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三个著名“之问”（李约瑟之问、韦伯之问、孔飞力之问），有答案了吗？
1937年8月，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Joseph遇到了来自中国南京的女学生鲁桂珍。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因为鲁桂珍，Joseph燃起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的研究方向乃至人生之路自此发生了改变。
他有了中文名字：李约瑟。
李约瑟让西方看到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汉学界引发了轰动。
他曾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引得后来的几代学者研究、追问、探讨。
像李约瑟一样对中国充满好奇，甚至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加深而对这个国家产生同情、喜爱之情的海外汉学家，为数不少。
他们也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这是“韦伯之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这是“孔飞力之问”。
这些问题或许放在今天来看，不够严谨，也可能或多或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但它们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的另一个视角。
“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这是著名史学家朱维铮教授，在面对海外汉学家卜正民的疑惑时的回答。
卜正民的问题是：“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怎样才能像理解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这就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所在。
母语者置身于自己的文化，往往对于其特性不自知。只有在碰撞、冲突中，文化的独特性才得以显现。
站在“屋外”的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提出来的问题，能从不一样的角度启发人们去思考“为什么”，帮助“屋内”的人摒除想当然和习以为常所带来的不自知。
在今天回应汉学经典之问，我们所关注的已经远超出问题本身。真正要做的，是用他者的目光反观自身、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