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十八）论与说的功用

第十八章 论与说的功用
（论说第十八）

什么是经？古今圣人先哲，凡致力于揭示“三才”（天地人）存在道理的言论典范，即被称为“经”。
    什么是论呢？凡解释“经”的内涵意指，并且述说“经”中道理来由的言谈话语，都可泛称为“论”。另外，单从字形意义上讲，“论”就是“伦”，即条理、次序；再进一步通俗解释，即如何按照上下、左右、前后顺序，给予排列规整，才能够使某一事物显得条理清晰，才凸显其物质的特性规格。所以说，只要世间道德伦理还存在失序混乱的现象，那么圣人先哲的经典论断，就永远都不会陈旧过时。因此，古文经典从来都是废纸一张，更不是烂书一堆，反而一如既往地总会劫难重生，一而再三的熠熠生辉，而且愈是处于混乱纷争年代，愈发能够引导拨乱反正；愈是身处百废待兴时机，愈发可以引领走向崭新光明。否则的话，在人类历史上，何谈文化的价值？何为文明进步的意义？何来文艺复兴的呼唤呢？
    忆往昔，孔夫子整理经典之际，于其日常讲评道理的声音，即便仅是只言片语，也会被门生弟子用心记录了下来。那些儒家弟子们，按照天尊地卑和人间论理，裁定简牍短长多少，精心将孔夫子的曾经言论归集成册，并冠名《论语》。《论语》是将“论”这个字，列入论说性文集名称的开始，在此之前，尚且没有以“论”作为篇章名称者。至于流传已久的《太公六韬》，其中第一篇《霸典文论》和第二篇《文师武论》，都应该是后人添加的篇名。事实上，如果认真查验凡冠名“论”的文体格式及其内容刚要，确实枝蔓丛生，他们并不完全统一，反而歧义较多。因为，在他们中间，有的评价政治，却与“议”和“说”的文体雷同；有的阐释经典，而与“传”和“注”的体例类似；有的辨别历史的脉络得失，反而与“赞”和“评”齐头并进；有的解说文章的成因思路，更是与“序”和“引”相辅相成。概而言之，“议”要恰当适宜，“说”要打动人心；“传”是转达师说，“注”是校对解释；“赞”表示热情支持，“评”执着中正合理；“序”为了清晰思路，“引”为了补充完整。如果能够把这八个方面全部覆盖过来，那么针对某一方面道理的论述，基本完全做到了全面清楚。所以，“论”就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即：通过广泛的引证和评述，来论说某一方面的道德真理。
    纵观以往的论著，庄周的《齐物论》，就是以论为篇名；而《吕氏春秋》的六论，即《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赫然如列。进入汉代之后，西汉宣帝在石渠阁，东汉章帝在白虎观，都曾经把当时的博士名家召集起来，共同研讨圣人言论和六艺经书。究其目的，旨在统一思想认识高度，力求在知识口径上保持水平一致。所以，当时集会中，凡记录下来他们评价论说的话语辑本，即《石渠阁论》（大部遗失）和《白虎通德论》，都可以归入“论”的文体中，并且应属于“正经”典范。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字伯石与王莽共读于长安敦学坊）的《三将军论》，其叙述人物故事简洁，言论高调且胸怀豁达，都属于偏重“史传”的论文体例了。
    曹魏黄初前后，社会崇尚名家和法家，尤其热衷以名责实，并且依此信赏必罚。如此风气之下，则有傅嘏（公元209-255年字兰石或昭先北地泥阳人）和王粲的论文，在辨别名实道理上，十分严谨缜密。曹魏正始（公元240年-249年4月曹魏君主曹芳年号共计10年）初年，社会氛围鼓动复古文化，而在表面上，像是贯彻正经名实，其实际上只是照本宣科，究其本质，已经虚伪至极。因此，当时何晏等人专注谈玄论道，玄学风气逐步炙热起来。于是乎，既往老聃、庄周的自由玄虚学说，已然尘嚣其上，不仅与孔孟之道分庭抗礼，而且已经难分仲伯。如果详细比较分析这一时期的论文，譬如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他们不仅师承经典，而且内存见解独到；不仅隶属脱颖而出，尚且文体精妙深邃，所以他们足以堪称论文作品中的精英奇葩。另外，如李康（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人性耿介不合流俗）的《运命论》，虽说类似王充《论衡》中《逢遇》《累害》《命禄》等十余篇内容，但起文采已经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尽管没能超越，却依然堪称优秀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思想敏锐的近乎神奇，而王衍、裴頠等人的作品，在“有”与“无”的哲学思辨方面，不但名噪一时，而且扬名后世。然而，单论“有”与“无”的争执因果，坚守“有”者，止步于外在形式上的功用得失；坚守“无”者，迷恋寂寞聊赖下的自由自在。他们针尖对麦芒，偏执争锋，莫终于是，其实不应该属于论经说道中的光明大道。他们苦思冥想，并且穷极一生钻研不止的玩意儿，难道是为了皈依佛学而追求智慧的极致境界吗？东晋偏安江左，朝堂上下，言论所及，唯剩下老庄玄学而已。这里面虽然出现了点滴新奇话语，亦不过都属于老调重弹罢了。
    除却上述论文内容格调之外，再有就是张衡的《讥世论》，但其言语口气，更像嬉戏搞笑；孔融的《孝廉论》，几乎也是戏说嘲弄一番罢了；至于曹植的《辨道论》，简直就像照抄书本。类似这样一些态度根本不端正，隶属不十分正经的言论，只是貌似论文而已。
    罗列和浏览上述论文体例之后，所谓论文必须的“中正”，就是针对某一方面道理的任何样式的“经典话语”或者“圣贤言论”，都要给予十分明确的是非、曲直、对错、善恶、得失、优劣等分析和评价。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对于知识道德的规矩方圆，必须事前就要穷极思虑、探幽访微、由浅入深的刻苦钻研，也就是提前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对于抽象空洞、晦涩难懂、深浅不一的言论说辞，必须要有相互印证、触类旁通和深入浅出的专业学问及其钻研功夫。由此所创作的论文，亦如编制捕捉思想精华的渔网，又如制造衡量世间万物的秤砣，故有疏而不漏的妙用，更有举重若轻的功德。所以，堪称论文者，贵在圆润通达而干净利落，切忌支离破碎而枝蔓丛生；贵在严丝合缝而滴水不漏，忌讳固执偏颇而挂一漏万；贵在运筹帷幄而防患未然，禁忌疏忽大意而授人权柄。若形象比喻，凡书写论文如同劈柴，不但要明确树木的纹理和品性，还要量力而行、举止慎重。因为劈柴时，如果刀斧锋利而身强力壮者，甚至可以不顾木质纹理，拦腰将其斩断。另外，还有一些善言狡辩者，尽管离经叛道，但却一样可以舌如巧簧，不仅振振有词，而且头头是道。那么像这样的论文，即便缜密乖巧，但若查验其始终轨迹，必定虚妄不实，如果任其招摇，必定祸害四方。因此，所谓“仁义君子”，凡其所作所为之所以能够通达四方，贵在符合天下民众最一致的心愿志向；正因如此，又怎能任性歪曲事实而去杜撰违背伦理道德的论文呢？至于那些专注于诠释经典字词的论文作品，通常看起来一篇篇支离破碎，其实若把他们聚合起来，只要与原文宗旨不离不弃，仍可以视为论文体例吧。比如秦延君（名恭西汉学者）仅是注释《尚书·尧典》中的“尧典”二字，就书写了十多万字；而朱普（字公文西汉学者）解释《尚书》，其字数超过了三十万。像如此繁琐的注解，不仅让通达学者厌烦不堪，更让所有读者都会望而却步。再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注释不但简明扼要，而且义理通达精妙，他们都应是这一类文体的杰作和榜样。
    常言道“论说”，或“不论就说”。上面大致说过“论”的文章体例，那么何为“说”呢？说者，悦也。在《易·说卦》中，兑为巫，为口舌；由此引申“说”的本意，既是借助言语打动别人，或者用语言取悦对方。然而，世俗常理，凡过度取悦别人的话语，一定会变得虚伪不实。所以，《尚书·舜典》记载，舜帝不但对于阿谀言行十分厌恶，而且还特别警觉，并且给予特别防范。若举例那些依靠“说辞”而功成名就的典范，真格的比比皆是，例如初商伊尹论说烹饪调味，功名殷商；周初姜子牙巧言钓鱼，威名四方；春秋早期，烛之武说服秦穆公，保全郑国；春秋晚期，端木赐怂恿齐攻吴国，鲁国避祸。置身战国时代，列国图存争雄，巧言善辩者更是层出不不穷，凡阴谋诡计每一使用务必使用到极致，凡勾心斗角时时刻刻唯恐不能置对手于死地。鬼谷子的《转丸》，致力传授说辞翘舌之乖巧机智，而其《飞钳》更将阴谋阳谋发挥到精道微妙。于是乎，一人之诡辩，重于九鼎七簋之宝器；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甲胄之雄师。苏秦腰缠六国相印，只因连横抗秦；张仪落袋秦王五邑，仅为远交近攻。汉朝稳固之后，辩士说客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前有郦食其被齐王田广烹杀，而后有蒯通险些投入刘邦汤锅。此时朝堂之上，尽管还有陆贾辩说威名远扬，张释擅长附会迎合，杜钦巧于察言观色，楼护乐于鼓动唇舌。但是，他们只能屈伸帝王玉阶之前，行走于王公大臣坐席之间，只不过敷衍趋势而随声附和，没有谁胆敢逆流直上，更无力扭转乾坤了。据此可知，“说”贵在事随境迁，不但要察言观色，而且还要随机应变，更需要张弛适度。但是“说”不仅指鼓动喉舌，也包括文笔书写。例如范睢的《献书昭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都是慷慨激言而直抒胸臆的个性说辞。虽然他们都违背了帝王意愿，反而得以功成名就，这也是“说”这种文体，在朝堂之上的最佳典范了。至于其他，如西汉邹阳的劝说吴王和上书梁王，因为言语委婉而情真意切，虽然身处逆境，却有惊无险。又如东汉冯衍的进言鲍永和通信邓禹，不但事实不清而且不分轻重缓急，虽然用心良苦，却备受冷落。所以，所谓“说”，无论言辞话语，还是书写成文，关键之处在于应急务实，并且合情合理。只有确实“真情适用”，才能进退自如；“进”可以功成名就，“退”能够畅怀自在。另外，除非为了欺骗迷惑敌人的说辞，事实上，凡“说”务必恪守“忠”“信”的品德，因为唯有披肝沥胆的话语和机敏洋溢的文辞，才是这种体例的根本、关键和紧要之处。然而，关于“说”这种文体，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指出“说炜晔以谲诳”（用漂亮话达到欺骗目的）。如此言论宣教，不仅是偏颇过激，而且实属谬论，必定误人子弟啊！
    总而言之，凡言谈话语，贵在有理有据，其中涉及讲述理由及其依据的篇章书籍，既是论说文。谈天说地无极限，大小远近有区间；阴阳莫测有似无，神出鬼没隐如现。若问论说何所用，恰似飞钳锁喉咽。

【注解】
1、（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一·爵》之部分：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称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勋。”《书·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称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2、魏晋南北朝时，李康《运命论》之结尾部分：“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