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字子期，是魏晋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玄学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其代表作品《思旧赋》在当时无赋可与之比肩，堪称绝唱，令人惋惜的是向秀有两部作品均已失佚，分别是《庄子注》和《周易注》，两本书在当时都有着极高的影响。
向秀少年成名，不仅以秀为名，文章也同他的名字一样，以俊秀清雅闻名乡里，后来山涛知道向秀之后特来相见。
两人互相讲解各人心得，遂结为忘年之交，山涛将其引见给嵇康等人，七人在山阳竹林间饮酒高歌、吟诗抚琴，世谓“竹林七贤”。向秀亲眼见证了嵇康奚落钟会，最终被钟会、司马昭陷害身死的下场，最后在悲痛和迷茫之中大彻大悟。向秀也因此对《庄子》学说有了更深的领悟。在向秀后来经过嵇康旧日的住所时怀念友人，千古名篇《思旧赋》就此现世。在嵇康等人遇害之后，向秀迫于压力赶到洛阳，得到了司马昭的接见，这时司马昭便问向秀，说他一向有箕山之志，为何今天却在此。向秀说他之前不懂帝王求贤若渴的用心，借讥讽典故人物应付了过去。即使后来向秀官至黄门侍郎，但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的消极态度，直到他去世。向秀之所以能够被列入竹林七贤之中，虽然同山涛的引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主要还是向秀本身就拥有出色的才学。
向秀身处的那个年代战乱不休、动荡不止，各大诸侯军阀之间相互混战，以至于社会上生灵涂炭。
向秀的《庄子注》虽然失佚，但依旧能从其他古籍中的注引中窥知一二，例如张湛的《列子》就引用过向秀的《庄子注》。在竹林七贤当中，向秀同嵇康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切，但是两人在思想上却有着极大分歧。正如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虽然是同一部《庄子》，但两人的解读却完全不同，向秀更多的是现实社会的需要，嵇康则是倾向个体生命的觉醒。嵇康、阮籍等人对现实社会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想要建立一个超脱世俗的精神乐园，也就是庄周“逍遥游”的思想境界。而向秀则抱着结合现实社会解决困扰人们的问题，来解读《庄子》，想要为处于乱世的人们寻一条安抚心灵的道路。因此便有了《庄子注》的现世，向秀从哲学方面来协调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提出“达其心之所以怒而顺之也”。也就是在社会国家面前，个体应当作出妥协和退让，随着世间的变化而变动，顺从统治者的意志方才能“得全于天”。
魏晋时期在经过“正始之音”之后，又爆发了新的思潮，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口号的“注庄”、“解庄”。
这个“名教”就是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用意是让所有人都负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每个人都为建设国家献出力量。但没想到的是在东汉中期之后，汉朝幼帝被外戚和宦官操纵，这种儒家礼教也成了他们强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手段。儒家礼教以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文人们对它是又爱又恨，爱它能守住人心中的底线，恨它被政客们不断地糟蹋。“哀莫大于心死”用来形容汉末的文人心态最为合适，中国的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在这种背景下正好用来填补内心的真空。儒家名教威信扫地，尽忠职守、为国效命已然成为笑柄，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顺应时势的出现在了魏晋时期。《庄子注》中的“逍遥游”和“齐物论”，不同与庄子的批判儒家。向秀以道解儒，从内部来对儒家学说进行论证。“逍遥游”的核心既是鲲鹏与斥鷃的小大之辩，世俗之见当然是鲲鹏大，但在无穷的世界面前，鹏飞不到极限可以为是小，而能飞到自身极限的斥鷃也可称之为大。有型之物相对于无限的世界而言总归是有限的，向秀的观点是“故大小虽殊，逍遥一也”，大鹏无需以大而自认为高小鸟一等，小鸟也不必羡慕遨游天池的大鹏。只要精神和形体各司其职，守好自己的位置，人生便是自足的。通过这样的解释，理论上消除了东汉以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儒道之间互相补足，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以礼入法”铺平了道路。竹林七贤中，向秀虽不如嵇康、阮籍洒脱，论功绩也比不上山涛、王戎，所著极少，只有赋、论、书三者各一。而向秀在当时却无比耀眼，尤其是《庄子注》在学术上的贡献极大，可以说向秀是千年来注《庄》第一人。《向秀玄学思想简论》
《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向秀》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