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师鲁迅，从不谄媚年轻人
文学并非无用，它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抗，它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到，在成王败寇之外，还有更宽广的世界。这里是硬核读书会·宗城专栏“席地而坐”。
“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
人们往往认为青年象征着理想与变革，而鲁迅在这段动人自白中道出了自己对于所谓“新人胜旧人”的犹豫与彷徨。今天是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日。这篇文章回顾了鲁迅的作品与思想以及作为青年导师的清醒与审慎。
01
不可不读的《野草》
在现代中文史上，鲁迅是一道迷人而危险的深渊，很多作家是越读越薄，而鲁迅的文字属于越读越厚。了解鲁迅的思想，不可不读《野草》。
在这部1924年至1926年间创作的散文集里，鲁迅身处于军阀混战的中国，目睹“五四”后先进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不能不感到惶惑与孤寂。眼前的旧制度、旧世界依旧森严，自己却如入无物之阵，越发处于孤军奋战的地步。
在《野草》中，那些象征弱小事物的花、草、虫、鸟等，基本都被严冬和寒夜的冷酷所压制了，而鲁迅把自己自命为《秋夜》里夜游的恶鸟，犹如卡夫卡在捷克语中谐音的寒鸦，它们都面对一个坚固又令人幻灭的世界，传统和现代科技的双重冲击下，20世纪初的文人纷纷感到一种无法把握的眩晕和孤寂。
《野草》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
《野草》有一些常见的意象值得注意，例如鸟类，鲁迅尤其喜欢写乌鸦。比如在小说《药》里:“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乌鸦的意象通常与秋夜、寒冬结合，凝结成鲁迅小说肃杀的氛围。如《孔乙己》此处：“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地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也是在《孔乙己》这篇：“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地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
又比方说以下四篇：
《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一件小事》:“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
《头发的故事》:“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故乡》:“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在鲁迅的笔下，秋夜和寒冬代表着“日暮穷途”的氛围。鲁迅的小说既是单篇小说，也是一整部小说里的若干篇章，鲁迅所写的其实是整个旧中国的“日暮穷途”，是国民生活在古老中国的秋夜。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北京鲁迅博物馆
那秋夜中孤独的寒鸦，它时而是无名者的化身，时而是知识分子的写照。
某种意义上，鲁迅就是寒鸦，但寒鸦不只是鲁迅，寒鸦还是无数在苍凉晚景中惶惑、幻灭的知识分子。
左翼作家傅雷的《幻灭》三部曲，倒是很能呼应这种氛围。所谓寒鸦，它的孤独、清冷、弱小，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在革命受挫之后的缩影。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鲁迅笔下的乌鸦，日本学者丸尾常喜有个别致的注释。他分析《药》中的乌鸦形象时，引证了明代郑之珍本《目连戏》下卷七场《曹氏清明》的段落，目连的未婚妻曹赛英对停在母亲墓上的乌鸦说:“老夫人平生乐善好施，救济孤贫，定是精灵不与形骸共灭，化为慈鸟，来此鸣叫。（乌鸦呀乌鸦，你若是母亲的灵魂，请飞到这边的树上来叫。）他哀哀似依人意，哑哑分明是恋人之心。”
丸尾常喜认为:“《药》里的乌鸦，可以看作虽然背负着自身的不孝与母亲的悲哀，但仍坚韧地走向前方的'孝子’们意志的象征。”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中国古代社会常说孝治社会，士绅文人们被教导以君王为父，以社稷为家，所谓“君父君父”，那一排排报效朝廷的文人们，何尝不是皇帝的忠臣孝子。
而决绝地批判旧社会，对儒家伦理爱之恨之，可以说是目无君父，背负着对传统的不孝与深沉的悲哀的鲁迅，何尝不是一只旧中国上空的乌鸦，在冬夜的肃杀中穿行而过。
02
矫枉必须过正
鲁迅并非看不到传统中国好的一面，那些古文字、古经典、传统的生活习惯，他私底下其实非常辩证地看待的。
比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誊抄古碑文的爱好者，也写过《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研究》。对古代文学的研究，鲁迅一点不逊色于桐城派和学衡派，但是为什么写起小说和杂文，鲁迅对旧社会有一种决绝的反抗？
因为他知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1925年，鲁迅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由上下册合为一册，结束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历史。/北京鲁迅博物馆
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都面临国破家亡的劫难，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及至巴黎和会，中国身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如同战败国，鲁迅沉痛地看到，中国所面临的考验，已不再是改朝换代、换了一个皇帝那么简单，而是丧权辱国、生灵涂炭，不仅有亡国之危，更有亡天下的可能！
正如顾炎武所说，亡国，是一朝一代的更迭，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亡天下。
因为天下不只有国，还有千千万万百姓，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社会的积淀，天下亡命，则百姓贫贱、文脉断裂，甚至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记忆都会被清洗和重组。
《觉醒年代》剧照。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士人担忧清军入关，他们恐惧的不只是明朝灭亡，而是国破之际，可能进一步引发的文化浩劫。
到了鲁迅这一代，天下面对的局面就更加艰难。天朝上国的威严早已经不再，四万万同胞随时面临着外国的入侵，可是统治中华河山的却是军阀与积累了旧军阀习气的国民政府。
1920年代中期是中国的一段晦暗岁月。中国的热血青年们如同刘和珍君，被北洋军阀镇压乃至屠戮。眼前的一幕幕，让鲁迅心境苍凉。他空有战斗热情，却看不到成功之路；渴望国家自强，奈何长夜之幽暗。战士如入无物之阵，举目四望空悲切。鲁迅正是怀着这样沉痛的心情写下《野草》。
在《影的告别》《野草》等篇目中，鲁迅书写了进步知识分子精神分裂的症状，他写道：“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到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到自己的房。”
更为传神的一段，是鲁迅对“夏天昆虫撞灯罩”的描绘:“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它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
鲁迅在这里用“昆虫撞灯罩”来隐喻沉重现实中的抗争者——飞虫，这一在文学传统中常常遭遇贬损的形象，在这里却成为英雄悲剧的化身。
这个小小的主体置换，其实浓缩了鲁迅的观念，那就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正名，颠覆旧文化下固有的美丑观念。
“飞虫”之喻，同时也象征着鲁迅的心境。鲁迅在《野草》中洞见了现代人的根本病症，他是中国最早深入写现代病的作家，这使他不仅仅作为一位启蒙作家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留存于世，他同样是一位洞察现代性的思想家、一位洞悉我们处境的预言式人物。
《现代性的追寻》
张枣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8
惟其如此，鲁迅的语言在今天依旧显得不过时，鲁迅百年前的话，却像是对我们在说话。诗人张枣在《<野草>讲义》里说道:我们正在被损害，工业文明在损害我们，物质在损害我们，意识形态在损害我们，所以现代人最大的工程就是修复主体和如何重新自由地表达自己。”
竹内好说鲁迅:“是以满腔热情来看待黑暗，并绝望的。……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
03
新人胜旧人
此外，回顾鲁迅中后期的写作，他对中国社会和青年的看法更加幽微曲折，而不再是前期鲜明的新旧二元对立。
鲁迅中后期的一个困惑，就是新青年一定比旧人好吗？启蒙后的一代人，是否就比旧人更进步，更能担得起社会革新的责任？他曾经是进化论的拥护者，认为“一代新人胜旧人”。在《狂人日记》里，他呼吁“救救孩子”，对已经被吃人的历史束缚乃至同化的旧人，其实已不抱希望。
但是到1927年，尤其是四一二事件、四一五广州大屠杀等事件以后，当鲁迅看到“五四”后的青年，把玩着血的游戏，看到他曾寄希望的新人，有那么一部分却流露出和旧人一样的残酷、恶意和麻木，他其实对自己过去的信念有巨大的动摇。
《答有恒先生》里，他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鲁迅儿时常来玩耍的百草园。/北京鲁迅博物馆
但鲁迅并非全然对青年死心，他后来加入左联，声援革命青年，帮助萧红、萧军、柔石这样的青年写作者，仍流露出他对青年、对理想主义的爱护。
只能说，国民革命、清党运动、南方社会的现状，让鲁迅对“新与旧”有个更复杂的认识，对进化论和启蒙进一步祛魅。鲁迅相信没有历史包袱的青年更可能肩负起社会变革，但他同时意识到，此地的青年若无正义之心，很快会变成老人，此地的青年若无弱者之同情，会酝酿出比保守者更血腥的残酷。
所以，重要的不再是“对青年的崇拜”，而是去思索，许多青年为何过早衰老，为何会在看似进步的光晕后，表现出更守旧、慕强、崇拜权力的一面。为什么那些看似激进的青年其实更保守。这是困扰着鲁迅晚年的一个问题。
鲁迅其实是不自信的。他只有靠不断地战斗、不断在姿态上对抗现实，才能支撑他那摇摇欲坠的信心。骨子里，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于人类和命运都有一层苍凉的底色，这种色调在鲁迅创作的中后期会更加明显，尤其是《野草》和《铸剑》这样把神圣复仇也消解掉的行为，无不透露出鲁迅内心莫大的矛盾，而他的创作，此时已不只是为救国民，更是为救自己，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堕入完全虚无的深渊，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
《鲁迅集》
鲁迅 著
花城出版社，2009-2
鲁迅意识到古老中国的贫弱，但不认为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就一定能拯救中国，他那时虽不能具体地描述，现代性的问题出在哪里，但他敏感而洞察地捕捉到，在中国社会根植着一些东西，甚至那是在人性深处根植的东西，使得历史的轮回反复出现，看似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狂热与麻木，在这片大地上交替上演，于是现代化看似革除了帝王奴役百姓的专制社会，却又创造了新的奴役，天下看似从大清变成了民国，亿万民众却依旧处于沉重的奴役和困乏之中。
存在于东方的铁屋远远不只皇权，还有人民千年来积淀的奴性与麻木。这种奴性，既伴随着对强者的崇拜，也伴随着对弱者的伤害。
鲁迅看到了现实的沉重与反抗的艰险，但是他并没有放任自己虚无，他的哲学，就是看见黑暗、认清黑暗，却不要使自己沦为黑暗。
就像他在1925年编订的《热风》随感录“三十九至四十三”里对世人所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