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1）
地道，是地面上看不见的地下通道；神秘、恐怖。想想都很吓人。越是吓人，越是吸引着人想钻进去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看法国电影，屡次三番地看见里面的主人公义无反顾、毫不迟疑地钻进巴黎的地道（污水处理管道），在里面迈开大步奔跑，面无惧色。虽然他们的地道世界闻名得宽大，但是依旧觉着不大真实。地道里没有照明设备，一片黑暗——那种黑暗绝对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夜晚里这种路灯、霓虹灯、橱窗灯之下的打了很多折扣的黑暗，那是一种绝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冲进那样的黑暗之中，深一脚浅一脚是肯定的了，况且还有一种来自自我的障碍：恐惧，莫测的恐惧。如果对那样的恐惧心理一点也不表现的话，电影的真实性就一定要打折扣了。这样的观点完全来自我童年的经历，我当年对那样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不心有余悸。也正是那种恐惧才使下地道成为孩子们打赌的一种极高的形式，成为孩子们模拟英雄而需要克服的必然的障碍。
说地道之所以先说电影，是因为我个人最初的钻地道的想法就是来自电影院。那时候的电影票，儿童是五分钱，学校包场的话就更便宜一些，可是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太贵了，要是能不要钱看电影该多好。于是，就有人捡了撕过的废票蒙混过关。那需要在进场人最多的时候，靠着拥挤或者争吵掩护，一般来说是一个伙伴先在前面借着什么原由，故意和剪票员发生一点什么争执，比如剪票的时候蓄意让一张真票只露出一个角，还要装出心情十分紧张的样子往里闯，引起剪票员的注意，被拦住以后再义正词严、不依不饶一下，就借着这“一下”真正拿假票的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入了。这种方法很惊险，使用过几次以后，就引起了人家的警惕，成功率越来越低。一大群人的时候尤其难办。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地面上的一个一个的铁蓖子向里面吹的冷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下面是地道！
如果从外面找到一个地道口，然后在电影开演以后顺着地道钻进电影院，那不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可是哪儿有地道口呢？大街上只见过一些高出地面一大截，四面都安装着铁栏的透气孔；人能进出的口都在各个单位里，而各个单位里的地道口一般都上着锁。大家想来想去，只有学校里的那个口是开着的，没有上锁；因为经常搞防空演习，几次都是因为找不到拿钥匙的人而使大家都钻不了地道，老师学生黑压压地站了一大操场，大家都说：要是真有原子弹来了的话，咱们学校一个也活不了。最倒霉的是上面检查的还看见了一次学校里的这种情况，学校领导就有点吃不消了，干脆不上锁了。
那地道口有一个长长的斜坡通道，从地下上来，盖了一个斜着向上的走廊，像鳄鱼一样大大地张着嘴。每次从那门口过，都会有一阵冷风吹来。偷着望一眼那黑洞洞的嘴，恍惚间就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一闪。这样看见一闪的经历在学生们之中十分普遍，关于鬼怪的故事就不胫而走，当时手抄本里的《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之类的恐怖就弥漫在了那个洞口里。
那里面一定有一个多年隐藏的国民党特务，从国民党溃退以后，就没有出来过；长年的地下生活使他浑身发绿，头发是白的，长抵脚面；他心狠手辣，随时在洞口窥视着走过去的每一个人，一有机会就会把人拽进去，供他玩弄，最后一点一点地吃掉。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是都经不起推敲，“深挖洞、广积粮”是毛主席后来提出的口号，地道都是在他老人家的口号指导下挖的，那国民党特务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在还没有挖地道的时候就钻进去吧？
可是当时大家谁也不这么想，好象都不约而同地希望着真有这样一个符合当时的反特小说的情节的故事就在自己身边发生，让自己过于平淡的生活有些色彩。在总是十分灿烂的红旗下，孩子们心理之中的“阴暗”部分在这样的地方寻找着自我满足。
我和别人一样，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可能比别人怀有更多的一层恐惧：我钻过地道，知道地道里阴凉潮湿的味道，对里面的那种压抑和恐慌有着确实的经验，特别是那种四壁随时都可能塌下来、把自己砸死在里面，当下死不了也要被活埋、被憋死、被窒息的想象，实在让人喘过气来。
我钻的地道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冉庄地道，里面四通八达，地道口也很巧妙，有的在锅台下面，有的在大炕之中，有的在碾子底下；可不论在哪里，钻进去以后，地道一律都是特别窄小低矮，人在里面要弯腰，个别地方甚至得匍匐。在里面匍匐着的时候，我被自己那种上面的土要塌下来的想象给吓坏了，想不顾一切地大叫，想立刻就有一个口子赶紧冲出去！简直一分钟也不能再忍受。但是，想想如果外面有日本鬼子，自己也只有宁可在这样随时可能塌下来的地道里了。抗日的时候老乡们都很瘦小，和我们孩子的体形可能相差无几。如果是胖子到处走的今天，我相信大多数成年人都钻不进去了。
地道里的恐怖和想象中的惊险同时排斥和吸引着我们，而看电影不要钱的诱惑和敢于去冒险的勇敢又鼓舞着我们，我们决定，在这一天中午的时候行动。
该行动了，“设备”却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就都有点气馁。和全国人民一样，那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好在我们遵循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的教导，物质的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鼻涕说：“我可以把我们家的手电拿来，但是电池不能拿。要是拿了电池，到时候家里一看没电了就知道是我偷着用了，我就得挨打。”他一边说一边用袖子擦着鼻子上不停地往下流着的鼻涕，然后在裤子上一蹭，右边的裤腿儿的大腿外侧已经蹭得锃明瓦亮了。
“我出电池。”木头很仗义地说。
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有钱人家的主儿，我们这些家里没钱的，想仗义也不行。我们没有手电，更没有那种粗粗的一号电池。其实鼻涕家的那个大手电也不是他们家的，那是他爸爸在单位值班的时候拿回家的，这鼻涕早就告诉我了。我和鼻涕关系很好，他什么话都会告诉我的。他爸爸是革委会的副主任，是造反派！
木头家可能真是有电池，他们家据说有些上海的背景，有一次在他家门外，我们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就是巧克力的味道；虽然当时总是在批判那种显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那种味道在我们心中似乎不用说，自然就很不寻常，代表着洋气和现代。而这两样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有点高不可攀。木头的爸爸在空军里当官儿，很长时间才回家一趟。他家门口的巧克力味道就是在他爸爸回来以后传出来的。因为家里很富，所以大家对木头就总是有点既羡慕又嫉妒的意思，既然他出电池就出电池吧，将功赎罪，谁也没有特别对他表示什么感激。能用他的东西就说明他在这一伙人中有了一点地位，已经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了，他还敢奢求什么。
有了手电和电池这两样科技含量最高的东西以后，别的“物质”就不在话下了，铁棍、木棒、三截鞭、火枪（打火药纸的那种）、匕首，我们都有。木头又贡献出一个哨子、一根蜡、一盒火柴。我们很想让他把家里的巧克力拿点出来，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张开嘴。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普遍饥饿的年代里，向别人要吃的东西也是不大合乎尊严与面子的道德逻辑的。于是，我们的探险就在中午喝完了粥、吃过了棒子面窝窝头以后如期开始了。
夏天的正午时分，学校操场上阳光万丈，周围的树都懒洋洋的，好象和人一样睁不开眼睛了。我们悄悄地溜到地道口上，一股阴凉而潮湿的气息呼呼地向上冲来，很诱人。尖兵就是鼻涕、木头和我，先下去探探路，然后再回来率领大队人马进军。下午三点半上课以前一定回来，如果回不来就是出事儿了。我们都有点凛然赴死的味道，心里有一种面对国民党的枪口威武不屈的壮烈感。
刚走了几步，这种很威严的感觉就遇到了滑稽的问题，脚下都是一摊一摊的“地雷”。有的已经风干了，有的似乎就是刚才拉的。在夏天的高温下，臭气熏天。我们捂着鼻子，回头看，见他们还都在口上趴着，深情地望着我们呢！阳光把他们的脑袋都弄成了剪影，一团一团的，很严肃。不知道谁怪叫了一声，吓得我们撒腿就向上跑，跑了几步，就又听见别人制止了那家伙的恶作剧；本来已经争先恐后地快跑到上面的我们几个人，只好停住脚步，大声斥骂着向回走。经过这样一折腾，好象刚开始的那种彻底没有边际的恐惧就找了到一个依托，神经和感觉都麻木了一些。我们这次说好，不论发生什么事，谁也不许向后退，谁要是跑，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三个人郑重地起了誓。誓刚起完，就又有一阵臭气袭来。本来说好迫不得已才开的手电，刚一下来就只好先打开了，满地都是“地雷”，谁要是踩上一脚，那可腻歪了！不知道是什么人有雅兴到这里来拉屎，而且绝对不是偶尔来一次，而是经常地来，习以为常地来；因为那些屎有新有旧，平面铺开，一摊挨着一摊；根据屎边上的烟屁判断，一定是高年级的；他们来这儿，一边拉屎一边偷着抽烟，说不定还有搞一些拍婆儿（相当于现在的年轻人搞的拍拖）之类的勾当------
潮湿的霉烂气息越来越重，在黑暗之中越过了脚下的“地雷”区以后，我们开始注意周围的环境：原来钻冉庄地道的那种压抑感在这里并不强烈，因为洞顶距离我们的头顶很高，伸着手往上蹦都够不着；水汪汪的地面很平整，两边的洞壁也很规则，那样子很像是陕北的窑洞；壁上满是水洇过的痕迹，个别地方还滴答着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