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电视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视域

2014年02月13日 12:53 来源：《国际广播影视学刊：专业版》(京)2009年11期 作者：郜书锴字号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英文标题】The Sociology Perspective in Modern Western Study on TV News Production【作者简介】郜书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一、西方学者对于记者“权力”的理论阐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权力观，新闻记者所享有的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公民权利(right)。然而，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微观权力观来看，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的采访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力，因为记者与新闻事实、被采访者、现场环境以及自身服务媒体之间构成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平衡或不对等的关系，就是一个无处不在渗透着的权力关系网络。西方学者认为，习惯上被称为“第四阶级”的新闻记者，在现代新闻生产中经常处于权力网络的特殊位置。他们借助于这种权力，把新闻嗅觉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因此受到人们的警惕与指责。记者形象不断地受到人们贬低，甚至还被贬损是人格不够健全的人。正如有学者所说的：“记者揣着摄像机采访，像狗仔一样挖取新闻，为媒体赚取滚滚财源，而付给被访者的报酬却少得可怜，甚至根本不打算支付任何费用。”①被访者的权利几乎因为漠视而丧失殆尽，这一“常规”被公众普遍指责为新闻采访中的最大不公。那么，记者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如何保证被访者的权力？怎样避免权力的“越轨”行为？对新闻记者而言，拥有新闻采集的身份与设备本身也意味着某种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选择事实和呈现公共生活的特权，这一特权背后隐藏的诸多问题，与新闻生产特别是电视新闻生产直接相关。因此，社会不得不重新对新闻记者的角色与责任进行反思：一、记者报道事实的时候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是否处于与被访者“对立”的立场？二、作为记者是否应保持清醒意识，即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和打算为观众呈现什么？三、已经采用的新闻报道和记录的过程是不是最佳选择，是否还存在其他的选择渠道？虽然，以上提到的诸多问题似乎早有答案，甚至还会有记者认为如此反思是多此一举。然而，随着新闻生产环境的急剧变化，上述问题无法回避地遭遇新的挑战，答案本身也必须被赋予新的理解和内涵。于是，反思的过程本身甚至比答案更有意义和价值。对普通的新闻受众来说，媒介记者的权力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力，记者在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代表了媒介组织的一种机构特权，对电视媒介来说尤其如此。有学者认为：“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受到太多的关注，原因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也许是根本无法否认的，即电视所拥有的特权在所有媒介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与强大。”②那么，研究电视新闻生产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从记者本人对报道的影响因素开始，但难点是这些因素繁多而无从下手。但从记者的责任和报道意识出发，也许可以为研究新闻生产打开缺口。比如，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使用了什么样的记录和解释方式等。反思电视新闻生产的全过程，需要跳出新闻本身这一狭隘的场域，从更开阔的社会学角度发掘新闻的生产的本来面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对新闻生产有直接的借鉴与启发意义，这一思考路径对记者的工作态度直接相关。另外，布迪厄关于学者的“凝视”也是一个分析思路，因为这一概念与记者的“凝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尤其对电视新闻记者更是如此，因为电视的摄像镜头就如社会学家“凝视”的眼睛，它在电视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具有核心性的作用。二、新闻生产的特殊“场域”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西方学者的新闻场域理论是指新闻生产背后的动态关系(dynamic relations)。就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记者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社会事件和存在的问题呈现给公众。关于新闻的价值和表现的形式，在社会学界和新闻界之间还存在争议和分歧。然而，寻找这些争议和分歧背后的原因，无论对于记者、编辑和大众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揭示新闻生产过程的秘密，必须从新闻生产的场域那里寻找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揭开隐藏在背后的权力关系。毫无疑问，电视新闻向公众呈现“真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有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以及竞争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什么事件会成为新闻，以及如何成为新闻。这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方法——“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英国学者菲利普·斯科辛格曾利用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对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以及ITN(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广播新闻的采访与观察，认为新闻文化是影响广播媒介的核心因素。③他指出BBC所谓中立的立场，事实上是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超越现行政策的约束。他还指出，广播媒介里不同等级的工作人员，从技术员、摄录人员、记者、编辑、值班编辑到总编辑，他们在新闻价值构成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越低阶层的人员其作用也就越小，这与他们受到的限制恰恰构成反比关系。另外的一些因素也不可忽略，比如新闻时效性的压力，以及来自其他电台和报纸竞争的压力，这些相关外部因素对新闻的生产过程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英国传播学者卡伦对电视新闻生产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她以电视新闻中的失业报道为例，揭示了采访中操纵和控制采访“普通人”的方法。其中有一条关于威尔士男性失业者的特写报道，这条新闻由BBC的2频道“晚间新闻”播发，非常清楚地揭示了新闻是如何呈现的。首先需要观察的关键问题是，电视新闻记者奥伦卡是如何控制采访过程的？接受采访的人是她自己还是制片人挑选的？她又是如何“编排”新闻事实的？卡伦在对这条失业报道进行研究时，她选择了与另一条报道进行比较的方法，一条是1991年的失业新闻，另一条是1994年的失业新闻。研究发现，第二条新闻不像第一条那样沿袭传统的路子，其创新亮点是在新闻中大量采用了公众自己独立的看法，这对第一条“传声筒式”的报道是一个重大突破。卡伦的观察和研究的目的在于向社会揭示这些电视新闻试图呈现失业男性工人的生存状况，但电视新闻传播模式的倒置没有能揭示出更深层的社会弊端，其背后必然存在着隐性的权力结构的制约与控制。这也正是很多新闻和纪录片的关键问题。通过报道日常的市井生活实现政治目的通常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试图给边缘化的普通人话语权的做法也往往出于言不由衷。记者以居高临下的立场报道普通人的生活，往往会失去中立与客观，而实际上记者本人已经把自己排除在真实与客观之外，这样的生产方式在电视新闻中已经司空见惯。就媒介特性而论，电视媒介是通过一连串“真实性”的转换，把电视节目呈现给社会公众。美国传播学家约翰·科纳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④第一，新闻脚本的设计与布局，包括寻找被摄录的内容(场所)、采访哪些人和使用什么样的声音与语言。第二，现场画面拍摄，包括时间和操作安排，被拍摄人物的立场，以及调整画面事实的设计等。第三，编辑、拍摄的顺序在这一过程中被打破而重新组合，以及声音——包括现场说话声、声响和音乐等也被重新加工与调整。新闻的整个生产过程涉及思路、策划和组合等多方面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一过程，电视新闻的生产将无从谈起。电台和报纸记者的新闻报道也同样体现了对事实的创作过程，但与电视新闻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受众不是直接施加影响。电视媒介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三、西方学者新闻生产的创新性原则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新闻报道和社会学家的工作有些类似，就是描述真实和真实状态里人类的社会立场和普通生活。布迪厄主张，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万物，人必须首先反过来“凝视”(gaze)自身，只有如此才能发现人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或位置，也因此让自己身处社会研究的整体语境中。观察者要不断反思这样的问题：我的社会(和等级)身份是什么？我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在哪里？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主题？社会学家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深入观察复杂的社会万象。在新闻生产场域中，因为所有新闻都涉及“组合”(putting together)与阐释，而人类社会的任何信息都是以某种方式被加以解释的。正因为如此，记者的个人修养(consciousness)和自我反思(self criticism)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凝视”是当代记者一种必备的方法和素养。不管对于社会学家还是新闻记者，客观性只能从客观的立场中建立，参与式观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虽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却有其强大的兼容性。布迪厄的理论虽然是针对20世纪60—70年代法国中产阶级和教育制度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但其理论的普适性却可以使之广泛地适用于其他领域，这也是可以把社会学家的“凝视”视作新闻记者“凝视”的原因所在，因为两者都强调在文化实践中把人或物客观化的过程。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参与式观察方法，以及反身性和个人修养理论，为电视新闻记者和其他媒介从业者提供了一个思路。作为“凝视者”的新闻记者应当深入洞察人的意图、目的和立场，同时还要密切审视呈现事实和社会不同人群的方法。当人们考虑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时候，需要在遵循相关原则的基础上，避免教条主义式的生搬硬套，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这是一切新闻生产创新的社会规则。比如，对于被访者的选择和采访地点的确定，必须打破“预约”的常规。在采访高层官员时有时不妨把他“堵”在车库里进行，而对失业者的采访也不必走入民间，可以邀请他们到演播室的直播现场。对于现场拍摄，可以改变由记者主导的方式，尝试把摄像机交给被访者，告诉他们自己录制新闻的基本要领，使他们自己转换成记者的角色，把他们自己生活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如果没有摄像记者和麦克风的干扰，被访者往往会表现得更轻松、真实。对于编排，记者和编辑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不能任意改变被访者的原话，不能删减关键部分，更不能断章取义改变其愿意。西方学者认为，记者本身其实也是观众，他们在观察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同样在观察他的言行。因此，记者在采访活动中，需要设身处地地斟酌措辞，调整自己在权力网络中的位置，与访者保持平等交流的身份。甚至可以这么认为，电视记者再现社会真实的新闻报道，其意义不仅仅是揭示真实本身，而是再现了新闻生产中各种权力的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布迪厄提出的参与式观察这一具体方法，给新闻记者改变工作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电视媒介的新闻生产指明了改良的方向。注释：①②Gunilla Lundstedt: What can the TV journalist learn from Bourdieu's concept of 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Media and Culture Essay. March 1998. pp. 2-9.③Phillip Schlesinger: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1978, 1987, Methucn & Co. Ltd.④ John Corner: Television Form and Public Adress, Edward Arnold. 1995, pp. 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