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磨难的稀世奇宝“王莽秤”（下）

三

国宝失窃

朱柏华见两件铜权衡就卖了五千一百银元，喜不可支，就想再去兰州收购其余的6件莽权，当时他没有购买余下的六件文物，是因为剩余六件文物有的铭文很少且字迹模糊，有的无铭文，没敢收购。

杨慕石先生（1889-1945）

此时仍在张寿亭处的六件文物，张寿亭正急于将其变现。当时在兰州还有几名外国人，也曾经人介绍去看过此六件文物。时任甘肃省建设厅长的杨慕时听说这个消息，虽然还不了解这些文物的实际价值，但也不能让文物流失国外。杨慕时遂派警务处长高振邦前去找张寿亭，用私人积蓄以八百块银元的价格，将此六件文物全部购入。

初冬之时，自北平传来黄伯川为收购那两件文物就花了五千一百大洋的消息，张寿亭觉得亏了。朱柏华这时又来找张寿亭高价购买剩余六件文物，张寿亭就开始四处找人托关系，想从杨慕时处要回来。

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慕时出任西安市长。临行时，为表明初心，他将这六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甘肃省民众教育馆（当时省内无博物馆）。从那时起，这六件文物就开始在兰州民众教育馆陈列并展出。消息传出，吸引了无数市民与学者，慕名前来观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七月的一天，接到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铭青的报警，大批警察将甘肃省民众教育馆包围起来。原来头晚民众教育馆收藏的六件铜权，除最大最重的石权外，其余五件均被盗走。现场盛放六件铜权的玻璃柜被砸的粉碎，现场一片狼藉。

此消息经《甘肃民国日报》和《甘肃省政府公报》等报纸一刊载，立刻引起全城人民的愤慨。兰州市警察局局长严令限期破案，可是过了一个月，案件一点进展也没有，气的兰州市警察局局长下令撤了当值探长的官职。

虽然撤了探长的职，但是上哪里去找这五件铜权呢？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将军，立即给国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人马衡先生打电话，请其务必设法在平津地区查访宝物。

马衡接完电话，立刻前往当时的北平公安局求见公安局局长，请求帮助布控查访宝物并缉拿盗贼。

据说，时任北平公安局局长非常重视，立刻下令组织布控，同时派警员前往兰州探访事情原委。北平警方一行数人到达兰州，兰州市警察局局长亲自在兰州城最大的酒店宴请北平来的探员。宴后，北平探员勘探事发地点，并寻访相关人员，认为仅一个二钧权即有60斤重，能背负这么重的物件，并还能翻墙逃走，绝非普通盗贼可比。因而向兰州本地警员询问本地大盗的情况。兰州警方探员告之：本地有三个著名的飞贼，名叫“老实人” “袁大脚” 和“高灿章”。对于这三人，兰州警方已经分别做了调查，情况如下：

“老实人”，姓吴，也叫吴老大，为人表面木讷老实，因此人送绰号“老实人”，事发当晚与人喝酒，直到天亮，没有作案时间。

“袁大脚”，当晚在相好的家里过夜，有多人亲眼所见，也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高灿章呢？高灿章在事发前一日，因所坐黄包车翻车，左腿摔伤，无法行走，亦无作案可能。

无奈，北平探员一行人只好再查案发现场，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现场一块碎玻璃罩上，发现了一个仅有四根手指的指痕，现场的兰州警员兴奋的说：“是高灿章！对没错，就是高灿章。”原来高灿章因与有夫之妇私通被抓，被对方报复给砍去了右手的大拇指。兰州警方立刻开车前去抓人，但还是晚了一步，高灿章已经提前得到消息，见警察堵住前门，便一个健步飞身上房，从房顶逃跑了。北平探员只好回北平复命，继续在平津布控赃物。

四

租界捉贼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七月，被窃的文物露面了。有人密告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说这五件文物已在天津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出现，有人看见工人正在进行拓片。源丰永珠宝店店主名叫翟节山，此时正联系将文物高价卖给外国人，以免被国内警方抓获。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派干事王作宾前往天津英租界的源丰永珠宝店，以购买为由进行鉴别。得悉确为所失五件文物后，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发公文给河北省会公安局（此时河北省会已迁至天津），要求河北省会公安局立刻将文物予与扣留。

天津警方随即派警员到了英租界，会见店主翟节山，要求退还赃物。谁想翟节山拒不交出文物, 还说这里是英租界，中国法律管不到这里。并且还说，你们要是想得到宝物，就让文物保管委员会准备三十万元大洋赎买回去。气得天津的警探破口大骂翟节山“汉奸、卖国贼”，但也无济于事。

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的差遣队

河北省会公安局在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面前怎么能如此“栽面儿”呢！于是河北省会公安局立即通知英租界工务局警务处（国人当时称作巡捕房），请求其协助破案。

天津巡警总局

翌日清晨，翟节山前脚刚走进源丰永珠宝店的大门，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带着河北省会公安局的警探一起破门而入。一举收缴被盗的五件文物，并将翟节山以销赃罪拘留。而后，翟节山供出飞贼高灿章此时亦在英租界某一民宅内躲藏。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与河北省会公安局的警探旋即前往缉拿。英租界巡捕持枪从正门直接闯入高灿章的居所，高灿章一看不好，大叫一声，将桌子一脚踢翻，返身踢开窗户想跳窗逃走，只听“砰、砰”两声枪响，高灿章腿部中枪，应声栽倒在地。在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天津警方即刻携带五件文物并押解翟节山、高灿章离开了英租界。

五件文物追回后，暂时保管在河北省会公安局（即天津警局）。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第二次派员携带公文到达天津，从天津河北省公安局将这批王莽时期的权、衡、钩、柱等五件文物一并提回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保存。

此时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代理院长马衡，已通过该案了解到黄伯川收购的那两件铜权和铜衡，也是与这五件文物一并在定西县巉口镇出土的。马衡便发公文给北平公安局，请求收缴在黄伯川手中的两件文物。北平公安局当即派人，将黄伯川收购的那两件铜权和铜衡罚没充公，并送到北平故宫博物院收藏。黄伯川见状只好委托北平商务印书馆经理孙伯衡去找马衡，要求故宫博物院还给他的本钱。孙伯衡同马衡与黄伯川都是好朋友，由他从中斡旋，故宫博物院给了黄伯川五千一百块大洋的本钱，就算是原价赎买了。

五

随世浮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中国学术协会在北平市的北海团城，举办了“西北文物展览”。这套新朝王莽时期的铜制权衡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集中在一起展示（缺仍在甘肃的石权），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北平故宫博物院因之前就藏有新莽铜嘉量，此时又收购了黄伯川手中的二件铜权和铜衡，为了能将新朝的度量衡标准器物全部收藏，便向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将保存在文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这五件文物（保存在北海团城）交由北平故宫博物院保管，但国民政府没有答应故宫博物院的请求，而是把它移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南京博物院前身）。

故宫博物院

1925年出土这套王莽权衡时，秦恭父子并没有将全部文物清理出来。当时新莽铜丈仅挖出了上半截。1934年，又经人再次挖掘，发现了新莽铜丈的下半截，并进行贩卖。1935年，中央博物院以五百银元对其进行了收购。

这样截至1935年，这套王莽权衡虽已完全问世，但却分别在中国三个省份收藏着，即北平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铜制的衡杆和九斤权；甘肃省民众教育馆收藏有120斤石权；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收藏有铜丈（上下两截）、二钧(60斤) 铜权、六斤铜权、三斤铜权及铜秤钩。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南京朝天宫新库房建成，故宫南迁文物（新莽铜嘉量亦在其中）从上海运至南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故宫南迁的文物会同当时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被一起紧急运往四川。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分处四川三地的南迁文物先是集中到重庆，后于1947年，运回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因败局已定，遂将故宫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运至台湾，现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此，在定西巉口出土的这批文物中的五件：铜丈、二钧(60斤) 铜权、六斤铜权、三斤铜权及铜秤钩，就这样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仍在大陆的另三件文物——即留在甘肃的石权（120斤）和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铜衡和九斤铜权，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时，被送至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故宫太和殿，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