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9日深夜,一节有盖的铁罐...
1934年11月9日深夜,一节有盖的铁罐车停在四平仓库前的黑暗之中,二十几名鬼子兵在四周警戒。一名士兵拧断了门上的铁丝,门咣的一声拉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人,他们的双手都被麻绳反绑着。渡边泰长和寺内一起抓住这些人的手和脚,像装木头似的一个一个地扔进卡车。
此前,日本宪兵特务渡边泰长被派来四平参加“军事秘密工作”,他此行的任务是负责看守送到这里的中国人并帮助进行试验。试验场位于四平西郊约一公里处,一所强占来的中学校舍,四周有多层高压电网,日本陆军化学试验派遣队驻扎于此。
渡运泰长和寺内上等兵一个个装车,中国人的肚子和脸碰到卡车车厢上,不时地发出“哎哟!”的叫声,有的怒骂鬼子,有的被摔得昏死过去。高尾伍长上到车上,把这些人像装木头似的交叉码起来。“嗯!一共十五根”。渡边泰长点头确认后,盖上苫布,一屁股坐在上面。汽车开动了。
两辆卡车一直向西驶去,到试验场时,开始下起小雪来,寒冷使堆放在卡车上的人们苏醒过来。临时建成的拘押所阴冷潮湿,鬼子们把这些居然还活着的人们像装行李似的硬塞进房间。
第二天吃过早饭,渡也泰长见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正站在走廊里和田中说话。一个是年近五十、驼背的试验场长安达,另一个是副官军医。田中走到渡边跟前,小声地命令道:“拖出一根来!”就这样,上午和下午各拖出了一人。
渡边泰长用白布蒙住他的眼睛,从后面推着他的腰跟着军医走去。他们走进了一座大建筑物,上面挂有一块写着“第一试验场”的小木牌。这里站着几个军医,不一会儿,在驼背安达的指挥下,这些军医都站到了各自的位置上。
“喂!宪兵,快把那家伙绑到帐篷里去!”这是驼背安达的声音。于是,渡边在两名军医的协助下,把受害者硬推进设在礼堂中央有五米见方的双层帐篷中。帐篷的中间埋有一根直径约十五厘米的圆木桩,上面散乱地放着一根崭新的麻绳。渡边同军医一起把这个中国人绑到木桩上,然后取下遮眼的白布走了出去,帐篷的门立即关上了。
帐篷的入口处有一根充满毒气的铁管,一名军医的手正放在这根铁管的开关上。准备随时开启,其他军医手里拿着怀表和笔记本。
“行啦!”驼背安达说。负责放毒气的军医的手不停地转动,铁管里的毒气犹如一条毒蛇,通过不断摇动的橡皮管冲入帐篷。
一分钟、两分钟……军医们通过玻璃窗观察这个捆在木桩上的中国人。只见他双目紧闭,在毒气充满帐篷的一瞬间,他开始痛苦地拼命挣扎,绑着他的木桩剧烈晃动。
五分三十秒,他的头终于无力地垂在胸前。安达命令关上毒气,军医关上毒气后随手打开了抽风机,不到五分钟,帐篷里的毒气就已排除干净。
耷拉着头的中国人还在微弱地呼吸,麻绳已勒进手腕和腿部的肌肉,鲜血淋漓,当渡边最后解开时,他叭嗒一声倒在地上。鬼子宪兵将他倒拖着拉出帐篷。这时,军医们围了过来,用手电在他的眼、鼻、口上乱照,用听诊器在胸前听。忙乱了一阵后,军医长看看自己的记录,然后对驼背悄声说了些什么。
于是,又把这个濒死的中国人放回到帐篷中,进行另一种毒气试验。这个“第二试验”用的是一种窒息性毒气。这次,不到两分钟他就死了。
“你们在那儿磨蹭什么,还不快抬到解剖室去!”驼背嚷了起来。于是,军医们把尸体弄到担架上,由两人从后门抬走了。
在解剖室的后面已腾出了一个小院,这里停放着两辆各装有一台发电机的卡车,从旁边拉出来很多根高压线,装有数十个大小不同的开关。
次日上午8时,柳泽和高尾推着一个反绑着双手、双眼蒙着白布的中国人走过来。驼背安达首先指示田中严密警戒,他手中的听诊器换成了小型手枪,指挥着这次试验。
“喂!佐腾上等兵,开始了。”渡边接过柳泽和高尾送来的中国人,推搡着他向前走去。前面三十米是一道通有五千伏电流的电网,两边浅浅的土层中埋着通有不同电压的铁板。“喂!一直往前走!”
一步、两步……离铁丝网只有5米了,他突然啊地一声坐在地上。从铁丝网的一端呼呼地闪着电火花,电流流过铁丝网发出嗡嗡的响声。
渡边泰长大声吼叫着往他腰部踢了一脚,并拿棍子没头没脑地往他身上乱打一气。
“往前走!”驼背用手枪指指前面,只差一米了,渡边和佐藤放开他退了回来。一步、两步……还有半步。就在他左脚刚抬起一瞬间,身子不由自主往前倒去,五千伏的高压电流流过他的身体,右脚后跟处的地面闪着呼啦、呼啦的电火花。“停!”身后传来驼背的喊声。电源切断了,他扑通一声倒下,后脑勺重重地摔在地上。
1982年8月17日、18日,中国《参考消息》以《活地狱》为标题连载了一名原日本宪兵渡边泰长的交待材料,日寇反人类暴行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