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晚清著名书法家、学者、文学家、教育家，湖北武昌（今鄂州）人。“曾门四士”之一，历任武昌勺庭、金陵凤池、保定莲池、武昌江汉兼经心、襄阳鹿门六大书院山长（院长）兼主讲近四十年，弟子三千，名士逾百。尤以“帖姿承雅韵，碑骨任开张”的书法风格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延绵至今。

笔者致力于张裕钊书道研究与专题收藏已近三十年，大量的收藏资料让笔者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也为笔者的张裕钊书道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直接证据。通过，对其研究，笔者发现：“在张裕钊书法流派中，‘外方内圆’被符号化、技法化、程序化，显然有失偏驳”。纵观张裕钊书风的特征，最具辨识度的“外方内圆”，虽然，被大众津津乐道，然而，单纯从技法层面去解读“外方内圆”，既片面，也是缺乏学术深度。张裕钊“外方内圆”的形成，最初带有偶发性质，随着年龄增长，他得到了强化和升华，“外方内圆”也从单一的技法演变成一种“碑骨、帖姿”的理念。那么，笔者从笔法、结体、章法等要素中，论述张裕钊书法之“碑骨、帖姿”的理念。

“外方内圆”——转折出钩处之技法

笔法分为执笔法与运笔法。就笔法而言，张裕钊在《张廉卿诗文稿》中明确论述：“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强调“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这可以确定张裕钊执笔采用古人所传拨灯法。张裕钊长子沆、次子浍撰《哀启》中记述：“汉人用笔，莫不中锋，其法至唐尚存宋以后纯用偏锋，失厥旨矣。先严苦索冥思数十年，尽得汉魏人之真谛。殆合北朝之高浑，唐人之整肃而为一。”由此可见，张裕钊运笔方面注重中锋行笔，并通过“指能转笔”来实现笔划转折、出钩处的“外方内圆”技法。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一书对张裕钊笔法有论述：“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折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其实，这种“外方内圆”技法在张裕钊早期作品中是没有的，只是从转向碑学探索后才逐步形成。其中，既以清代“碑学中兴”的书学文化大背景相关，又以张裕钊作为学者身份的文化自觉密不可分。

清代“碑学中兴”的社会背景

清代“碑学中兴”的书学文化背景，伴随着帖学千人一面的衰微而出现，自乾隆、嘉庆时期发轫，至同治、光绪年间达到高峰。期间出现了诸多成就卓著的碑学书家。张裕钊生于道光三年（1823），逝于光绪廿年（1894），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一生处在“碑学中兴”大环境中。作为一位虔诚的学者书家，退出仕途后，中年时期开始专心于教育与碑学书法实践与探索，并逐渐成为“集碑大成”的碑学代表人物。“碑学中兴”时代，出土大量碑版石刻，有些碑刻历经千百年的风化与毁损，笔划转折出钩处石刻内部棱角会逐渐消磨，化方为圆，因此碑版石刻笔划转折出钩处在大自然作用下，便形成了“外方内圆”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出于偶然，但却展现出了独特的金石之美，让人眼前一亮。北碑名作《张猛龙碑》、《吊比干文》以及隋碑名作《龙藏寺碑》、《张贵男墓志》中，均在笔划转折、出钩处能发现“外方内圆”现象。张裕钊在大量碑学书法研习实践中，发现了这种独特之美，而这恰是帖学所没有的。

张裕钊将这种碑刻中偶然出现的“外方内圆”逐步进行强化，并变成自己的个性特征。显然，张裕钊笔法方面的“外方内圆”，就是源自于碑版石刻这种自然形成的偶发现象。

学者身份的文化自觉

张裕钊先生在清代，虽以书法名世，但他首先是位学者。正是因为学者身份的支撑，张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是有深度与高度的。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与老、庄辩证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在张裕钊《论学手札》中有大量记述可为佐证。

张裕钊的学者身份，提升了其在书法碑学探索上的文化自觉。他用“以古为新，古中求新”的治学精神及数十年的“攻苦”书法实践，不断从传统名碑名作中汲取营养，擅于取舍、熔铸，将“外方内圆”这一偶然现象变为刻意追求的个性之美，并且迅速化为自己的书法语言。这种书法创作风格，甚至是前无古人，充分展现出张裕钊的学者身份对自身书法风格形成的决定作用。当然，此时张裕钊笔法方面的“外方内圆”还仅仅是一种技法，只不过从技法层面进行了“外方内圆”特征强化。

“外方内圆”——结体方正、笔势圆浑

书法结体在书法要素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结体是一件书法作品给人的第一整体印象，不同于线条的细节刻划。历代书家均重视书法结体的探索与实践。张裕钊先生晚年的帖学回归，即是从结体上的回归，楷书结体回归唐楷，行书结体回归二王。形成了结体方正，笔势圆浑的“外方内圆”特征。笔者对此有专文论述，参见拙著《碑骨帖姿-张裕钊书道研究》理论篇。

结体方正，化扁为长

张裕钊早年写帖下过苦功，但尚属学古阶段。中年转向碑学，并进行大量的碑学书法实践，期间也有许多优秀作品传世，但中期作品呈现出书风多样性，结体更是以扁方为主，亦属探索变化阶段。晚年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后，张裕钊书法发生质的变化，进入成熟期，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结体上的帖学回归。我们能从诸多张裕钊晚年作品中看到，张裕钊书法的结体，明显楷书回归了唐楷，以欧为主，行书回归了二王。这点可从张裕钊晚年欧体楷书临作《九成宫》、《皇甫诞》得以验证。受张裕钊书法影响颇深且交好的清末书家沈曾植也曾专门提及：“翁晚岁深推欧楷”亦是又一证据。以张裕钊晚年楷书为例，结体完全化北碑扁方为唐楷长方。或许张裕钊悟到了唐楷的长方更能体现“外方”的整肃感，也更符合人体美学原理。这样连同中锋行笔，笔划形成了“结体方正，笔势圆浑”局面。

篆隶之法、笔势圆浑

在张裕钊看来，“中锋用笔”是古贤用笔之真谛，宋以后则纯用偏锋，所以他几乎不在笔法上取法宋以后的书家作品。直追汉唐乃至秦篆，并提出“古人以拙胜，今人以巧败”的尚古观念。不过，“中锋用笔”并非张裕钊首创，而是张裕钊楷书用笔回归了古法，而这古法，恰恰就是秦汉篆隶时期的中锋用笔。我们在张裕钊传世作品，尤其是晚年作品中可以发现大量篆隶中锋用笔字例与结体方正相对应。张裕钊为强化“笔势圆浑”，突出了笔划藏起藏收，甚至是以圆起圆收为主，笔划出尖部位采取“故为锐笔而实留”，并在笔划与笔划之间相交处写出金石焊接效果以展现笔势之圆浑。当我们将这笔势圆浑的线条放在方正的结体中审视，结体方正的外方与笔势圆浑的内圆，无疑把“外方内圆”推向更高的境界。

“外方内圆”——书法理念之成因

书法章法作为中国书法中最为重要的书法要素，也是最能体现出一个书法家个性特征与风貌。书法章法包含内容也十分丰富，对联、中堂、横幅、扇面、条屏的章法幅式作为具象内容属章法范畴；更有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受到的“气、势、神、韵”等抽象内容亦属章法范畴。尤其是书法章法中的“气”，在书法中起到统摄全局作用。每位传世书法名家书法作品辨识度，虽由其结体、笔划决定形质，却由其独特气息决定其书风高度与内容。正是张裕钊书法晚年最终走向碑帖相融之路的完美实践，第一眼望去，古厚方峻之碑学气息极其浓烈；下一眼望去，却又不失温润圆融之帖学姿态与韵味。这恰是张裕钊对书法的认知异于常人之处。无论北碑，还是南帖，都是中国书法两种重要形式，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不必非此即彼，这才符合老庄思想的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辩证思想。

张裕钊晚年60岁以后，书法进入成熟期，而成熟期核心标志就是“碑骨帖姿”特征作为张裕钊书法“外方内圆”理念的升华，更具高度，也更具人生智慧，已经上升到“道”的高度来展现。笔者认为，张裕钊书法“碑骨帖姿”的成功实践，是从碑学气息强化与晚年帖学回归两方面来完成的。

碑学凸显坚峻、古拙之貌

张裕钊一生遵循“以古为新、古中求新”治学思想进行书法实践，尤其晚年名山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仍然坚持临写了大量传统名家碑帖。作为碑学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张裕钊晚年选择在笔法及书法气息上强化碑学特征。笔法上，书法线条的锤炼变得愈发坚峻，硬度在不失弹性的前提下空前强化，古拙生辣的高纯度线条，展现出强烈的北碑石刻的金石气息，这在张裕钊晚年许多书法作品中都有强烈的体现，例如《杜甫诗册》、《宝剑赞》等作品。特别提出的是，张裕钊不仅在笔划与笔划交接处强调金石气息，还采用“涨墨法”来表现古代碑刻历经千百年残损、斑驳的金石残缺之美，同时也增加书法作品中点、线、面对比关系，丰富其书法表现力与独特美感。有关“涨墨法”的实践运用，张裕钊日本弟子宫岛咏士在回忆录明确记述：张裕钊用毛笔饱蘸放置多天的宿墨，然后笔尖再蘸清水书写。这样既能做到透过水份晕散体现石碑风化剥落之金石气息，又能不失笔划形态，故为“涨墨而实洁”。这也成为张裕钊晚年书法强化碑学特征又一证据。我们在实际观看那些古老碑刻时，看到剥落残损处，时常会想象缺少何字内容？残缺部分书法又是什么样子？张裕钊这种涨墨法的巧妙运用，无疑带给观者作品以外的空间感、画面感，进而产生故事感，这恰是作为抽象艺术的书法最难表现之处。

帖学回归与“二王”情结

张裕钊晚年书法，不仅在笔法气息方面强化碑学特征，同时辩证且智慧地选择在结构上进行了帖学回归，也积聚了浓郁的二王情结。一方面楷书结体回归唐楷，另一方面行书结体回归二王。笔者透过大量研究对比发现，这种结构上的帖学回归不是偶然现象，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与开创性。这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不做展开。二王父子作为帖学代表人物，却被张裕钊将其行书结构巧妙的借用过来，化为已有。可以明显看出，张裕钊晚年对待碑与帖这对矛盾采取了“双强”态度。正如武术中讲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矛盾的两极处理难度极高。但凡事必贵其难，张裕钊知难而上，不仅走上碑帖相融之路，并将碑与帖的探索直取两极，这正是“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碑学气息的选择强化到极致，同时帖学的结体回归也是强化到极致，只是从不同角度去合而为一，由此张裕钊书法的美学含量得以发挥到极致，让人过目不忘，一见钟情。张裕钊传世行书作品，尤其是《论学手札》当中的二王情结可见一斑！

中国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精萃，老子“道法自然”与庄子“天人合一”思想对书法影响极为深远。张裕钊先生应该悟到了碑与帖之相生、相克关系。碑之古拙，可补帖学流媚、靡弱；帖之温润，又可去碑学刚狠、生硬。坚峻、古拙之碑学骨气为“外方”，温润、清雅之帖学韵味为“内圆”，碑帖相融之间形成的“碑骨帖姿”特征，才真正成为张裕钊“外方内圆”书法理念之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

古人云：技道两进。张裕钊“外方内圆”之书法理念，经历了早年时期的笔法技法探索，中年时期的碑学悟道实践，晚年时期书法理念的升华。晚年时期的张裕钊书法，达到“天人合一，人书俱老”之境地，开创了“外方内圆、碑骨帖姿”之风貌。正因如此，张裕钊书法足以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让后世书人景仰！

（文/陈启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