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讲述之一：浅述《越绝书》研究之若干面向 兼论其文本内容的价值与意义（初稿）
《越绝书》成书年代及作者论争
《越绝书》尚有《越纽录》、《越绝记》、《富中越绝记》、《越记》等书名，其篇幅则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现存为十五卷。那么为什么书名有个绝字呢？绝字在旧有“冠绝”、“断灭”等说，今人考证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
关于《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论争，我对陈桥驿先生的《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方志类关于《越绝书》的内容做了一个不完整的归纳，并结合图表的形式作一概述，请详看图表1：
上表为《越绝书》作者与年代的部分文本阐述。注：括号内为鑛字
由唐至明清，起初有子贡、子胥、作者无可考说，然到明代的杨慎之后，说法有了转变，这是因为杨慎在书中发现了一个隐语，此相当于猜字谜。杨慎通过这个猜字谜的游戏以为：作者是东汉的袁康、吴平。
那么，杨慎的依据是什么呢？
在《越绝书》的末篇《越绝篇叙外传记》最后一节有一段关键的话，我只提和内容有关的一部分：……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
这个字谜在现代汉语中——袁康二字看上去有些牵强，但我们从文字的历史衍变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起码在古代是可以成立的，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即袁字，我们来看下图示：
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为康字，再看下图示：
商代甲骨文中的禾现已明确有稻谷之意，在中国古代脱粒的方法有多种形式，如用手捋取、搓磨禾穗上的谷粒、由木棍击打发展到连枷（一种工具）等等。在商代或许还有别的脱粒方式。康字上部的庚或是一种简单的脱粒装置，人们持禾击打，纷纷下落的恰是稻粒。
禹来东征，死葬其疆，这句话则非常清楚是越地了。大禹治水到这里，死后葬在这里，明确了作者为绍兴人。
关于另一个作者，他是这样说的：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屈原真名是平，原是他的字。这段话更明白的告诉了我们，还有一位是吴平。
以上所讲，为我们顺着杨慎的逻辑，推导出的这两位作者。
补充
变动不居的吴字:我原本以为吴字实不需要多做解释，未想遇到一位其未有见得即无的咬文嚼字学家。实际上吴在隶书发展时期已经出现讹变，杨慎猜字谜的观点是站得住的（这并不是说他提出的袁康、吴平说一定是对的）。其从隶变到楷书定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到楷书后再突变。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提到天，不代表这个字的书写方式在当时没有，补图1是马王堆帛书中出现的讹字，口天相接，实际上是书写随意性导致的去掉了出头部分，此恰体现的是当时书写并不规范的情况，个人有个人的写法。补图2砖文中的吴字，已经明显掐了头，这种不规范的书写我可以肯定的说，我所见过的娄兰简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且尚能追溯到西周时期也存有此种不规范的讹写。正是因为这种变动不居的情况，才有了吴字多种讹写方式，最终到楷书的时期进一步推进直至讹变完成。现在部分文字学家以为吴到楷书时才正式出现口天，其实并不妥当，更不可奉为圭臬。另见补图3汉末钟繇《白骑遂内帖》中吴字，显然已经清楚不过。
当然，《越绝书》的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不休，也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每一篇进行分析，认为有些篇幅的语言结构很古，是春秋时期的，有些篇幅则接近秦汉时期的文风，所以认为《越绝书》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写作，然后集合成册的结果。
《越绝书》的版本与研究情况
关于越绝书的版本问题，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在明代，《越绝书》的版本是没有善本一说的，那时的善本有其自身的标准，《越绝书》的诸多版本都存在错脱、讹误的现象。包括当时的宋刊本，如嘉定庚辰东徐丁黼夔州刊本、嘉定甲申汪纲刊本。现均已不存。那么，到我们现在，在明代不以为意的一些版本，已经是有了善本的待遇，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对善本的评判标准有了因时因势的变化，这真的是有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慨，但明白人都知道，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从近代始经历过几番严重的浩劫，此处按下不表。我们来看下图表2：
这九个版本的《越绝书》，大多是明以降历史流传下来的版本，虽然这些版本也曾有过有限的校刊，或者孤校，但总体来说，他们是历史传承的价值更甚些。但第九个版本则不一样，大家也看到它的成书年代离我们不远，《越绝书校注》可以说是版本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为后世学者开山铺路、过河搭桥的一个举措。校注者张宗祥先生通过本校（版本校对）、理校（通过阅读，校对者自身运用理性思维分析文本的校对）等多种手段，使得《越绝书》中的诸多舛误、错脱得以纠正，其行可谓苦心孤诣。但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终究要从诸多版本中重新探讨，否则就会陷入唯一家之言的窠臼。
在《越绝书》的研究一端，从我个人的认知角度，有以下几个著作不得不提。请看图表3：
俞樾和钱培名都是清代的经史学家，前者学术地位极高，但他的《读越绝书》只是玩票一般的性质，就是看后写了2000字的读后感，可这2000字分量却极重，一是他考证了会夷即会稽之异文。二则是解释了“外传记军气第十五”中的有关分野问题，十二分野见于“周官”，即《尚书-周书》，然到《越绝书》则成了十四国。这是一个星占学方面的问题，根据星辰的十二星次，将地上的州、国划分为十二个区域，使两者相对应。他根据自身广博的历史和星占学的知识，对《越绝书》中的十四国说与十二星次做了较有根据的移动与分合，终使两者相合，而其解释确也能够圆一种说法。我于此只能说这样一个大概，因我个人对星占学没有什么认知。
钱培名的学术地位没有俞樾高，然他的《越绝书札记》却是比较认真的一个著作，全书15000多字，用力甚勤，其著作中虽也有些许明显的错误观念，但我以为更多的是时代局限造成，并不妨碍他的成就。可以说，他的札记，特别是勘误一端，为后来的张宗祥先生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的。
至于李步嘉先生的《越绝书校释》，说来令人扼腕，他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其完成该书后没几年就病逝了，属于英年早逝。在199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仅出版了1000册，所以几十年来，该书在市场上一直处于求之而不得的境地。直到前几年我突然看到中华书局再版了该书，实让人悲欣交集。我后来在网络上看到中华书局的编辑回忆该书的出版经历：他联系作者家人时，说有意出版李先生的著作，对方在电话那端哽咽大哭。回说，没想到还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家父的著作，还有人想读这本书。《越绝书校释》是李步嘉先生的心血，也是这个时代《越绝书》研究的一个面向。
刘殿爵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也已去逝多年，他在世的时候，与同好商议，一起搞了一个“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越绝书》也在计划之内。在那个时代，Office刚刚出现，我不知道那时的Word是否有检索功能，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虽然这种索引方法在民国之前就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先秦文献进行逐字索引的工作，对古文字研究、先秦文献语法研究，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们的归纳毫无疑问能给古文字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如果放到现在，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实际应用已渐趋嵌入到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之中，或许这项工作能轻松快捷许多。
《越绝书》文本内容的价值和意义
前面我说的是《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论争等问题，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越绝书》文本内容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我先对《越绝书》以图解发凡的形式来展开，这样大家能很直观的了解《越绝书》各卷所讲的大概内容是什么。请看图表4：
我们来看下卷八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的一些内容：
……
若耶大冢者，勾践所徙葬先君夫镡冢也，去县二十五里。
注：现在的平江水，在东南方。目前考古还没发现
……
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两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去县十五里。
这个去县十五里不可以拿我们现在的城市结构去硬套的。明代的时候地方志上记载木客大冢去县二十五里，就与我们现在的城市位置符合了，这是为什么呢，是2000多年来，绍兴城市的发展存有历史位移的现象，早期是靠近兰亭的方向，而到明代则是与我们现在基本相合。这里的关键字是伐松柏、木客。
印山越王陵是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墓位于绍兴兰亭的印山山顶，《越绝书》描绘的这段文字几与考古发现两相呼应,由于印山越王陵缺少骸骨和更充分的证据，这两个证据链，虽然无限接近，但终究不能为绝对的铁证。我们看下图：
印山越王墓，又叫木客大冢，在绍兴里木栅村的一座特殊的小山之中，其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300米，高约24米，呈金字塔结构，顶偏平，像一枚方印，所以又叫印山。外有完整的隍壕围绕，长约888米，开口宽16——29米，深2.1——2.7米，每面隍壕正中有40——60米未连通，为四面对称的通向皇陵的通道。
墓穴凿岩而成（局部空间最起码是往地底挖了6米，直达岩层），由墓道、墓坑组成，其平面呈甲字形，为竖穴土坑墓。墓道长54米，宽6.8米；墓坑为长方形竖穴，长46米，宽14米，深12.4米。墓室长33.6米、底宽5米多，高度4米多，呈等腰三角形形态。墓室的坑底铺有1.65米厚的木炭，又用长方木横向平铺，再于两边用长方木互相斜撑，呈三角形木椁，每一块木头的直径有80多厘米，顶部压有硬木板。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室与室间以台阶相隔，墓室内均用巨大的长方木构筑，每根木枋皆涂有油漆。墓穴中室铺有一层编织物，中停放一大型木棺，长6.1米，宽1.10米，内高0.4米。为独木雕凿而成，即用整段的树身镂空分为两片的木棺，棺内外均有髹漆。墓室上包有140多层树皮，达20多厘米，树皮外再填充有1米左右厚的木炭层，再对整个木坑用大量的青胶泥填筑（浙江地区的青胶泥一般都是石灰加草木灰加糯米浆形成。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古代建造城墙或修筑石窟，一般是黄土加红柳枝或芦草，具有就地取材的特征）。而在这个墓坑之上，是一个长70米，宽35米，高10米的椭圆形封土墩，这些夯土都是有规律的夯实的。这就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印山越王陵。经过对墓室物质的碳十四测定——距今2500年左右，直指吴越春秋时期，历史学有孤证不立的基本传统，印山越王陵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文献依据，抑或科学测定，都有相呼应，但由于缺少最关键的证据链——即骸骨或墓葬中其他可证明身份的物件，故它是勾践父亲允常之墓的观点终不能确立。
这个结果是多方面的，一是明知此为大墓的情况，既没有做妥当的管理保护，也没有发掘考察的动力，所以出现了当代盗墓现象（墓室内有一幅线手套和一只蛇皮袋，为盗墓人所弃），印山越王陵之所以为抢救性考古挖掘，是被当代盗墓者逼促的，是被动的。二是历史上即有七个盗洞，与墓葬下葬时间非常接近，这对墓室内之文物是毁灭性的，棺木内的尸骨已无存。当时考古出土的仅有40余件文物，皆是被盗墓人遗留、损坏、忽略而留下的。但它们仍然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其中的玉剑残片，是可以作为其是王陵的物证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王才可以享用玉剑。
我们先记住一个时间——1996年，正是这一年在印山上发现了新的盗洞。
在阅读卷十一 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 我们从文本中可以归纳获得这样的几个认知：
1、薛烛类似于现在的鉴赏家，他的特征是端着，通晓八卦，举止夸张。
2、吴越之地当时有两位著名的铸剑师，即欧冶子、干将。
3、勾践藏有毫曹、巨阙、纯钧等名剑。
4、吴王阖庐藏有胜邪、鱼肠、湛卢等名剑。
5、欧冶子所铸名剑有：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
6、吴王阖庐的名剑湛卢后为楚王所得，秦王馋他的剑，曾动用军事力量来抢过。
7、楚王喜欢欧冶子、干将所铸的剑，曾遣使风胡子到吴国，征得同意后，欧冶子和干将合作制作了：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名剑。这回是晋郑王馋他的剑，和秦王一样，也动用军事力量来索要：剑给我，我就不修理你了。楚王不高兴了，拿出泰阿来作战指挥，不想晋郑王不堪一击，直接溃逃，乖乖回老家去了。
春秋时期，特别是吴越两国的青铜剑无论是历史遗留还是考古发现，已足可以证明那时高超的铸造技术。这里有两把剑最具有代表性：
1965年湖北荆门江陵县在修一条水渠时，发现了春秋楚墓群，后来定名为望山楚墓。是年的年底，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尸身骨架下发现了这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剑。剑身上有八个鸟篆铭文，考古人员其实在现场就认出了其中六个字，越王**，自作用剑。但还有两字无法认出，湖北省文管所副主任方壮猷将剑身上的文字拓片寄给了国内的“甲骨文专家”和金文专家，郭沫若说是“邵滑”（墓主人），唐兰则说是“鸠浅”（即勾践）。此中问题，世人皆知，此不多述。请见图：
越王勾践剑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三楼，好事的陈列者将夫差矛并陈一室，两相对峙。这把剑由锡青铜铸成，含有少量的铝和微量的镍，其剑身外少量的硫，因是长期在墓穴中粘附而来，该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有间隔仅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满布黑色菱形暗格纹，剑身近格处有：“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勾践真正的姓名是姒鸠浅，勾践只是上古越语的音译。而鸟篆铭文则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地用得较多的常用的装饰性文字，越国居多，常用于青铜器上，现存264字，这里涉及到图腾文化，暂按下不表。出土的越王剑并不是只有此一把，但均没有这把剑具有代表性。
要说的另一把剑是越王勾践之子鼫与之剑，它又称越王者旨于睗剑。此剑1995年出现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博的马承源、浙博的曹锦炎，鉴定为越王剑，后通过多方呼吁，杭州钢铁集团出100万港币买入，再转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者旨”应该读成“诸稽”，是诸稽的通假字，而“于睗”应该读成“与夷”，是“与夷”的通假字，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越王诸暨与夷剑。越王者旨于睗剑全长52.4厘米，最宽的地方达到4.1厘米，中间突起的剑脊呈一条直线，直至锋尖，剑脊左右两边的剑从规整匀称，剑体全身呈黄白色。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给出的结论是：剑的合金配比堪称完美，所用铜、锡成分质地纯净，几乎没有杂质，而且少铅无铁，含锡量在16%到18%之间，经过铸造、磨削、抛光等多道工序，以至于剑体的表面光洁无暇，几乎没有锈蚀，充分体现了越国铸剑师们极其高超的铸剑工艺。见图示：
为什么是诸暨呢，越国在勾践的爷爷夫镡之前，都是侯国的身份，这个地位是要低于王国的，而当时的侯国在绍兴地区更换过诸多地方，它先从兰亭至巅口（即店口），再从巅口至枫桥，再由枫桥迁至牌头，这已是到勾践的父亲允常这里，允常在此建国，成为第一代越国国王，然后再由牌头逐步迁都到了绍兴，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寻求发展的历史必然（绍兴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即山阴道，这条线路继续延伸，往兰亭至古博岭，形成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沉甸，此是从史地学的角度）之前我请大家一起记住的一个时间是1996年，发现印山上有新的盗洞，而1995年，这把越王剑莫明奇妙的出现在香港的文物市场，没有人说清它的来路，是否有人去想过，这两者间会否暗藏着何种关联呢？
卷七 越絕外傳陳成恒第九中的部分文本內容
陈成恒即田恒，由于他的家族来自陈国，所以又称其陈成恒。《庄子-胠箧》篇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什么意思呢？“搞小偷小摸的被杀了，而盗国的却成了诸侯”，庄子此语阐述的就是田恒夺权事。但胠箧篇之立意并不在此，此不展开。所谓“窃国者侯”的田恒又做了何事呢？田恒原是齐国大夫，他先杀了齐简公，后又自立为齐侯，并对鲁国实际形成了军事上的威胁。这个事情从鲁定公传到孔子那里，那不得了啊，一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君权神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有引发多米诺效果之虞，要别的国家的大夫权贵纷纷起而仿效呢，不是乱套了？更何况田家一直有犯上作乱的传统，田恒的父亲田乞（大斗出，小斗进者）就在齐景公死后篡权；二则是实际的危机感，鲁国受到了齐国正面的军事压力；三则是斗鸡之乱时曾到齐国避难，齐景公对其有礼遇之恩（虽未重用）。所以他需要有个弟子出去游说。颜渊（颜回敏于事而慎于言）和子路（隳三都不利）都想去，但孔子没同意，直到子贡（善雄辩）说我去，孔子同意了，他实际是早就定好了人选的。孔子舍颜渊、子路而选子贡，不仅仅是子贡善雄辨，而是与他一生的经历休戚相关，从鲁昭王送鲤到鲁国斗鸡之乱奔齐，从鲁定公重用到遣子路隳三都不利，再至郊祭未有分肉叹“合则留不合则去”，其对鱼肉（荣耀）之执念贯穿一生，遂周游列国，实际惶惶如丧家之犬，晚年重返鲁国已无试错之勇气。这里我们若能洞晰其何以为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孔子于青年时期因鲁昭王之一赐而形成一种荣耀观念，自可知晓一二。他年轻时在季孙氏家从“仓管主任”到“牧场主管”那种“弼马温”式的晋升之路，还因忽然而至的斗鸡之乱影响了人生轨迹。斗鸡之乱实是鲁国内部严重的权力失衡而引发，孔子因此走上了避难之路，跑去齐国做了高昭子家臣，不过就是混口饭吃的幕僚。好不容易熬到将受齐景公重用之际，又为齐国之大夫权贵们难容而终被排除在权力的门槛之外。之后辗转回到鲁国，渐受鲁定公重用，由小司空到大司空，再至大司寇兼代理相国之职，受托遣子路隳三都却不成，是真的子路能力有欠吗？实非如此，而是鲁国的三桓势力，从鲁桓公后已逐渐形成，至鲁昭公、鲁定公时则已根深蒂固，孔子遣子路隳三都，不过是当年鲁昭公发难季孙意如的一次再演。无论是“斗鸡之乱”还是“子路隳三都”皆为鲁国内部纷繁错杂呈犬牙之势的权力斗争，鲁昭公还因前者终落一个客死异国的悲惨结局。隳三都失利后的郊祭分肉，于孔子而言，真的差那么点肉吗？当然不是，而是他几成执念的荣耀观念，于其年轻时弄璋之喜的那一刻——已被鲁昭王所赠之鲤鱼给悄然种下了。郊祭完，鲁定公未有分肉，是对其所推行的礼制的一次暗搓搓地羞辱。他一生所守的那份荣耀，也因着这种巨大落差的冲击而粉碎，出走——恰恰反映的是孔子之心理真实。此后在楚国受到令尹子西的排斥，则不过是他难受重用之运命的又一次迴圈。《越绝书》只简单地说——颜渊、子路欲望，孔子未同意，而子贡说我去，孔子同意了。然当我们有序的去厘清孔子一生之心路历程，其正可以成为《越绝书》之所以如此言的一个回应或补充）。子贡游说诸国，最后形成了多国交战的局面，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图来概括：
这里我依图讲述下《越绝书》的记录：在子贡的游说下，夫差调兵北上，与鲁国形成鲁吴联军，在艾陵这个地方(相当于现在山东莱芜境内），与齐军进行大战，最后鲁吴联军大胜，并生擒了齐国的7位将领。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夫差逐鹿中原的野心，他继续调动军队到晋国境内的黄池（相当于现在河南的新乡），进行会战，这一仗，晋国大胜，这是以逸待劳。吴国因此元气大伤，而且在国内兵力空虚的时候，勾践乘机北上，连克吴国城池，夫差获得情报后率军回转迎击，在笠泽三战三败（吴淞江上游，相当于现在的苏州吴江区），终至身死国亡。越国至此而称霸（当然，现在于此一史事的研究，是时应为吴郊之战，四年后方有笠泽之战）。
《越绝书》籍此说：子贡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不过，这仅是《越绝书》的一家之言，在别的史料中，“黄池之会”是歃血为盟之地，并非兵戈相见，而是多国聚头，动嘴皮子的所在，主要在吴（夫差）晋（定公）之间展开，谁为霸主，谁为王的争议。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文本的多样性，无疑给我们探讨历史问题提供了更多丰富的视角。
背景
公元前四百年至公元前三百年的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开始出现并获得发展，如道、气、阴/阳等，联结这些概念的核心则是话语，即言说，各强国间的争战也体现在辩论当中。那时中国的思想家普遍着迷于语言的问题，此一特征，一直要到公元一世纪后，佛教带来了印欧语系的新概念，（上为程艾蓝语，下为我个人补充）再到公元六世纪同样为印欧语系的琐罗亚斯德教入华，此一方面因丝绸之路勃兴，粟特人自然的贸易活动渐次深入而产生之交流；另一方面也有中亚局势在公元七世纪中业的剧烈变动所导致，是时兴起于中东，势力范围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对波斯萨珊帝国的入侵，大量粟特人在这个历史大变动中外迁，由流动商人转而成为了“失国”的流亡者。后又随突厥人迁往六胡州，八世纪中叶后因安史之乱再一次分散深入到中原各地。而他们的宗教活动也进一步与在地民族产生了交融，同佛教相对，恰似一股暗流，它们分别持续影响中国的上层和底层，此不赘述。
“士”，在春秋战国末期，跃升于“四民”之首，士以言说为生，与“农、工、商”一样，成为一种职业。在更早的周朝的等级社会中，士还仅仅是国家的低级官员，虽也处理国事，但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层。而随着周的灭亡，诸侯贵族体制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瓦解，“士”这个阶层，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成为一个以知识作为重要标志甚至晋升工具的社会阶层，他们以智识为业，（上为程艾蓝语，下为我个人补充）并开始影响甚至主导国家间的争端。而孔子与他的弟子们恰恰处于这样一个以“言说”为核心的黄金时代。稍后的张仪、苏秦也如是。子贡游说诸国，引发的是国家兴亡的大事件。春秋末期左丘明所写的《蓝尹亹避昭王而不载》（详见补充材料），也是言说的一个经典范例，一个小小的蓝县令尹，不仅教训了昭王，事后还能官复原职。可见大到国家兴衰，细到保卿卿小命并复职，言说的重要性在当时自不容小觑。
这部分背景的核心观点由法国汉学家程艾蓝女士提出，为了向诸位解释文本中子贡游说诸国产生的影响，我对原文做了尽可能少的修改与补充。我以为很有必要交代清楚这个时代背景，让大家了解言说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作用。
补充材料：
蓝尹亹避昭王而不载 左丘明 下为故事大概：
楚昭王从成臼出逃至河边（今湖北京山县西至钟祥市南一段，连通汉水），见蓝尹亹用船载着妻子儿女准备逃难，楚昭王虽狼狈尴尬，但还是开口说：搭个顺风船，渡我过去。蓝尹亹就开怼了：自先王以来没有一个失掉国家的，恭喜哦，你成了第一个，你不仅丢了国家，还跑路，真是罪大了，你说你好意思吗？昭王被拒，只好走陆路到随州。后在秦哀王和各方势力的支持下，重回国内复位，蓝尹亹又屁颠颠的来了，昭王想收拾他，子西（“国家”令尹，掌政治事务最高官，总揽军政大权）说不可，先听他说个原因。蓝尹亹回道：我当时不载你，是要告戒你，让你吃个教训。现在敢来看你，是为了观察你的德行，看你会不会忘记战败的可怕后果，能以此为鉴。
蓝尹亹因此而官复原职——蓝县的令尹（在今荆门的地方）。
卷十 越绝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中的部分文本内容
吴王曾在姑胥台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在他的章明宫里有人光烧火却不蒸任何东西，有两黑狗一会往北叫一会朝南叫，还看到两把铁铧①靠在宫室的堂上，有看到流水快速从宫室的墙上流过……等等碎片般的梦境，他找到右校司马伯嚭，让伯嚭释梦。伯嚭一听，就说，这个梦好啊，章明宫，大王的业绩将要章显天下；烧火不蒸东西，是大王生命力旺盛；两只黑狗往北往南叫，那是四方来降；宫室有铁铧，是大王亲近农夫；流水快速流过宫墙，那是财源广聚呀……所以这次打齐国，一定成就大业。夫差听了很高兴，但还是不放心，还想找人来占梦，就把左校司马王孙洛叫来，王孙洛说这个占梦我不懂唉，但是东掖门亭长有个弟子叫公孙圣，那人很会算梦，我把他给叫来吧。对于公孙圣来说，那真是天降一口大锅，但这个锅他还不得不背，所以鼻涕眼泪擦干后，公孙圣还是去了，他的释梦与伯嚭说的完全相反，认为这是一个亡国丧命之梦，夫差哪里听得下这些话，就命人把公孙圣杀了。公孙圣被杀前提了一个要求，请把我的尸身扔到乱石山里，死后定会化成声响。
《越绝书》言夫差在黄池被晋定公击败，狼狈逃回吴国，恰好到得公孙圣弃尸之地胥山（又名余杭山）下，感怀伤时，曾让伯嚭去山里喊了三声，这个山回响了三声。未几，其又在笠泽之役（吴淞江上游）为勾践所击溃。
结论：
这是子贡游说诸国（包括吴国），使夫差有了称霸的野心，盘算北上伐齐之前的一个梦境。在先秦时期，梦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到国家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有了大量关于梦的记录（此一部分材料可在下次续写中加以补充）。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梦见被狗在自己的大腿上开饭，第二天醒来，拿出手机在网上搜下，看看有何祸福的大有人在。又比如周公解梦，以此来算吉凶，连孔子也会在晚年时时感慨：我不复梦见周公了唉②。人们对梦的依赖性，同样体现在古人撰著的文本中，以此来推进历史叙述的进程，而《越绝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则非常典型。
①铁铧出土：青海共和县曹多隆古城西汉铁铧。
广西贺县出土过东汉铁铧两件。
②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五》 实指孔子年老力衰，或患失眠症。
卷一 越绝荆（楚）平王内传第二中的部分文本内容
讲述的是伍子胥复仇的故事，楚平王听信费无岂谗言设计想杀伍奢、伍子尚、伍子胥。伍奢的两个儿子都在别的国家，楚平王问伍奢，我要杀你，和你的两个娃儿说，只要他们回来 ，我就不杀，你看他们会不会回来。伍奢说，我的大儿子子尚忠而智，一定会回来；我的小儿子子奢勇而智，不会回来，他只会想法让自己强大，最后来报仇。楚平王派人去传达，果然，伍子尚回，伍子胥想拦下伍子尚不成，只好目送他回国。楚平王杀伍奢、伍子尚父子，下令追杀伍子胥。伍子胥因此而跑路。在一条江边，见一个渔民，伍子胥喊，船家快来渡我，这个渔民，不仅将伍子胥渡过河，还给他吃喝。伍子胥很感激啊，要把祖传的剑送给他，人家不要，说：你这个剑百金，楚平王要你的小命那是千金，我千金都不要，如何看得上你这百金。伍子胥说：那你不要说出去哦。船家说好，伍子胥没走多远，船夫翻船自刎。走着走着，又饿了，他在溧阳的濑水边遇到一个妇女，问有吃的吗？妇女把篮中的食物给了他，伍子胥说，你不要说出去哦，那妇女在他没走多远后投河了。
这两个片断，从现在的常识看，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早些年研究这一端的也有荒诞不经的例子，有史家头头是道的分析，他们帮助了楚国的通缉者，自知命不能保云云。那时有天眼监控吗？实际当我们跳出故事分析的窠臼，而从作者的叙事着眼，就能发现其反映的是早期历史叙事中——“众星拱月”的特征。小人物的使命作用完成后，以一种极度激烈的方式来成全主人公的主角光芒。
伍子胥最终遇到了吴王阖闾，就是夫差的父亲。吴王重视他的才能，便通告天下，这个国家伍子胥说了算，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他的一切强国计划都要无条件服从实施。吴王一开始问他要不要报仇，子胥说不急。但实际他很急很急，他在吴国改变国策，建设吴大城，开疆拓土，不断增强军事力量，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报仇。所以在实力允许之后，他多次发动对楚国的战争。公元前506年，他终于和孙武一起攻入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但那时楚平王早已死去，他的儿子楚昭王也溜走去会蓝尹亹了，伍子胥便和伯嚭做了掘坟鞭尸的事情。一个是为父兄报仇，一个是为爷爷报仇。
伍子胥复仇故事在春秋到汉代的文献中能看到各种详略不等的描述，《越绝书》、《史记》较详。2006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残简中，有许多内容与《越绝书》高度吻合，说明这个历史故事在那时已趋成熟。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伍子胥同时期的孔子，很称尚伍子胥的治国才能，但在《春秋》中，却对伍子胥入郢事件一笔带过，只言某年，吴军入郢。为什么呢？这就是你的才能我很欣赏，但鞭尸行为我不好描述啊，这个“情况”和孔子的思想水火不容。其推行仁义礼智信，一切都是有序的，如何能接纳此种打破秩序的行为呢？先秦时期血亲复仇极其普遍，孔子自身实际也陷入过伦理上的二元悖论，《礼记·曲礼》篇，他与子夏有这样一段话——子夏：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大意是父母被人所杀要卧着草枕着盾，时刻不忘报仇，不用去讨生活了，一定不能和仇人同活于世。要是在路上遇到仇人，不要回去找兵器，直接上去肉搏）!但再往后，对伍子胥的鞭尸问题，他却含糊了：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唉他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是有原因的……他鞭笞楚平王墓不必深究）。为何呢，伍子胥的鞭尸行为，无疑对孔子推行的“礼”带去了巨大冲击，他是想将此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所以，首恶是谁啊，是阖闾？他没明说，然其言已吊诡、且在转移问题——他不明说鞭尸，而是笞墓，这就是陷入二元悖论的困境。所以伦理观念的差异，会导致史书的不同书写方式，历史都是在撰写者手中有选择的加以增删的。
2018年2月15日陕西张扣扣案，即是此一历史问题的现实演绎，即使在法律渐趋健全的当下，血亲复仇仍然会引发社会在伦理与法律间的巨大争议。
《越绝书》中的这些故事除了同时期史家所写的尚可验证、互刊的文本外，它们还有历史社会学的价值、尚有探讨先秦思想的价值。在跨学科的领域，这些文本可谓弥足珍贵。有部分学者以为胡扯，恰恰是其观念过于封闭所造成的局限，这说明他只处在当下的本我立场，而没有移至文本中他者的叙述——对他者叙述的心理、语言结构中“无意识”性的认识，这些结构不能有效观察到。我个人以为，恰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最情绪性的文本叙事，还有那些所谓前逻辑的表现，才是最有意义，最值得去探究的。吴子胥复仇荆平王的“鞭尸问题”，它涉及先秦的伦理，“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出自郭店竹简《六德》篇），其不符合孔子的观念，但于先秦时期却有存在的空间。哪怕孔子删《春秋》，对伍子胥的复仇事迹模棱两可，哪怕时移势迁——至汉代独尊儒术成为所谓主流。我们把中国历史铺展开来，“鞭尸、辱尸”的问题，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当然伍子胥并非第一个）。前段时间《读书》杂志刊发林鹄《曾静何许人也》，就是对清代雍正时期“鞭尸吕留良案”前后经过的生动讲述。我为了准备这次的分享，曾查检过各历史时期的资料，试图做一个统述，但时间有限，且内容又无比纷繁，所以仅做一图表（图表5）：
参考条目：
一、本文参考了陈桥驿先生的《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方志类关于《越绝书》的内容。
二、本文参考了浙江绍兴、安吉，江苏苏州和湖北荆门等地的考古出土报告。
三、本文参考了网络上的诸多新闻、条目，对部分存有争议的地方进行了廓清。
四、本文参考了我个人过去整理的涉及《越绝书》版本和文本分析的笔记。
五、本文参考了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木客大冢》上下。
六、本文照片均来自网络，如有涉版权会删除照片。
七、本文图表2源于对陈桥驿先生《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文字内容的归纳。
八、文中其他图表为本人所作。
九、本文引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的分析数据。
十、本文参考引用了法国汉学家程艾蓝女士著作《中国思想史》中的部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