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的启示
姜亮夫（左）与饶宗颐在家中交谈。
敦煌学研究是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学术贡献的重要内容之一。姜先生虽然并非研究艺术和考古的专家，但他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有全局的把握，在他所做的有关敦煌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中，《莫高窟年表》就是结合敦煌文献与石窟研究的重要著作与成功范例，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启示。
我虽然没有机会亲耳聆听姜亮夫先生的教诲，但在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读到了姜亮夫先生的著作。可以说是姜先生的著作引导我进入了敦煌学的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学的著作很少，面向一般读者讲敦煌文化的书更难看到，但我却在图书馆找到了姜先生的著作《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后来又读到了潘絜兹先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这两本书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姜亮夫先生的书中，我一下子看到了敦煌文化这个无限广博却异常奇妙的世界，它是那样强烈的吸引着我，使我对敦煌充满了兴趣。同时，从这本书中我也了解到那个时代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还十分不够，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敦煌学研究。因此，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就一意孤行地奔向敦煌，开始了敦煌石窟的研究。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姜亮夫先生的著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敦煌的大门。
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敦煌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我主要研究敦煌艺术，从这方面谈一点体会。姜先生并非研究艺术和考古的专家，但他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有一个全局的把握，而且他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莫高窟年表》是姜先生结合敦煌文献与石窟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的启发主要有两个方面:
1、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某地的出土文物或遗址遗物作考古研究，应该联系起当地的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分析，这是考古学研究一个基本方法，对于敦煌石窟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极其浩翰，而石窟艺术内容也极其广博，一般的学者难以穷尽，研究石窟者不一定去研究敦煌文献，而研究文献者不一定了解石窟问题，因此，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学者并不多。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则是以年表的形式，把有关敦煌文献的编年与敦煌一地的历史、石窟营造历史编年联系在一起进行的编年。这样就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综合了解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地方史的工具。后来日本学者也曾做过写本文献的编年，文献资料方面更详尽了，但却放弃了敦煌石窟方面的内容，恐怕也是觉得无法兼顾二者吧。做编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而且还需要具有较深的学术修养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姜先生由于对敦煌文献的调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并对很多文献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编年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研究方法上，也为我们后辈学人指出了一条科学的路径。
1984年1月，由姜亮夫先生主持举办的我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毕业合影。前排左起为：郭在贻、雪克、平慧善、胡玉堂、金锵（杭州大学副校长）、姜亮夫、高培明（杭州大学党委书记）、蒋礼鸿、夏越炯（杭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吕漠野、徐规、刘操南、沈文焯。
2、注重历史文化整体，不孤立地看待历史现象。
《莫高窟年表》分为“表前”“正表”“表后”三项内容，正表是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编年。“表前”阐述了敦煌石窟营建之前的历史文化。“表后”则是莫高窟营建结束之后的历史。这样分别，就使我们对莫高窟的营建和大量敦煌文献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不会是孤立地产生的，必然有它形成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敦煌文化也是如此。不了解汉代以来敦煌地方文化的背景就不能正确认识敦煌文化。姜亮夫先生深刻地剖析了两汉以来儒学文化对敦煌的强大影响，认为敦煌石窟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佛教文化。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艺术最初也受到印度和中亚的影响，敦煌石窟营建的初期，接受了外来艺术的影响，但随着强大的中原文化影响，敦煌石窟的发展完全不同于印度和中亚的艺术，而是富有中华文化精神的佛教艺术。对敦煌石窟性质的定位，是姜亮夫先生总体把握敦煌文化，以深邃的文化功底而作出的结论。对我们认识敦煌石窟艺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另外，《莫高窟年表》还在“附录”中记录了与莫高窟相关的丰富资料，如《敦煌寺名录》记录了见诸敦煌文献以及敦煌壁画题记的寺院五十多个，并列出相关资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这些资料都是基于姜亮夫先生勤奋收集结果，为我们后学树立了楷模。据姜亮夫先生的序，《莫高窟年表》本来于上个世纪40年代即已完稿，50年代初期与出版社商定出版，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直到文革结束，1985年才最后得以出版。尽管如此，该书出版以来对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1987年姜亮夫先生的《敦煌学论文集》出版，其中的附录部分，除了《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寺观录》外，还增加了《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释氏僧名录》《敦煌经卷题名录》，这些资料使我们在遇到有关敦煌的古代僧人或寺观名时，可以很便利地查到相关资料，极大地方便了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功德无量的事。
因学识浅薄，难以遍读姜先生的著作，仅就自己专业相关的方面读了一些先生的著述，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
本文作者赵声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