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散文：一碗臊子面
一碗臊子面
文/赵永华
这里要说的臊子面，就是我们正宁再普通不过的一碗臊子面，既没有现在的臊子面臊子多、质量高，也没有现在的臊子面油水大、吃起来香，它是一碗只有五分钱，可就是有人嫌贵舍不得吃啊。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农村还是大集体，群众都是靠挣工分养家糊口，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到了年底决算，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最高五毛钱，最低五分钱。地里所打粮食，绝大部分交了国家的公购粮，再留足来年的种子粮和生产队的牲口料，分给群众当口粮的就寥寥无几，根本不能满足群众一年的最低生活保障，遇到灾荒年，群众半年就没有粮食吃。
常言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的家乡位于子午岭山脚下，为了填饱肚子，群众顶着犯法的危险，一方面偷偷在远离村庄的山沟野洼开荒种些粮食和蔬菜，以弥补家中粮食不足，另一方面，进山挖药材、割荆条，编成条把或笼、筐拉倒集市去卖，甚至偷木头。那时候，我的村口，县林业总场设有检查站，不论你是进山拉烧火用的柴禾，还是盖房用的椽檩，凡是乔木都一律没收充公，还要没收你带的砍伐工具，所收木料柴禾，林业站又免费送人了。多数群众尤其是前塬地区的群众，十天半月进山拉一架子车柴禾，运气不好被林业检查站挡住了，不仅没收柴禾，就连斧头也一并没收。其中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那时候，群众对林业检查站工作人员的哪个恨可以用咬牙切齿来形容，这个在前塬地区生活的群众深有体会。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再也不用烧柴操心了，进山拉柴烧已经成为历史。
在我上初中那年，爷爷和父亲经常进山割荆条，编成条把，拉到距离我们家乡15公里外的县城去卖，当时，一张条把只能卖到八毛钱。有一次，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凌晨，县城有集，为了躲避邻村林业检查站的检查，父母早上三点就起床了，烧火做饭，吃完饭，父母和我及大妹四个人，从我居住的第七层老庄子上，把30张条把背上塬，装上架子车，才往县城急赶。我老家到县城，必须要翻越卢子坪那条河沟，那时候，没有柏油马路，没有硬化，全是土路，结果走到沟底时，天突然下起了绵绵细雨，上到半坡时，路开始打滑，本来就艰难的往上走，路滑可就苦了我们，多出力不说，还把人淋得个个像落汤鸡似的。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六点半终于上了塬，可由于出汗又淋雨，我们个个冷的打颤，在这秋日的清晨，除了细细的秋雨声和我们的喘气声，静的什么都听不见。
到达县城已是早上八点多了，集市上已经有了不少人，他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跟集的人。我们选好位置，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馍馍，喝着从家里带来早已冰冷的开水，等待买主来买。中午十二点，集市上开始热闹起来了，围着我们的条把，不断有人来看，都觉得我们的条把质量是一流的，就觉得价格高，一直在讨价还价，当时每张条把五毛到八毛钱，价格不等。说起条把，一是要选好荆条，荆条千差万别，一般以山中的灌木荆条为佳，山中的灌木荆条又以木质硬而柔的最好，不仅结实，方便搬运，而且经久耐用，不生虫。由于大家都看好我们的条把质量，所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买主之间也在竞价，最后，我们以每张八毛钱的最高价出售了，共卖了二十四块钱，大家都很高兴。有钱了，再说辛苦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心想这下该进馆子吃了吧，要是能吃一碗臊子面，再泡上自己带的馍馍，就更好了。想着想着，彷佛自己已经闻到了香喷喷的臊子面。走到县城唯一一家饭馆--东风食堂门口，我第一个停下来，看着父亲，父亲停下来对母亲说：“从早上三点到现在已经大半天了，娃娃也没有进一口热汤，咱们进去吃碗臊子面吧”。母亲不同意地说：“一碗臊子面五分钱呢，贵的，不吃了，回去吃”。母亲边说边走，大妹也跟着母亲走了，我正在犹豫时，母亲叫我走，我就拉着架子车一起走了，父亲属于少数，扭不过大家，但表情严峻，一脸的不高兴，走在后面一路都没有说一句话。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母亲不顾一路劳累，洗了手，就烧火做饭了。母亲饭菜做得在我们家乡都很有名气，每逢包对干部来，队长都派到我们家，那是我最期盼的事情。因为给包队干部管饭，不仅生产队给每人每天补助三斤小麦，而且还有炒菜，比如炒鸡蛋、炒粉条，偶尔也有炒豆腐什么的。包队干部吃完后，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点剩饭剩菜，最起码有白面馍馍，那可就是过年了啊。但是，巧妇无米难炊，那时候，口粮根本不够吃，小麦就更少，玉米、高粱为主，再加上土豆、南瓜等，勉强度日。快十点了，母亲做好了饭，一碟萝卜丝，一锅玉米糊糊面，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我们吃的很香。父亲这时才说话了，“今天从早到晚只啃了一点干馍，汤水未进，把娃娃饿坏了，你们好好吃，多吃点”。我狼吞虎咽，一连吃了三碗，母亲在一边劝我，慢慢吃。那一夜，我睡的很香，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这件事，虽然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对我的影响太深，令我终生难忘，现在每每想起，心里就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看看现在的孩子，天天都在过大年，每天都不知道想吃什么。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母亲心灵手巧，聪敏能干，刚到我们家时，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年幼的两个叔父和两个姑姑。那时，奶奶有病，基本不管家务，叔父和姑姑们都在上学，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都靠母亲一个人，叔父和姑姑们陆续上了县城的高中后，每周回来，都是母亲亲自给他们做干粮，缝补衣裳，直到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两个叔父结婚后，两个婶娘都在村里当教师，但一大家子十多口人仍然生活在一起，母亲的负担就更重了。再后来，父亲和叔父们分了家，但爷爷奶奶仍和我们在一生活。我们兄妹四个出生后，又陆续上初中、高中，母亲和父亲一样，白天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还要做针线活，那时连个缝纫机都没有呀，可就苦了母亲，她一针一线，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伺候爷爷奶奶四十多年，从无怨言。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由于父母的的勤劳和辛苦，我们很快解决了温饱，在爷爷的资助下，我们在塬面买到了土木结构瓦房，告别了昔日的架板庄子，我们兄妹几个也陆续考上了中专、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成家立业，如今父母搬进县城，住上了楼房，儿孙绕膝，尽享天伦，晚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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