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怎以“十事”改革为良相

唐朝贤相姚崇题跋像  （图源网络）

姚崇怎以“十事”改革为良相

       唐开元初始（712），唐玄宗即位后，决心励精图治，重振朝纲。开元元年（713），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后到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同州担任刺史，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唐玄宗密召姚崇前来议论天下大事。唐玄宗有意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遂提出十条政治主张，唐玄宗欣然接受。

       姚崇，陕州陕石（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人。姚崇三朝为官，官居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姚崇居官清廉，刚直不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故不断受到权贵奸之徒的排斥，屡遭贬黜。睿宗时被贬为申州刺史，移任徐、潞、扬、同等州刺史。

       见到皇帝找上门来，姚祟大胆谏议。为激励玄宗实行改革，锐意求治，他全面分析了武则天晚期和中宗李显、睿宗李旦执行十多年间积累的种种政治弊端，并针对严刑酷法、重用外戚、宦官干政、杀害忠良、滥造寺庙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他问皇帝能否同意并且真正做到，能够同意并且做到，他就出任宰相；否则，便拒绝接受任命。姚崇提出的十条意见，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疏”。

       姚崇“十事疏”主张的十项改革内容为：

       一、反对武则天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提出施政应以仁义为先。

       二、高宗时攻打吐蓄，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他建议“数十年不求边功”。

       三、针对太后临朝，宦官把持朝政，他提出中宫不得干政。

       四、武后、韦后执政时期，皇亲国戚和佞幸小人充斥国家清切权要之地。他建议“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

       五、皇亲佞幸之徒，触犯国家刑律，但因得宠而免罪。因此他建议以法制抑佞幸。

       六、当时“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公卿方镇大员也纷纷仿效。”他认为“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

       七、过去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费国力，茶毒生灵。所以他主张凡寺观宫殿，请一律禁止建造。

       八、先朝亵狎大臣，损害了君臣之敬。他提出皇帝对大臣应待之以礼。

       九、燕钦融、韦月将等人因向皇帝直言而得罪，“由是谏臣沮色”。他提出：“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主张开言路，纳谏诤。

       十、汉之外戚吕产、吕禄等人掌权，凡乎使西汉灭亡；东汉外戚马、窦、闫、梁诸家亦乱东汉。唐朝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他建议把这些都载入史册，使人们永为殷鉴。

       “十事疏”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加强皇权，稳定政局。具体来说，就是不允许皇亲、国戚、悻臣、宦官这些非正统的政治势力参与朝政，保证皇帝的权力不受干扰。另外，还包括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这既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也是要建立一种宽厚和谐的政治风气。第二是整顿吏治。具体来说，就是不允许任何人通过非正常途径担任官职。此外，还要尊重大臣，赏罚分明。第三方面是关注民生，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具体包括不求边功，减少军费开支；禁止滥建寺观，避免劳民伤财；禁止正常赋税以外的献贡，减轻百姓负担等等。

       “十事疏”文不过二百余字，却都是针对姚崇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这十项谏议，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当时，玄宗闻后热泪盈眶，当即全部采纳，君臣达成了共识。于是，玄宗委以大权，姚崇从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开元初年的大唐帝国面目一新。按《旧唐书》的记载：“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在姚崇的推动下，盛世之门已然开启。

姚崇以“十事”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改革。姚崇长于吏道，任职期间，他引荐贤者，裁汰冗员；抑权贵，黜退不肖，使百官各尽其职。改变了过去“宰相至十七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

（上图）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张茅古镇姚崇故居遗址

（中图）姚崇故乡陕州姚公祠中姚崇坐像

（下图）姚崇在家乡陕州硖石故里亲书“藩篱”题词的石匾。

       开元四年（716），山东蝗灾严重，“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朝廷及地方官认为蝗是天灾，不能捕杀。姚崇下令坚决捕杀，并派出御史，分道督促，使“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姚崇反对度人为僧。指出：“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取缔伪滥僧徒一万二千余人，勒令还俗。他还揭露佛教的因果报应，“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

       姚崇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的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凭旧请托”，魏知古禀告了皇帝。皇帝召见姚崇，与他谈起此事。姚崇说臣二子在洛阳：“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当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并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桡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乃止”。

       凡军国要务，姚崇皆了如指掌。即使兼职兵部，凡军队的屯成斥侯，士马储械，无不谙记，事事处决皆得其宜。玄宗常以国事咨询，礼之甚厚。每次召见，崇至必起而迎接。崇退，也必送到殿堂之外。“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则曰：'是必崇划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由此可见，姚崇在玄宗心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姚崇为相只有短短的几年，开元四年（716）以幕僚受贿事请避位，荐宋璟自代。但是开元时政局稳定，生产发展，民般国富，姚崇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和宋璟并称为“姚、宋”，同为后世称道的良相。  

       唐代历史学家吴兢以一部《贞观政要》而千古留名，他是开元盛世的见证者，时以《开元升平源》为题记写了玄宗问政姚崇的十事，就是有名的“十事疏”，认为这是开元盛世的源头。宋欧阳修等人编写的《新唐史》给予采纳并补入《姚崇传》中。鲁迅编辑的八卷本《唐宋传奇集》卷三录其全文。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时，挥笔写下两条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中国人自古心怀盛世情结，从造就“开元之治”的首功之臣姚崇，以及许许多多古今中外重要人物的成败得失中，可以充分发掘、深刻体会到这一充满厚重历史底蕴的时代命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