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 我在部队拉酒糟

1973年4月，我从连队司务长张伯兴手中接过带领战友拉酒糟的活，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里出车多少天，拉酒糟多少次，难以确切统计，粗略算一下，平均每两个月出车一天，一天至少往返2~3趟，五年出车30余天，共拉酒糟约百余次。
拉酒糟在连队的生产劳动中算得上是又脏又累的粗活了。同时还会有风险，安全方面把控不好，还会危机到战友的生命。旅大警备区直属队某部就有一名战友在拉酒糟过程中丧生。
我们连队在百余次拉酒糟过程中或因拉酒糟而导致危机生命的状况也发生过，因此说，拉酒糟也曾经历生死考验不为过。

新兵被派公差拉酒糟那是必修课，全连官兵没有参加过拉酒糟劳动的应该是少之又少，很多新兵或要求入党迫切的老兵都以此为锻炼考验的好机会，争先恐后抢着去。每次我必须得去，不知是规律还是约定俗成，也可能是职责所在。
司务长张伯兴领着我去大连酒精厂领导家获取酒糟票，71年山东老兵(72年未接兵，71年兵其实当了两年新兵)刘章朋开三轮摩托车接送我们。司务长张伯兴办事老到，灵活机智，让我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和秘笈。有一次他对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便在很短时间内将连队'外交往来单位'迅速跑一圈，拉上关系接上火，就让我放单飞了。
每次出车拉酒糟，王立全、尹立贵他们俩轮换开着J201073号牌大解放车从棒槌岛军营养猪场出发，直奔大连酒精厂北场地酒糟池。

车上装着一个长方形大铁罐子，略高于解放车两侧的护栏，罐体长短于车体相当，便于开启后盖卸下流体酒糟。大铁罐上方中间位置有一个凸起带盖的圆口，流体酒糟就此输入。大铁罐置于车中间，两边各有只容站立人身的4~6人的空隙。就是这样的装备，在大连街市上穿行。
车开到酒糟池子门口，我首先要去一个小平房开票，窗口不大却竖立四根铁柱子，中间较大的档口也只能伸出伸进一只手传递票据，在我办理手续时，王立全、尹立贵已将汽车停靠在酒槽池子旁。
往大铁罐里装酒糟不仅是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在酒糟池子里需有1~2人，池埂上1人，车上1人，大铁罐上1人。一拉溜的八、九个大酒糟池，每个池子能容纳数百吨酒糟，池深一米多，有沉淀很久的，上层有水，底层较稠，也有刚从管道里排出的，还冒着热气，温度挺高，有些 汤人。

我们在挺硬的胶皮桶提把上栓根绳子，用力甩进池子里，'轻捞慢起，勺子沉底'，方可斩获理想稠状的酒糟。可这样的运作实在太慢，这时我想到了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在寒冷的冬日跳进泥浆里的情景。于是我率先跳下池子里，拎桶弓腰如捕鱼捞虾状，很快，一桶厚稠的酒槽浮出，犹如见到出水芙蓉那般艳丽，捕获到鲜活鱼虾般兴奋。战友们看我带了头，也如此效法，一会儿功夫就将大罐装满。

春夏秋三季大抵如此这般，冬天就挺遭罪了，既然开了先例，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连队后勤保障我仍带头下去，我不让别人效仿，有时就我一人在池子操作，只好多桶运行，战友在池埂上往上拎，配合默契也很快。为了取暖也常常到刚刚将酒糟泄入的池子里去捞，有时很汤人。最难忍的是在往返的路上，冷风在车速的作用下，更显得残酷，会将湿透的棉裤外皮冻得棒棒硬，但我们从未叫过苦，而且是那样心甘情愿，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为了捞到上乘酒糟，我极力和池边上的'现管们'融洽关糸，现管全是清一色年纪较大的女人们，她们穿着脏兮兮破旧工作服，头上蒙着脏兮兮不见本色'花色'围巾，几乎看不到面孔，只露出一双不断滚动的有些年轮的大眼睛。大连人很和善，尤其是上了点年岁的女性更加和蔼，如能满足她们小小要求，抑或几句恭维之言，她们也会很开心，就会帮你做很多事。

我不会说甜言蜜语，倒是能尽力而为帮她们办点实事，诸如：换点全国粮票啦，给几张电影票、电车、汽车票啦，赶上下班时，顺路搭个便车啦。她们坐在驾驶室里那种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这以后，只要开张小票，拉多少都行，拉那个池子里的都行，也不用排队了，处处让方便。但这些事大家只是心照不宣，从未对外说过。
时间久了她们视我们为孩子，有些家长里短的话也愿意和我们讲，有些牢骚话泼辣话甚至是荤话也不避讳我们。有一天俩人议论说：'俺家老头子和我呕气，三天不放声'。另一位说：'我家老头也有这个臭毛病，但我会摆弄他，给他汤壶辣哨子酒，啥事都没了，你就是养汉子招家来不踹翻他的酒壶就行'。
这位在散发着浓浓酒香工作环境中率直而泼辣的女人，给我们沟勒出一个有了酒便可拥有一切也可不计较一切嗜酒如命男人豪饮的生活缩影。
拉酒糟也有风险，直属队就有被大铁桶挤死人的恶性事故。我连拉酒糟时也发生过事故，一次是行驶在转山屯学校前转弯处电线(临时拉起的电线)将王兆海刮倒，额头上留下一道红印痕，军帽甩在车外，多亏车速较慢，王兆海身体仞性很好，幸运躲过一劫。还有一次也是拐大弯时大铁罐溜边挤着三个人，多亏是空车，不然恐有伤残。
我在连队服役五年，在拉酒糟劳动中，几乎记不得我可曾漏过一次，战友们参加拉酒糟只是轮回几次而已，而我却重复了近百次。
最后一次为连队拉酒糟，因天气寒冷，棉裤湿透又结冰，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行走困难。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0医院，还差点险些丧命。
住院期间，大连酒精厂厂长夫人，我们称之付大姐，她到医院来看望我。离开时，我从四楼一直送她到医院大门口，我回到四楼走廊上就觉得身体发冷颤抖，此刻，医生也到处找我，急得各房间喊人，医生见状，马上将我推倒在病床上......这时我只觉得耳边声音一点点远去、渐渐消失......我昏厥过去，死亡原来就这么简单。

事情是这样，医生给我在手臂上做青霉素过敏皮试，我同付大姐寒暄过长又出门相送，青霉素这个批号有过敏反应，手臂上鼓起鸡蛋大的一个红包，我且浑然不知，期间倒没有什么感觉，有感觉时人就不行了，幸亏护士有准备，每次皮试都备有强心剂，以防不测之需。

这次真用上了，医护人员不由分说，强行将我摁倒，扒裤就扎，消毒问询全取消。事后同室病友说：'太可怕了，你的睑色苍白，与死人一样，我们真真看了一次活人成死人死人又变活人的生死过程'。当然，最害怕的还是医生护士，守人有责啊。
拉酒糟或因拉酒糟而经历了风险，已时过境迁，恍惚而逝，不足为怀，也算不幸中的幸事。但因'酒糟事'有战友却引发的爱情故事，才算是终身之大幸事。
我的一位战友就是因此收获了甜蜜而温馨的爱情。他小我两岁，长得一表人才，十分帅气。我们为'酒糟事'常常一起登门拜访军人出身的老厂长之家，厂长家有一双儿女，儿当兵，女读书，端茶送水大多由女学生完成，偶尔也有句问候：'叔叔好'！几年之后，厂长及夫人变成了我那位战友的岳父岳母，当年的中学生，喊他为叔叔且非常漂亮的小侄女，已成为我战友的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