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兴办军校：不能学以致用
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武学是宋朝的军校。
北宋武学经历过两次兴废。在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下，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二十一日，仁宗下诏置武学（军校）于河南开封“武成王庙”，将文事与武备并立，主管官员叫阮逸，其官职为武学谕，开始大规模培养军事人才来增强军事力量。但该校只存在了不足百天，原因是无人愿意入学。
30年后，即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下诏复置武学， “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 规模最大时曾达到200人，分为外舍100人、内舍70人、上舍30人，学习期限三年，食宿由国家供给。武学生源来自平民、官僚子弟及有武官资格而未正式做官者，这三种资格的人均需两名中高级官员做保，并经考试合格方可入学。
宋朝武学分上舍、内舍、外舍三级，考试标准据等级而定。庆历至熙宁年间（1041～1077）武学教师称教授，选文武官员中知兵法者担任，学习诸家兵法，并编制了专用的教材《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元丰（1078～1085）改制后，改教授为博士，并增设武学谕。武学课程除研习兵法、操练弓马外，还讲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仍是三年，三年后考试，及格者按等第授官，不及格者明年再试。
但此间，却遭到许多儒家士大夫的责难，他们认为：“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立学无谓，故亟罢之”。于是出现了“英豪”之士耻于就学的怪象，入军校学习者寥寥无几，各州县竞相废武学。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枢密院上书：“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将帅之任，民命是司，长养其材，安得无素？国家承平，及此闲暇，臣等欲乞复置武学，以广教育，以迫成先朝之志。”于是，武学渐兴。
南渡后，南宋因饱经战乱之苦，众多的移民有着太多的国仇家恨，现实的残酷使宋人知道，只有保国才能治国。当此之时，国家最为需要的是统兵打仗的将帅之才。正如武状元兄弟陈鹗、陈鳌的父亲陈文教导他们所说：“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所谓“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是也。对于收失地，雪国耻，迎请二圣还朝，文人雅士的坐而清谈，自不如铁血之士的起而行之。绍兴十六年（1146）复旧制，办武学。
宋代兴办军校，前后经历了这么三次，规模都不小，特别是熙宁和崇宁年间的武学，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均堪称空前绝后。
宋一朝的武学与武举，确实培养、选拔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如许思纯、熊安上、周虎、程鸣凤、张建侯、历仲方、江伯虎、蔡必胜、华岳、薛奕等。但从整体上讲，宋朝的武学并没有选拔出，也没有培养、造就出十分优秀的将帅。宋朝一些优秀的军事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学出身。
那么，这些军校毕业生最后都分配去了哪里呢？绝大多数情况下，朝廷会安排他们担任寨主、监押、三路巡捡、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等职。
寨主，职掌招收土军、阅习武艺、防盗、捕盗，由閥门祗侯(从八品)等小使臣差充，序在知寨、寨官之下；监押，主要指县、镇、城、寨、关、堡、津等所设下级兵马监押，主要掌管本部所辖屯驻、兵甲、训练、差役之事。以寨兵马监押为例，其职位尚在寨主之下，因功方可迁为寨主；巡检，为供奉官(从八品)以下小使臣所任之职，北宋中叶以后主要用来维护地方治安；经略司教押军队，为训练军队的下级教官；准备差使，则是用来安置未补正武人的职务，以供枢密院派遣临时差使之用。
这些还都是中央军校之分配情况，地方州县军校的分配则更差，毕业生们往往被授以榷酤、征商等职，以负责地方酒税、商业税等课税的征派。从中不难看出，军校毕业生不但所授官职极低，而且基本上都是当警察抓治安、当教官训练军队和专职税务员等等，根本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很少直接统兵效命疆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不对口，难以发挥所学。
难怪清代顾炎武先生说：“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
就制度本身而言，宋朝的武举无疑是先进的。然而，它并不是宋朝统治者求取军事将领最常用的办法。从整体上讲，宋朝最盛行的仍是以世袭或行伍升迁为军官的制度。与之相比，武举的份量实在是太轻。在北宋三十科武举中，武举录取的人数常常10余人，最少的仅为2人、6人。
众所周知，量是质的前提，没有量的基础，难有质的飞跃。如此少的几榜，如此少的几个人能在军队建设中起多大的作用？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南宋录取的武进士虽然多一些，但也大多不过是30至50人，与文进士的录取人数相比，武举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学校如何培育学生，其核心是一个“需”字，即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而毕业生走出校门，就业时选择工作，也讲究专业对口，才能学有所用，这都是常识。但此种常识，在宋代却几近笑谈。宋朝武学本是培养军事人才最理想的场所，那里既可以研讨兵书战策，排兵布阵，又可以演练刀枪，谙熟弓马，理应成为将帅的摇篮。然而，宋朝武学培养的学生，不是抓小偷、就是当教官。
宋代以武立国，却一直重文轻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