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右中旗往日印象之十一：消逝的职业
本文作者：黄金亮
人生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得经过时间的考量。在岁月的长河里，体验从生到死，从辉煌到寂寞的变迁，这是任何生命应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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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谈到过信息传递的方式，民用电报业兴盛之际，发报员需要记忆大量的汉字编码，据说最少也要2000以上，而且还得练习用右手操作数字键盘，达到打字如飞，种种功夫并不是靠一日得来。随着行业的凋零，这种神秘的功夫和人才差不多全部归于消亡。说发报员也许大家感到陌生，五笔输入法可能对四十来岁的人都记忆犹新，九十年代的时候，练习一手五笔打字的本领，几乎是白领丽人的标配。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也到处都是培训五笔打字的学习班，热火朝天一番过后，到现在，也成了昨日黄花。各种汉字输入方法简单适用，根本不需要五笔打字那么繁琐，拼音输入法，笔画输入法，甚至对着手机说话就能打出字来，只要你发音准确字正腔圆。
我上中专学的是会计，当年学校的教务主任反复强调的教学目标是“写一笔好字，打一手好算盘，写一篇好文章”，学校像中了魔一样培养学生打算盘的技法，各种比赛，各种晋级，各种快速打法，一目三行，一目五行……我们在校的时候，学生在珠算比赛中获得名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比赛优胜的目标一再拔高，从自治区到全国大赛，成绩骄人业绩斐然。我去单位第一天，领导把一厚本汇总表交给我，我忐忑不安地坐在办公桌前，凝神静气，手指翻飞，以我在学校末流的珠算水平，没想到却赢得了单位里各位前辈的一片赞叹。现如今，会计这个职业虽然没有消亡，但珠算手艺却再难目睹，你水平再高，难道会比每秒上亿次的计算机高明吗？科技发展，时代进步，有些过去必须具备的技艺已经成了文物，好听一点的说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6年，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区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在朋友的邀请下我也前去观摩，内蒙展览馆宽敞的大厅里，来自各个盟市的非遗传承争奇斗艳，各种只闻其名未见其实的技艺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地方戏剧传承，有特色美味佳肴的制作，还有鲜艳夺目的民族服饰工艺，用料考究，色艺具佳，而且是全手工打造，一副缀满玛瑙珊瑚的蒙古族银制头戴不由得引起了我的关注，细问之下，一副手工制作的头戴要人民币三十万元，惊讶之余，由不住连连感叹。传统银制品工艺的传承人是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匠人，正在旁边悠闲地展示着自己的独门手艺。我兴奋之余，指着老匠人手头的几件古老工具，对同行的朋友做了一下简单的介绍，那个铜制的吸管是吹火化银的，那个点燃的油灯是烧炼银器的，以至于用作衡器的等子，用于雕刻的錾刀等等。听了我的说辞，那几个老匠人不禁瞪大了眼睛发问，后生，你是干啥的？怎么知道这些？我开玩笑的回答，我肯定也是银匠了，要不能知道？
其实我哪里会银匠，不过眼前这一幕传统银匠手艺却是我熟悉的。我的爷爷当年就是塞外小城陶林县有名的银匠艺人，制作银器的手工艺过程是我从小看了不知多少回的神秘技艺。
我爷爷是山西人，十五岁的时候就出口外，和一位姓赵的师傅学习银匠手艺。学银匠的第一步是练气，把一口气练得绵延不绝吞吐自如以后，才能继续下一步。银匠在大家眼里看到的都是手上功夫，和气息有什么关系？又不是练气功，更不是学唱戏当吹鼓手。众人有所不知，要做银器首先得把各种形状的银子融化以备加工，现在用工业喷枪加液化气就可以解决，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先进设施，靠的是一盏煤油灯、一根铜管、还有匠人的一口气。我爷爷八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口含吹管，对着灯头，那边坩埚里放着银子，这边一口气，火苗直直地冲向目标，不吹到银子化成水而不停歇，你说说得有多大的肺活量？爷爷当年和我说，和师傅学艺，为练气，一上午盘着腿坐在炕上吹，尿急了憋着，一直憋到尿变成了汗，从头上身上发出来才算。爷爷的手艺学成之后，师傅给了他一副工具，于是就在陶林街上开了银匠铺子，字号叫“云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见过老一辈人拿着刻有“云记”字样的银器来找爷爷进行加工修理。爷爷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四十年代初，陶林县红旗庙一家蒙古族姑娘出聘，必须在春节前做好一副头戴，时间紧任务重，主家开出的价格是三百块大洋，爷爷听说后，连夜回口里又请了一个老师傅做帮手，两个人一个月里把这件大工程给完成了，过大年的时候挣了三百块大洋的手工费。
传统银器制作工艺（图片来源于网络）
即将解放的那几年兵荒马乱，解放了又倡导革命化，世风骤变，银制饰品市场渐渐冷落，爷爷一家也就回了口里。六十年代初，陶林县已经改成了察右中旗，中旗新成立的机械厂，要加工手推车的气门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因为模具的问题解决不了，生产遇到了困难。有知道的人说，要是能把黄银匠从口里找回来，肯定能做成这个模具。机械厂领导得知，专门派人去山西把我爷爷请回来，结果不出所料，爷爷还真的把模具做出来了。爷爷是出了名的巧手之人，做银匠的时候，他制作的坩埚就是工艺最佳的，无论多少年高温火烤，都不会裂缝漏银水。我清楚记得，爷爷去世，他的一个同门师弟别的不管，眼睛就盯着他师兄留下的几个砂锅，因为这个银匠兄弟做了一辈子，就是做不成爷爷那样结实的锅，他们的坩埚平时就是爷爷替他们做的。
银匠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又复兴，然而老一辈艺人已经多数凋零，传统工艺逐渐流失，八十高龄的爷爷在他的小屋里，勉强给人们服务了几年，也最终下世。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手工制银饰品，陶林县的“云记”银匠铺子和爷爷住过的老屋一样，慢慢都成了历史的背影，模糊不清了。
蒙古头戴（图片来源于网络）
匠人的手艺和职业因为种种原因归于沉寂，就是某些简单劳动，也因为时代的发展，慢慢逃离了人们的视野。六七十年代，科布尔镇人口不多，生活简陋，日用寒酸，人尽其才不知道，物尽其用那是真的，一块布头，一个废酒瓶子，都是珍宝。我奶奶有一个习惯，就是看见大街上偶尔漏掉的煤块、几根树枝，都会不由自主俯下身捡起来，包在中式上衣的大襟里拿回家来。相信如我奶奶一样的节约分子当时街上还有不少。现在呼市满大街都是穿着黄马甲的清洁工，手里拿着长长的镊子，看见什么废纸烟头马上就会捡起塞到背着的垃圾袋里，我奶奶要是今天还活着，恐怕捡漏的机会不多了。当年街上的生活垃圾不用打扫就特别少，有没有环卫工人不太清楚，科镇大街上负责倒垃圾的人倒是有，好像叫陈四，每天赶着一辆毛驴车，手里摇着一个硕大的铜铃，一边摇一边走街串巷，把各家的垃圾收集起来，本地话叫垃圾为“恶色”，所谓的恶色绝没有现在的塑料袋、剩菜剩饭或穿不了的衣服，不过就是家里地面上扫起的一层覆土而已。老陈的铜铃声倒是非常悦耳，经常我还在睡梦中就会听到那种特有的叮当作响。
收恶色的铜铃响过，一般就已经日上三竿，这个时候家里的不速之客往往是担水的二福抬。二福抬也是山西人，孑然一身是个光棍，而且几十年过去依然是光棍。二福抬虽然贵为市民户，但是没有吃皇粮的正当职业，就是靠给千家万户担水谋生，他常年穿着一身陈旧破烂分不清年代的衣服，肩膀上扎着一个厚厚的垫子，胡子拉碴，面孔憨厚，穿街走巷，把从井台上提来的水送到没有青壮年劳力的户家，一担水的价格是一分钱。因为多年给我家送水，二福抬便成了家里的熟人，把水倒入水缸后，往往会歇一歇拉呱一会儿。他似乎对我们这些孩子特别感兴趣，经常作势要抱一抱当时还在童年的我，每当这种时刻，我总是后退到再不能退的墙角，十分不情愿的连连说不，二福抬也每次遗憾的呵呵笑着，尴尬地缩回伸出的双手。
民俗画 卖水（图片来源于网络）
八十年代自来水逐渐普及，靠担水为生的二福抬丧失了生计。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他马上加入了另一个新的行业——打墓。中旗的丧葬风俗基本是山西老乡的翻版，隆重而繁琐，家里有人下世，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郊外打墓，这营生夏秋之际还好，土地松软气候适宜，但在数九寒天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地冻三尺冰封千里，往往需要架起篝火烤化冻土层，才能每天挖到一定深度。由此就诞生了一支队伍，专门挖坟掘墓靠给别人打墓为生，二福抬后半生基本都是在这个队伍里混饭吃。我有一次在一家人的白事宴上遇到他，他正用筷子夹起一块扒肉条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肥腻的猪油从一边嘴角流了下来。我惊讶于他的胃口，更惊讶他的嘴角眼角怎么都有些歪斜。有明白的人说，挖坟打墓阴气太重，从事这一行业时间长了，不免沾染阴风鬼气，导致口眼歪斜是意料之中。
二福抬最终还是死了，死在他自己挖好的墓穴里。那一天，正是寒冬腊月，工程终于完成，在墓穴中辛劳了数天，队伍里人人巴不得赶紧回去，急早享用东家准备的好酒好菜，二福抬却迟迟在那个坑道里不上来，用手拍拍这里，用脚量量那里，一边还反复赞叹真是一个好墓啊，最后，他蹲在里边靠着光溜溜的墓壁，还抽了一根烟，烟雾缭绕过后，就再没有站起来，二福抬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按照科镇的风俗，死在墓穴里的二福抬就成了这个墓的主人，那户不幸的人家出钱等于给他修了坟，自己家还得另外去找地方，再花一份钱去建墓地。事后，知道的人们都感叹连声，都说二福抬命好，一个光棍，如果死在自己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打发出去，这样倒好，有人出钱，自己挖墓，临终走了个放心自在。现在想起来，二福抬最后几年口歪眼斜，那本来就是脑卒中的先兆，他最终猝死于墓穴，一是天气寒冷，二是过度劳累，大概是死于脑梗塞或者心梗，不过也算歪打正着，他生前劳苦一生，无缘享受到社会的一分钱福利，这样也算寿终正寝完美谢幕。二福抬在西南疙蛋下面有一间寒屋，如果放到今天，在棚户区改造的大潮中也可以换一间楼房住，可惜他命薄福浅，无此善缘了。
匠人也好，担水收恶色的也罢，这都是贩夫走卒，是社会上不入品流的职业，也有那种当年风光无限，虽不能一手遮天，但也颇具油水让人艳羡的工作，现在冷清寂寞难寻踪迹。我家邻居叔叔，本来是内蒙地质局的员工，家里搬门弄窗好不容易给从地质队调回来，安排在了中旗食品公司门市部掌刀卖肉。当年新华书店对门的肉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所在，为了在买肉时多要肥肉，家里一般都是打发我这个孩子去跑腿，因为小孩儿目标小，偶尔占点便宜，旁边的顾客也不好说什么。我把肉票和钱拿进去，邻居叔叔并不搭话，一刀下去，眼见的都是白花花的肥膘，我虽然年纪小但心里也很明白，赶紧提了那块用纸包好的肥肉拔腿就走。回了家，我奶奶看着那块肥腻的猪肉，不由得眉开眼笑，事后又说你爹要是能调进食品工作就好了，再想一想那遥不可及的卖肉柜台，又觉得希望渺茫，只好以连声叹气告罢。
除了食品门市，还有粮油门市部的工作人员也是人们眼中的红人。我小时候觉得粮店里面的开票员最是牛叉，一边噼里啪啦的打算盘，一边把人们要购买的粮油明细登记在花花绿绿的发票上，然后随手用一个小镊子一夹一甩，那几张票像一只欢快的鸟儿，沿着开票员头顶上一条绷紧的拉线，刷啦一声就飞到了店里的柜台前。后来我所上的学校里面有粮食专业，曾经去过一个粮食班的同学家里，他父亲自豪地说，你们念的这个书好啊，最赖哇还不分配到公社粮站，我家以后粜粮不愁了。我亲眼看到过八十年代农村粮站交公粮的情景，农民汗泼流水的蹬着梯子，把一袋小麦好不容易背上了粮站高高的粮仓，却被粮库的保管员几声呵斥，说是没有收拾干净，只好又满头大汗地背下来。当时的公社粮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大哥面前，的确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1963年6月，北京广安门外大红庙粮店青年售货员王继洛正在称面粉。(王一波/摄)
我爹幸亏没调到食品工作，要不八十年代商业单位改革，食品公司第一个走了市场化的道路，单位倒闭员工下岗，邻居叔叔下岗成了失业人员，只好又返回呼市找原单位的领导，才好不容易谋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我那个同学也并没有分配到公社粮站，而是留在了城市里，现在农民种地各种税收全免之外还有补贴，更不要说是交公粮了。风风光光的粮站工作人员们，当时被称为“面耗子”，“饿死了面耗子，红火了绿帽子”，绿帽子是邮政局的工作服，送信的邮差是最没有油水的职业，反而却在改革的大潮中，摘掉了绿帽子，华丽转身成中国邮政、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成了新时代最时髦的职业，享受着当年“面耗子”八辈子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工资高福利。
我奶奶为我父亲不能到食品门市部卖肉而遗憾，而我爹自打我记事以来，从来没因为工作好坏利益多少在心中纠结过，总是能以一颗平常心等闲视之。1998年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的父亲，在单位领工资时，被强行配发了二百块钱当年发行的抗洪救灾彩票，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中彩结果公布，老人家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人民币十万元整。就在一家人欢欣鼓舞，你言我语，讨论这一笔巨资该如何分配之际，却听到炕头上我爹鼾声如雷已然进入梦乡，因为每天既定的睡觉时间到了。
时间让你承受兴衰荣辱，心态让你不觉大梦谁先。
诗曰：
卅年河东卅年西，几度春秋乾坤移。
灵心源自常磨砺，巧手堪能造天梯。
纷纭熙攘为生计，零落寂寞化春泥。
回首向来萧瑟处，春风十里原是你。
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小超
校对：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