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钱文忠“毛叔郑为武王舅舅”谬说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见解
钱文忠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里讲述百家姓，谈及毛姓渊源时说，毛姓始祖毛叔郑为周武王母弟，这个说法倒是没错。但在解释“周武王母弟”时，却曲解为“毛叔郑是周武王的舅舅”，这就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当然这一说法应该说是钱教授首创，古今学者可从未曾有过这一观点。“母弟”这一特殊亲属称谓，在先秦文献里屡见，指的是国君或者宗子的同母弟，然不见释于《尔雅·释亲》，盖当时习见之称谓。《左传·宣公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左传》作者对“母弟”以凡例进行解释，肆以表明“母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杜预《春秋释例》中对《左传》“母弟”书法作过归纳：“母弟之宠，异于众弟，盖缘自然之情，以养母氏之志。公在虽俱称公子，其兄为君，则特称弟。殊而异之，亲而睦之，既异隆友之恩，亦以将为人弟之敬，成相亲之益也。通庶子为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指出了周代“母弟”具有特殊地位。哲以为，母弟与宗子同母，并为嫡子，属于周代宗法制中的大宗一脉，是法定的王位君权候选继承人，也即除了宗子之外的第二、第三、第N继承人。周制，若大子无子，则大子母弟有优先继位的权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王嫡妻太姒长子伯邑考早亡无子，则次子发继位为太子，称太子发。武王病重时曾有让大弟周公旦、幼子冉季相继继大位的意思。逸周书《度邑解》中武王曰："汝维幼子，大有知。....，汝（周公旦）、幼子（冉季，即毛叔郑）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而叔旦泣辞，全心辅助太子成王继位。以往的学者论及周代部分诸侯中“弟继兄”现象，往往以为不合法。事实并非如此，母弟不仅是继宗之位的极佳人选，其子亦在候选之例。其他庶子则无此优先继位的权利。清代学者毛奇龄认为周人以嫡长子为宗子，而以嫡长子同母弟长者为大宗。若宗子无母弟，则以己为大宗。大宗诸母弟则为小宗，无嫡弟有庶兄弟则以庶兄弟为小宗。毛奇龄的观点比一般学者对周代大小宗的认识要高明的多，但哲以为，还是略有不足，因诸母弟并不是小宗。哲的观点是大小宗既用以收族，当非仅指其本支，而应含其同母诸弟。考虑到自黄帝以来一夫多妻制的普遍性，大小宗的实际含义就是以嫡庶分族，天子、诸侯以嫡母诸弟为大宗，以先君庶子为小宗。之所以造成对周代宗法制度的模糊认识，是因为后世学者对周代以来重要的称谓“母弟”研究不够深入的缘故。《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讲“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子鱼认为“五叔无官”是因为尚德不尚年，然哲以为既不尚德，亦不尚年，是因周公、康叔、聃季（即毛叔郑）皆为文王嫡子、武王母弟也。其他五叔为文王庶子尔，实非太姒之子、武王母弟，故尔不在周王室卿士之列。自平王东迁，东周以降，东土之人已然搞不清周初史实。《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言“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其中，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实指文武周王及周公之孙辈，而非实指为其子得立国。所谓“文昭十六国”，显然不可能皆为文王嫡子，春秋时人取富辰言，妄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为文王嫡子、武王母弟，实是附会之说，不足为信。周初封建时，始封君为武王母弟者皆有“姓祖”之实，是可再派氏的。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胙祭，是指周公旦幼子祭季（祭公谋父之祖）胙其土与其子而有”凡、蒋、邢、茅“四国，而不是后世俗人所理解的周公之胤有“凡、蒋、邢、茅、胙、祭”六国。古今学者将“胙”也目为一国是错误的，是因为对西周胙土分封制度的不够理解而造成认识错谬。“周公之胤”盖指周公家族中除了宗子（伯禽）之外，其他母弟后裔所受封情形。否则左传富辰的话里，鲁国伯禽已单列，则周平公君陈算不算周公之胤呢？又所谓“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受封者实皆文王孙，非文王子也。又如武族“邘晋应韩”，受封的也是武王孙辈，非武王子辈。之所以造成误解，是因为后人对西周昭穆制度不够了解的缘故。文王为昭，则子为穆，孙为昭。武王为穆，则子为昭，孙为穆。所以左传富辰所言是概指文王之孙、武王之孙、周公之孙所受封国。其实“聃季”即司马迁《史记》中所称冉季载，也即毛叔郑。聃季为文王嫡幼子，周武王嫡亲母弟，因亲亲故，被周公举为周司空，封邑在西周王畿内宝鸡陈仓。后其次子中旄父派氏为毛，封邑在盩厔，称盩伯毛，典籍称毛懿公。长子派氏为芮，封邑在千阳，典籍称芮伯。二子皆为成王临终时顾命大臣，今本《尚书·顾命》记载分明。后世毛、芮二族皆奉聃季（即毛叔郑，亦称冉季载）为始祖，故毛公一族称其始祖为毛叔郑、芮伯一族称其始祖为冉季载。冉季（叔郑）幼子分氏为南宫氏，则其后裔尊称冉季为祖南公。故而司马迁也搞不清楚文王嫡幼子聃季（即毛叔郑，亦称冉季载）分封派氏情形，只在《史记》中留下一句话“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即把西周王室成员中最为重要的毛叔郑（即冉季载）世家付之阙如。但司马迁在《管蔡世家》后有一段评语说的是没错的，即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哲注：或为康叔之误）、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可见，司马迁是注意到了康叔、冉季与周公旦一样作为周武王母弟，在辅助成王得立之事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庶弟无法比肩的。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的毛班之父毛爽（燛），也即毛懿公（冉季次子中旄父、师毛父簋铭的“师毛父”，书顾命篇的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郑）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冉季（毛叔郑）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郑）家族为重。故成王在临终托孤时，冉季（毛叔郑）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兼领太师职，为二顾命大臣，且次子毛懿公为三公之一。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冉季（毛叔郑）的地位、次子师毛父（毛懿公）所建立的功勋决定的。周公后人未被命为顾命大臣，盖是周初对周公的流言在成王心里造成阴影，故未曾命周公家族中人为顾命大臣。亦或是当时周公家族中君陈和继位者在成王年间相继去世，恰好无合适的人选担当王室卿士职而已。显然典籍中说毛叔郑为周武王母弟，指的是周文王嫡亲血脉，而非钱文忠教授谬称的“是周武王的舅舅”。将本是文武周王懿亲一脉的毛氏族始祖毛叔郑说成是“周武王的舅舅”，这让后世毛氏族人情何以堪。以钱文忠教授讲解百家姓节目影响之广，“毛叔郑是周武王的舅舅”这一谬论必然流毒四方，后世纠正起来必会大费口舌。所幸“班簋”铭文存世，担任周穆王三公之一的毛班，三千年前就在“班簋”里铭刻了皇公毛叔郑受封邰城（“受京宗懿釐”），养育了“文王王姒圣孙”（即班之祖父毛懿公），（毛懿公）建立了平叛东夷之大功勋这一历史真实。如此，毛氏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当然汉代以后的文献中，母弟有时确实是指母亲的弟弟，指外戚。如《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淮南厉王刘长为刘邦之子，他的母弟自然是姓刘，这里的“母弟赵兼”显然是指母亲的弟弟，厉王的舅舅。考稽古文献，始作俑者当还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写到：“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司马贞索隐：“谓布之舅也。”现在确实不是能明白，此处为何司马迁不用简单的“舅父”来指称，而采用一个容易与先秦用词混淆的“母弟”。是否真如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考证的一样，司马迁确实没有见过古文《左传》，而导致他对“母弟”在春秋时期用法认知不是太明确的缘故呢？联系到司马迁对毛叔郑（冉季）世家世系认识模糊的事实，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不过后世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受司马迁、班固的误导，在“母弟”这个词的认知上还是以《左传》凡例为准。如唐人孔颖达疏《左传》条称：“《春秋》之例，母弟称弟，凡《春秋》称弟皆母弟也。母弟谓同母之弟。”唐代韩愈作《唐故朝散大夫董府君墓志铭》：“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清人薛福成在《母弟季怀事状》：“母弟季怀，讳福保，於兄弟行第四。”所言母弟，皆指同母弟，而非母亲之弟。可见“母弟为舅”的称谓并不是古代人称用词的主流。在周代，对同姓诸侯、异性诸侯的称谓自有严格的区别。周王朝推崇以礼治天下，天子常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而称异性诸侯为伯舅、叔舅，后世考古学者常据此判断出土青铜彝器族属。而最能表明毛氏族属的青铜彝器“毛公鼎”，已经非常清晰地记载了周王称毛公为“歆父”，这表明毛氏是周王室同姓叔父，而非异姓母舅。所谓毛姓始祖毛叔郑为武王舅舅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钱文忠教授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去看下毛公鼎、班簋的铭文，就不会犯下如此贻笑大方的错误。当然钱教授讲毛姓渊源时错误处还有不少，如他说“鸡泽、巨鹿是毛氏族最初的祖居地”，又说“毛氏族是从鸡泽迁徙到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这些说法都是违背历史常识的。可见他对毛氏的姓氏来源并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而凭借一知半解就在百家讲坛上信口开河、满口雌黄，实在是遗毒不浅。明人张岱在《夜航船》中曾说过一个“且待小僧伸伸脚”的典故，看了钱文忠教授的《解读百家姓》视频，方晓得，小子哲也可以伸伸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