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民国的开学时间

2017年9月1日刊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删略

8月1日，9月1日，10月10日

——也谈民国时期大中小学校的开学时间

肖伊绯

9月1日，开学啦！这是多少年的惯例，似乎已成为不用多想的“常识”。但凡是学生的、当过学生的，都曾铭记过这个日子。

殊不知，上个世纪上半段，民国时期的开学日，经历过8月1日，9月1日，10月10日的三次大变革。每一次开学日具体时间的变更，都与国家命运、与历史潮流相联系，实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大转折点上的缩影。

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8月1日开学

（1924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学，开除迟到学生与“驱杨风潮”）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事实上，晚清政府虽然对各地学堂的学期及学制有着诸般规定，可在开学日期这一点上，始终未有明确的公历对应日期。用农历时段规定开学日期（立秋后六日），以及向皇帝的牌位与孔子的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的“开学礼”，这些“陈规旧习”，自然是要被新生的民国政府摒弃了。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新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总计14条，被教育界称为“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又公布《学校系统令》。同日，教育部公布《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五条。规定：各学校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以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9月13日，教育部通电各省，明令执行上述规定。

至此，8月1日，成为民国时期所有学校的法定开学日。这一规定，从1913年开始推行，一直执行到了1927年，历时约14年。一般而言，全国各地学校自7月1日放暑假，至8月1日止，假期为1个月。当然，由于建国伊始，政局未定，包括学校开学日在内的各项法规政令也未必能得到完全落实，相当一部分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并不遵从所谓的“法定开学日”。譬如，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在民国初年的开学日，就明确的定为9月8日。

无论如何，因为有了教育部的明令规定，每年8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成为学生报到入学的“铁限”。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及时报到入学的学生，往往会受到较为严厉的处罚，甚至遭到退学的处分。譬如，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水灾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外地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校方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以整顿校风为由，称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又区别对待，有显失公平之处，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严重不满，因此爆发了以撤换校长杨荫榆为诉求的“驱杨风潮”。

“驱杨风潮”从1924年的秋季开学日爆发，至1925年的秋季开学日，持续了整整一年，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一年间，校方因受教育部支持，奉时任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整顿学风”之命，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女师大学生也针锋相对，召开紧急大会，出版《驱杨运动特刊》。不久，在该校任教的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为此，鲁迅先后写成并发表《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记念刘和珍君》等诸多文章，尖锐批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广有羽翼的校长”。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

至1925年的秋季开学日，8月1日当天，校方竟率领军警入校，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宣布女师大解散，责令关闭伙房，锁住校门，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当天晚上，钱玄同得知这一消息，也颇感愤怒，在日记中竟然将指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女性第三人称“她”，下意识的写成了用作动物的第三指称代词“它”。日记中这样写道：

“阅晚报，知杨荫榆今日奉了章行严底命令，竟带了武装警察到女师大，解散自治会、开除三班生、封锁寝室、断绝炊食，荒谬至此，我何能再与它（她）合作。拟明日在《京报》和《晨报》上登一启事，以表明态度。”

果然，第二天午后，钱玄同迅即在《京报》和《晨报》上刊登声明：

“钱玄同声明：从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我不再做杨荫榆聘请的女师大底教员。”（详参：《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924年与1925年的8月1日，这两个8月1日的秋季开学日，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与教职员工而言，记忆何等深刻。对于力图控制事态、收拾乱局的校方与教育部而言，恐怕记忆同样深刻。事实上，1925年秋季开学日之后不久，因各界强烈抗议，当局亦无力挽回局面，校长杨荫榆被迫辞职而去。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无法在秋季开学日（8月1日）及时报道入学而引发的一场“驱杨风潮”，鲁迅、钱玄同、章士钊、杨荫榆、刘和珍、许广平等众多近现代知名人物牵涉其中，不但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发巨大反响，也注定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

显然，不考虑实际情况，不顾全学生处境的“教令”也罢，“校规”也罢，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及学校基层实践中，很难得到充分贯彻与落实，甚至还会引起多方冲突。法定开学日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时断时续、时紧时松，在政局混乱、时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越来越形同虚设了。

北伐延长了暑假：9月1日开学

（1925年9月10日，清华大学开学，暑假近三个月）

如上述种种，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雷厉风行，果敢毅然的发出了“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一扫“旧习”，开启“新风”。但军阀割据、内忧外患的民国初期政局，让这篇“开场白”的声调很快衰微。从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蔡元培虽力撑危局、苦心经营，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军阀独裁、朝令夕改的混乱政局。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因同情学生爱国热诚，亦被当局排斥，也不得不辞职而去。

北伐前夕，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法规法令，在颁布执行的过程中，已形同虚设。由于军阀横征暴敛，教育经费无着，全国教育界啼饥号寒，难以维持。1926年1月5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部员开会索薪；1月7日、11日，京师中小学联合会教职员开会，议决逐日轮流向政府索清三个半月积欠。曾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也曾是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当时也因政府欠薪一事，颇感不爽。他既在日记中记下私人账单，也写文章口诛笔伐，还曾代表“国立八校”公开索薪。

据《鲁迅日记》载：1920年，共收入1月至9月教育部薪水2640圆，拖欠三个月的薪水900圆。1921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490圆，拖欠半年多的薪水，计1800余圆。1923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094圆，累计拖欠九个月，计2700余圆。鲁迅于1926年1月15日上午出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女师大参加次日国立八校教职员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联合索薪的行动，并推选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发言。1月16日上午，鲁迅前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获得基本妥协，但仍未彻底解决。1926年7月21日鲁迅《记“发薪”》一文，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已达两年半之久，合计达9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2万多元）之多。

可想而知，鲁迅尚且如此，其他教职员工因拿不到薪水，生活之困窘，应当更甚。在这种情势之下，拿不到薪水的教职员工，与青年学子时有参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都经常打断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一方面，老师请愿、学生示威；另一方面，老师要索薪、学生要爱国，虽然各自诉求不同，但归根结底，总是北洋政府长期横征暴敛，不能取信于民所致。

随之而来，包括法定开学日期在内的多项当局政令，也就不再那么具备约束力了。因此，各地学校的法定开学日期，已无法正常执行。各地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往往随意自定开学日期，譬如清华大学就曾以9月10日为开学日。

与前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8月1日为秋季开学日不同，清华大学从民国初年至北伐前夕，一直都是在以当年9月10日为秋季开学日。1924年，女师大闹“驱杨风潮”那会儿，清华大学同样是9月10日开学，且也因南方水灾及战事，仍有多名学生及教员未能及时报道入学。清华校方非但没有横加责罚，反倒体恤有加，对学生多有慰问。及至1925年9月10日，清华校长曹云祥还在“开学词”中关切的提及此事，开篇即说：

“今日为本校开学日。忆去年暑假后开学之日，因有水灾及战事，交通阻隔，教员学生不能如期到校者，颇不乏人；而本年则交通便利，师生戾止，即可继续课业。今日欢聚一堂，非常欣幸。”

应当说，清华大学将秋季开学日定在每年9月10日，是建立在体察国情、体恤师生的大前提之上的。并非刻板的遵行、机械的执行当局法令，而是顺应时势，在学校管理与学期规约上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譬如，曹校长在“开学词”先提及去年的水灾与战事之后，又提到当年的学生爱国运动，亦深表同情，并予支持。他说，“本校于暑假前因沪案问题发生，全国学界有爱国运动之举，本校学生亦热心参加，故在六月十七日仅行最简单之毕业礼，以告上学年之结束。”这里提到的“沪案”，即指“五卅运动”；前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也曾投入运动，横遭校方干涉、阻挠、取缔，直至开除，而清华大学校方则对学生投入此爱国运动表示同情与支持，甚至为此提前结束了学年，提前放起了暑假。以曹云祥“开学词”中提及的6月17日放假时间及9月10日的开学时间来推算，清华大学1925年的暑假，竟达84天之久，已近3个月。（详参：《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

当然，如清华大学放这么长暑假的学校并不多见。如果按照8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照常开学，中国学生的暑假，一般而言，只有一个月。不过，在政局混乱、时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结束军阀割据、祈盼全国统一的呼声，最终促成1926年至1928年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最终又延长了中国学生的暑假，这又算是历史给予中国学生的一次额外“福利”罢。

北伐胜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1927年颁布《民国十六年度学校历》，规定：大中小学校均为秋季始业(9月开学)。这就意味着，从1927年开始，9月1日成为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法定开学日，而大中小学生的暑假也随之延长为两个月。

抗战改变了学期：10月10日开学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复校开学，抗战胜利与学生人数大三倍）

9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自1927年始行，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启之际，再次成为“一纸空文”。因时局日益紧张，战事日益惨烈，全国各地学校或被迫关停，或迁徙后方，法定开学日及正常学期，往往都无法正常运行。

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至此，中国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在百废待兴、重振中华的历史转折点上，国内教育界及大中小学校的正常秩序也正亟待恢复。各地学校何时开学，自然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焦点。

由于日军占领地区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需要集中清理与统一接收；日军宣布投降及正式投降的时段又正处在9月1日法定开学日前后，因此1945年的日占区学校的当年学期随之有所调整。尤其是日占区的各所大学，开学时间与当年学期乃至整个学制均有重大调整。

实际上，当时的日占区各所大学，均由当局接收机构宣布就地解散，重新组建所谓“临时大学”。这些临时大学，是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各地设立的特殊学校，用以甄审日占区的大学生及教职员。其中，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同年9月，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等多所日占区大学。同期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或称《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并于10月中旬，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均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令原日占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进行考试；至于已毕业的学生则需补交论文与政治审查，经审核通过方可获得合格证书。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临时大学的开学日，是在1945年10月中旬，日期不确定，但有一定的时段区间。次年，各地临时大学完成历史使命，相继宣布解散并重组，各大学也随之复校，逐渐恢复正常秩序。有些大学的开学日期，就不再定为9月1日，而是改为与临时大学开学日期相近的时段，选择以“辛亥革命”纪念日10月10日，为开学日。譬如，1946年北京大学复校，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二、三、四、六分班，就正是于10月10日开学的。1946年10月10日，作为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的第一个学年的开学日，来自远徙后方、与清华、南开合建西南联大的那部分北大学生，与来自北平临时大学经过政治甄审的那部分日占区北大学生一道，迎来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学期。

查阅当年的报刊报道及相关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北大10月10日这一特别开学日的现场情形，开学典礼上，曾任“驻美全权大使”、寓居美国九年后卸任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的著名学者胡适的“开学词”，都因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节点而焕发出别样的风貌，也被赋予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价值。据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2、3日连载报道，可知当日现场情形一二。报道中称：

民国三十五年“双十节”的上午，国会街北大第四院里面聚集了2000多学生，有些在看北大复员学生所贴的标语和《复员通讯·开学特刊》，像《拥护胡校长发扬北大传统精神一一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不分临大舆联大，北大同学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宣泄千年以来积压在统治阶级下的苦情与怨恨》，《纪念双十节要加倍努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

《开学特刊》贴在六张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柳荫下。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这新的日子》，对学风问题有深刻的讨论，《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中国的黎明》，《欢迎胡校长》，《双十节感言》。读者之中以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北大的同学最多。他们以期望的心情读着民主战士的墙报。他们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上说：“我们等待着你们……严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们带着温暖来了，你们更带着勇敢，带着坚毅，带着自由的精神来了……是你们给这古城的垂危心脏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你们使它年青，使它的脉搏活跃……我们谨以青年人的热情和正直欢迎你们，追随你们……”

九点五十五分钟，记者随着铃声进入礼堂。那是旧众议院的会议厅。讲台上已经坐有胡适校长和法学院长周炳琳、白发苍苍的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训导长陈雪屏、教务长郑华炽、长胡子的越乃搏先生（经济系主任），杨振声教授，闻家驷教授等30多位。正厅，楼厅和楼厢上坐满了2000多位同学。

胡先生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金丝眼镜。他对扩音机说：“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一一开学简单。”

胡适在“开学词”中，一面回顾了“老北大”的历史（谈了40分钟），一面列举了“新北大”的大数据。他特别强调了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之后的规模之大，称：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759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1562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92人，全国七区招术先修班新生686人，医学院试读生七人，总计是3514人。工学院南京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读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4000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

诚然，“新北大”的开学典礼令时人耳目一新，10月10日的秋季开学日期之革新，也确实别开生面。然而，北大复校所定10月10日这一特别的开学日期也只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在全国推广，也无法成为当局认可的“法定开学日”。1946年之后，大多数地区的学校仍然按照教育部规定，选择在9月1日前后开学。只是在1945年至1946年这两年间，对于日占区各大学的在校生而言，关于开学日的记忆，恐怕还会有更加特别、更为切实的一面。因为，于他们而言，这两年间的暑假是不可能有的了，只能在临时大学补习班中忙着各种功课的重新考试与补考，疲于奔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