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好像一叠“情书”
谷林的书信被称之为“最后的书信”。这虽是一句已经烂俗的戏语,但还是形象的,此中的“最后”,乃是传统书信已经被快捷简便的短信、微信和电子邮件所取代,那种值得静心品味的文人书信,却是少之又少了。谷林是很爱写信的,而他所写的信,又是极为独特的。他的信,多是闲说闲话,不像应用文,而是多可看作一篇篇小品文。他的这些书信,读来如促膝闲谈,虽是信手写来,看似漫谈杂语,却是隽永而极有滋味的。在他给扬之水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平生交友无多,但寄信则极为勤快。”又道:“写信惯了,无意间得一恶习,即怕打电话。陈原老人赠书,子明与我每各得一份,子明当日通一话,我则三日致一札——所谓三日,非写作之难,盖计及邮程也。不能换成电话吗? 不能,一换就像无话可说了。”由此可见,谷林给师友写信,有爱好的驱使,又有性格的原因。谷林书信最早被一些书友追捧,只在湖北十堰的一份《书友报》上以“谷林书翰”专栏连载,后经止庵编选为一册《书简三叠》出版,渐为人所瞩目。谷林去世后,董宁文又编选《谷林书简》,以作纪念;此后,又有《扬之水存谷林信札》和《谷林钟叔河通信》两种出版,都受欢迎。此外,《范用存牍》中亦收谷林书信十余封。
我曾读谷林的几册书信集,以“暮年上娱”称赞,以为这是其晚年消遣时光的一种特别方式。后来偶翻扬之水存谷林信札《爱书来》,其中他在给扬之水的信中写道:“戴子钦先生近有来信见告云:所存'文革’以后我的去信,他点检了一遍,得一确数,共一百几十通,'文革’以前,当有三五百封(他夫人有一次同饭时偶然提起旧事,掩口而笑,指着戴公说:把你的信带来带去,捧进捧出,好像一迭'情书’似的),烧掉了。此外,有一位老师先逝了,一位同学病故海外,就这几位通算,寄书必在千通以上,要是当作练笔的文字看,是则平生写作亦在百万字以上也。”对于谷林在信中所写这段话,可以有几个意思,其一是他的写信之癖,并非晚年一时兴起,“文革”前的书信,应是中青年时期所写,故而“暮年上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尽管谷林也在信中极慕俞平伯与叶圣陶晚年通信的“晚岁上娱”;其二是信中屡屡提及的戴子钦,应是其最为重要的写信对象,且他所写的信,也为对方看重,遗憾部分书信已毁,但仍有遗存二百余封,却也尚未出版,乃是最为值得期待的。后来我重读一遍谷林书信,发现这位戴子钦,不但是谷林在友朋信札中最常提及的人物,而且与谷林是亦师亦友的特别关系。
谷林与戴子钦的来往书信虽未出版,但通过谷林书信,也可窥得一二。先说这位戴公的身世,谷林在给止庵的信中,曾略有提及:“他是我的一个同乡,名'子钦’,我二十岁时初识他时,他在宁波的一家报社任职,宁波陷敌时先后入川,'他乡故知’,过往渐密,他年长我约十岁许,至今与我有书翰往还的老辈,只剩他一人了,故弥觉珍贵。”戴子钦与谷林,情谊很不一般。他们志趣相近,信中也有数处提及,亦可见风采。其一是戴给谷林写信,推荐张中行《负喧三话》中的一篇长文,谷林说他读后,“也认为很好”;其二是戴曾写信建议谷林补习英文,并推荐他读《傲慢与偏见》,谷林也确实读了,以为“这部作品实在写得好,仿佛读原文果然比读译本有更多的情趣”;其三,谷林的一本书中有篇文章,谈到“林语堂”,后面缀了一个“之流”,戴来信指出,谷林说他“得信矍然,深感惶惭”。戴子钦一生际遇坎坷,趣味高雅,亦是性情刚直的人。他们俩的往来“情书”,想来应是很好看的。我很期待谷林的这一叠“情书”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