妥的办法，即是不印牌记，私自印行、传阅或发售。
◎严复从未提及《天演论》味经书屋本
事实上，严复本人有极强的版权意识，凡遇盗版盗印者，多有追究之主张。他与门人熊季廉合作校点出版富文书局本《天演论》之际，多有书信往来，其中就谈到了对盗版者的切齿痛恨及坚决维权之主张。1904年5月26日，严复信中写道：
复在北，岁入殆近万金。一旦不居舍去，今所以自活与所以俯畜者，方仗毛锥。觊幸戋戋之译利，固已菲矣。乃遇公德劣窳之民，不认板（版）权为何等物事。每一书出，翻印者蚁聚蜂起必使无所得利而后已。何命之衰耶！则无怪仆之举动为黠者所窃笑而以为颠也。其《原富》、《群学》两书，湘、粤、沪、浙之间，翻板石木几七八副，固无论矣；乃《权界》、《社会通诠》两书，问世不逾数月，颇闻贵省有人，欲萃群力翻印二书。不知老棣有见闻否？如有之，不识能为我略施运动，力阻其成否？此其为赐乃不浅也。（详参：《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第251页）
据上述信文可知，严复著述被盗版盗印的情况非常严重，各地翻印的石印本与木刻本品种繁多。针对这种情况，严复与友人经常商议应对之策，始终希望“略施运动，力阻其成”。类似的通信应当还有，在此不赘。其后来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个人著述，就均有明确版权标识，以示“正版”。严复被中国出版界公认为最早使用版权印章者，其著《英文汉诂》后附专门印制的钤有著者印章“严氏版权之印”的版权页。而《英文汉诂》正是由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的，正是严复致熊季廉的这封信的这一年。也由此可见，虽然防不胜防、禁亦难禁，严复对其著述被盗版盗印，始终是难以容忍的，且要坚决采取维权行动的。
那么，味经书屋本如系“盗印”，就不太可能“明目张胆”的印制牌记页。因为，这样做等于将自己的“盗印”行径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严复知晓之后，势必追责。就目前已知的严复通信及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尚未发现严复有明确提及味经书屋本者，这或可间接说明味经书屋本的“隐蔽”工作做得是比较成功的，这可能正是其根本没有印制牌记与印行数量及范围都相当有限之故。
最早提到也是目前已知唯一提到味经书屋本《天演论》者，乃是时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899年1月2日），叶尔恺致信汪康年，信中提到了味经书屋本《天演论》。（详参：《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746页）这是有史可查的唯一记录，但信中除了对味经书屋校印质量不满之外，并未提到更多的出版细节，是否经过严复本人授权或默许，以及确切的出版时间与发行范围，均未提及。
据上述史事种种，或可推测，严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天演论》曾有一个味经书屋本的版本存在。而味经书屋曾经“盗印”《天演论》这一史事，或因其行事隐蔽，或因其印量不多，后世知之者无多。这就给”牌记作伪“者，提供了比较便利的客观条件。
联系到严复曾于1896年10月前后致信梁启超，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详参：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15页）；王天根认为，这里提到的“原稿”，当指既无吴汝纶序言，也无严复自序，更无例言的未经修改的《天演论》初稿，这些特征和味经书屋本《天演论》完全相符合；这一“原稿”中可能就署有“光绪乙未春三月”字样。味经书屋本牌记作伪者之所以将刻印时间定为1895年春，可能正是看到过这部“原稿”之故。由此推论味经书屋本的刻印时间至少要晚于1896年10月，即晚于严复致信梁启超提到“原稿”的时间。
笔者以为，所谓“牌记作伪”，或许只是后世某深谙《天演论》译介历程种种掌故的“好事者”，对味经书屋本的“再造”而已。此举只是为了突显这一版本的底本乃源自《天演论》初稿，欲抬高其学术身价与历史价值而已。简言之，即便“牌记作伪”之说属实，这也与味经书屋本自身的版本地位及研究价值无涉。敝藏味经书屋本，就根本没有印制牌记页面，或正可说明这一观点。
◎养源书屋旧藏《天演论》味经书屋本被发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私人藏本味经书屋本首页右下侧钤有“养源书屋鉴藏”印一枚，且于书根处粘贴有“天演论，严复译，2册2卷，清末刻印，麻纸，子1537”字样的签条一张。这表明，此书曾为养源书屋旧藏，并列为其藏书子部第1537号。
据考，养源书屋乃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俞氏家族所创办，乃赐封奉直大夫（从五品）、翰林院待诏俞光銮于清光绪五年（1880）始建，专为训导族内和家内子弟。（详参：陈琪《婺源县汪口村光绪十年知县吴鄂为养源书屋所颁告示牌》，《徽州社会科学》,2013年9月）此书递经养源书屋收藏，有大量圈点批注及校改笔迹。
经逐一查证，书中所有校改及眉批，均是以通行本《天演论》为底本校勘而形成的。如将所有十八篇“卮言”统统批改为“导言”并附导言题目；遇有通行本中未载文句，则以【】勾括之；字词有差异者，则在栏侧以小字写入；甚至还将通行本有而此本无的段落，径直抄录于书眉。凡此种种，均可视作俞氏族人在研读此书时，也发现了这一版本与通行本的较大差异，无论是出于治学之兴趣，还是探研之好奇，遂为之做了大量对勘与点校。
综上所述，已然明确，味经书屋本是以未经修改的《天演论》初稿本为底本刻印的，所据初稿本完稿时间可能为“光绪乙未春三月”，即1895年春，早于现存的于1897年4、5月间完稿的《天演论》严复手稿本。味经书屋本确切刻印时间尚无法断定，当在1897年至1898年间，可能要略早于《国闻汇编》，或略早于慎始基斋本的印行时间（如在1898年下旬刻印，则有可能还要略晚于慎始基斋本）。味经书屋本的内容与慎始基斋本及其之后的通行本所据底本非同一体系，其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正在于此，而非其刻印时间的或早或晚。在此，仍然祈望将来还会有更为确凿、更为充分的相关史料被发掘出来，以期更为细致、更为深入的解答味经书屋本予世人120年间所造成的种种疑惑罢。
味经书屋本《天演论》（约1897-1898年印行），据严复初稿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