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悲歌】第五章 想我从十五岁参加童子试，苦苦拼搏十五年，到三十岁的时候，终于走完了漫漫科举路，鱼跃龙门，金榜题名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因为丁艰在身，就没有去应试。

曹继迁先生家的私塾也不再办了，喜欢我的詹渔门老夫子只好撤账而去。

父亲故去后，家里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老屋东倒西歪，一片凄凉。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亲族虽然不少，但这个时候谁也不再登门。

曹继迁家私塾不能去，老屋伤心之地又不愿居住，我就到八字桥圆通室租赁寄居。

住了不到一个月，有个盐贩子相中了圆通室，出的价又比我高，于是我又被迫搬出来，住进了十笏庵，跟庵里的九堂和尚住在一起。

每日里吃着粗粝的斋饭，听着单调的木鱼声，与不会说话的弥勒、罗汉同室，半夜醒来，只有一地冰冷的月光作伴，真是好不凄苦。不过也好，在庵寺里避开了人世间的是非烦恼，一心只是读书，倒也清静。

就是这样，族中的伯叔长辈对我也还是不能容忍，时时来寻衅滋事。于是，我和五叔张秋岑商量，不想在家乡呆了，打算去北京读书，到外面去闯一闯，经些世面，长些见识。

五叔很赞同我的意见，他自己虽然生活也很困难，但还是给我凑了二百两银子作盘缠。

我本来是过继给四叔张诵言的，但他平日与大伯打得火热，所以，进京读书的事，我也没和他打招呼，免得麻烦。

临走的那天凌晨，我悄悄一人来到父亲墓前，与他老人家痛哭辞别。

我离开家乡时，亲族中除了五叔，谁都不知道。当然，他们也不关心。

我带了一个伙计张升，雇了两辆车，就这样进了北京城，在菜市口江浙会馆联星堂住下，每日刻苦复习功课，为明年参加乡试作准备。

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个家在陕西延安府甘泉的商人，名叫黄藕船，粗通文墨，也会作几句打油诗，但丝毫没有见识，议论鄙俗，谈起社会上的新观念新思想深恶痛绝，谁要说应该让老百姓自己作主的话他就破口大骂汉奸，一讲起大清皇帝就立刻感激涕零万分崇拜，吃的是糙米饭，操的是乾清宫的心，思想完全不搭界，根本没法交流。

不过，想到逆旅无聊，有个人作伴就不错了，所以他说他的，我也只是听着，倒也相安无事。因为，再怎么着，也比与家族那些无良的伯叔相处强多了。

我就像一片树叶，在京城万丈红尘中随波沉浮，无着无落，寂寞孤独。思想起来，真是令人感慨万端。

我从二十二岁到北京读书，苦熬八年，到三十岁才算真正进士及第。

这中间，不知挨了多少白眼，看尽了多少人间世态炎凉。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我二十三岁。我拜了马渔山（名步蟾，浙江进士，现官居御史之职）先生为师，随其读书作文。马先生门下学生很多，先后考中进士的就有数十人。后来马先生御史俸满，按规定可以酌情升调，因此他得以截取知府，特授安徽徽州府知府，后来在任上去世。

这年春天，各地举人到京，都住在各省会馆。按惯例，参加春秋两次考试的举人应该互相交换住所，我因为找房子稍微迟了点，几乎被有关部门那些阴恶的小科长限期驱逐。主管其事的领导，一是江都史容庄先生，一是仪征阮寿昌先生。说起来阮寿昌先生还是我的老乡，但他并不过问具体事，史容庄则是把一切事务都让他儿子去办，专门把这项工作当作搜刮取利的买卖。庶吉士唐允元，又在里面与之狼狈为奸，随声附和。史容庄的几个儿子在京城素有“恶少”之名，我得罪不起，只好忍下这胯下之辱，搬到麻线胡同富顺居暂住。一直到四月份，乡试成绩揭晓，各地举子星飞云散，我又搬回会馆，仍住在联星堂，与堂叔张元裳同吃同住。

元裳堂叔整日来往的都是些作奸犯科之辈，里面即使有几个进京应考的，也都不是些善类。元裳堂叔曾多次设计诓骗我，因我早有提防，幸好没中了他的招。既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我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概不来往，每日只是闭门读书而已。

我读书喜欢大声诵读，声音宏亮，这就经常惹得他们不高兴。其中后院儿住着一个叫吴廷珠的，每日操琴唱曲儿，自命风雅，丝毫不理会别人的厌恶，兀自顾盼自雄，实在可笑、可恶。

七月，我赴国子监考到、录科，都被列为高等。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我用来捐纳监生的钱被我元裳叔借去，到期他竟不肯还我，害得我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好松衫哥哥来京，给我带来银两，我才得以顺利纳监，否则入国子监考试定会被耽误。

八月初六日，我与元裳叔的女婿、天津籍考生劳建一起住到北京内城科举考场参加乡试。三场完毕，还算顺利。重阳放榜，我名列第一百三十七名。房师是前翰林学士降职编修的陈伟堂先生，座师是户部尚书黄左田先生、刑部侍郎韩三桥先生、刑部侍郎恩兰士先生。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我参加了会试。当时我家参加会试的共四人，都住在浙江会馆。元裳叔因诸事不顺遂就搬到别处住了，又多次设法诓骗我，幸好没上他的当。族兄张寄琴、侄子张云藻（字槐卿）两人不久也搬到了悯忠寺。我没有多少钱，无力搬家，只好还住空旷、嘈杂的会馆。

会试考试结果公布，我未中式，后来知道已由邵丹畦先生呈荐，墨批为“备选”，并有“二十七日复阅”等语。我觉得我此次作的几篇文章不是很令人满意，名落孙山也不是很意外。

这一年，我二十四岁，聘了江西黄怀谷先生的女儿为妻。

黄怀谷先生，名承祜，做过山西寿阳县的知县，现在年老退休在家。

同时，我还考进景山官学当了一名教习，算是有了个吃饭的地方，得以留在京城边教书边读书备考。

后来，经陈伟堂先生推荐，恩兰士先生又邀请我到他府上读书，业余做些笔墨抄写的工作，每月可以有七两银子的补贴。即使这样，我的生活仍是非常清苦，全赖在京的族人和朋友加以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对此，我真是万分感激。

在举业上受业的恩师是钱金粟先生。钱先生，名林，是浙江进士，博学多才，还会些左道之术，据说夜间常到阴间断案。先生从来不说，我也从来没问，只是觉得非常好奇。他为人聪明正直，恬淡和平，即使是为神也不为过，何况为鬼呢？后来他官至翰林学士，辞世的那天，出现了很多人们说不清的异兆。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我与陈敬堂世叔、张菊潭同年组织了一个联文会，每个月必定聚会三次，以文会友，共求精进。这一年，张菊潭先生还委托我选编过一本历代优秀时文汇编，取名《文海》。我还见过一部前明大家的文章选刻本，整部书精妙缔当，文章好，书法也好，简直无一字虚锋涨墨，朝夕沉浸涵咏其中，受益良多，再看近人所作文章，简直没法看了。闲暇之余我每构思写作一篇文章，往往直到深夜，搁笔吟哦，独对四壁，兴奋异常。那种快乐简直难以言表，但文章精进的同时，由于用功过甚，也给自家身体种下了病根。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我再次参加会试。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春闱前的整个冬天大多和衣而卧，还经常失眠，才一合眼，就浑身盗汗而醒。到入闱考试时，心神支离恍惚，头痛欲裂，几乎不能终卷，自然再次名在孙山之外。

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天注定的劫数，也无可怨尤。

当年七月，怀着满腹忧闷，我带着云藻侄离京南归，去江西完婚。一路上，雨水泥泞，备受那些刁悍轿夫的敲诈难为。

八月初，我回到仪征老家，和家族里面的诸位伯叔长辈一说，这些长辈没有一个愿意出钱资助的，但在迎娶接亲上却又搬出许多陈腐礼节，吹毛求疵，百般责备，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深悔不该回来自取其辱。

我既无力去江西迎娶，岳父大人黄怀谷先生也豁然大度，不顾年迈体衰，于次年三月，从江西亲自挈眷来到仪征，把女儿给我送了来。当时我家中一无所有，怀谷先生概不计较，我就在卫市口我五叔家里和夫人完了婚。

婚后三个月，我随怀谷先生把妻子送回山西岳父家，临走之前，我将完婚费用以及我夫妻三个月的伙食费与家里人一并算清。我身上一文不名，松衫哥哥还有笔钱存在五叔家，就从里面抵扣，日后我再慢慢偿还松衫哥哥。

十月，我护送岳父、夫人到山西寿阳，然后回北京继续读书。刚一到京，陈伟堂先生就命人拿了恩兰士先生的信邀我仍住在他家。当时恩兰士先生刚刚重新被朝廷起用，出任哈密办事大臣，家里大小事务都托付给了陈伟堂先生。我住在恩家，也帮不上多少忙，仍只是做些抄抄写写的笔墨事务，也不忍心再领取薪酬。除此之外，就只管埋头苦读。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冬天，好友魏静卿、云藻侄结伴来到京城，彼此住处相距咫尺，朝夕来往，围炉饮茶夜话，谈文说词，倒是颇有故乡风味。只是我们几个人都屡试不第，有时未免同病相怜，常有老大无成之叹。

转过年去，我又忽然得了眩晕之病，恶心呕吐，口中发苦，心跳加速，时时感到天旋地转，常常为之昼夜不眠，

郎中也说不出什么症状，试着用贝母、黄连疗治了一段时间，居然病势稍减，但从此书却也没法读了，眼看春闱在即，身体又如此虚弱，我再次悲哀地感到命运对自己的嘲弄，满腔功名之想渐渐化为无限怅惘。

三月份，我与魏静卿、云藻侄诸人一块儿移居科举考场参加会试，三场完毕，旧病居然没有复发，文章做得也还满意，心中暗自庆幸。

四月初八，我又接到了补任八旗官学教习的通知。留京这几年，屡经传补，按照朝廷规定，教习期满，就可以出京外放做个知县什么的，但我想，凭自己的阅历、状态，自己即使到了地方也未必胜任。再说，读书不得进士及第，纵是做了官，也一辈子不能扬眉吐气，所以有好几次补任教习的机会我都放弃了，但接连两次落第后，我还是选择了暂就教习之职，因为想到自己身体状况极差，此次春闱也不能保证必然高中，所以还是充几年教习的好。人究竟是拗不过天数命运的。

拿着教习通知书我先到礼部报到，然后又到内务府档房备案，大为机关里的那些笔帖式奚落笑话，意思是这书呆子还在考，考了多少年了考不中，天生就没有这样的命，何必呢？还不如像我们一样，当个笔帖式，做一辈子秘书，吃不饱也饿不死，总算有个铁饭碗，不也挺好吗？

我也不与他们争辩，接着去官学拜见官学校长。到了那里没有一个人上班，值班的工友说见校长大人必须预约，可改日再来，有什么消息再通知你。

这一天下来，事儿没办多少，却被几个清水衙门的科长、秘书、杂役给敲诈去二十多两银子。

得，谁让我将来要在人家手底下生活呢？吃人饭服人管，在人屋檐下，也不得不低头。为着一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功名，竞日奔走折腰，实在是令人齿冷。这样的屈辱生活，何时是个头呢？

四月初十，会试揭晓，我中试一百五十八名贡士。这一次，房师是常南陔先生，座师是太傅曹振镛先生、兵部尚书玉研农先生、吏部侍郎李芝龄先生、兵部侍郎朱咏斋先生、光禄寺卿吴退旃先生。

几天后覆试，我名列一等二名；然后参加殿试，名列二甲第二十二名；之后又参加朝考，入选第十三名。

五月初六日，由吏部官员引见，参加了圣上与我们的集体谈话，之后我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大教习是李芝龄先生和穆彰阿先生。小教习是詹事史衡堂先生。

想我从十五岁参加童子试，苦苦拼搏十五年，到三十岁的时候，终于走完了漫漫科举路，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切的一切，回想起来，简直像在梦里一样。

我觉得，一定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在看顾着我、在佑护着我。如果他老人家知道我有今天的出息，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

十月，接到消息的岳父大人托了一个姓瞿的亲戚，把我妻子送来北京和我团聚。我们在果子巷驴驹胡同正式安了家，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