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久远的自己 / 四六文摘

尊贵传承-己巳班

西行为了看到久远的自己

我们一行14人从深圳广州和郑州三个不同的地方汇聚到西安，开启了我们的觉知旅行之旅。

西安是中国历史环节中最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美食的天堂，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既要享受文化的盛宴也要品尝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附近找了一家“子午路张记肉夹馍”的当地饭馆。

这家店的店面很小，人却居多。

有排队买票的，有等座的，还有等吃的，吵吵嚷嚷让人心烦意乱。

我现在不太受得了这种环境，但是我很好奇己巳班的小伙伴们在这样环境里，会怎样？于是我就在一旁默默的观察他们，发现他们真的很不错，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等位，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工作，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很有礼貌。看着他们这么安静我顿时感觉本来很杂乱的小店安静了下来，慌乱的心也平静下来。

看来第一关的考验小伙伴们表现还不错，修行就是在红尘中，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之中。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馆藏文物171.795万件，其中，一级文物762件（组），国宝级文物18件（组），其中2件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居中国博物馆前列。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

馆藏文物上起远古人类初始阶段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年。

我们从兽首玛瑙杯和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两件禁止出国展览的珍品讲起。

1970年10月5日，陕西省文化组办公室下属的一个收容所挖地基，挖出了一个陶瓮，还有一个银罐。

　　考古学家们迅速在挖出陶瓮的地基周围继续勘探，当月11日，在离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一米左右的地方，泥土下又传来一声脆硬的撞击声，第二个陶瓮被发现了。

　　当时围观的人中还没有人想到，在这个收容所下面，居然埋藏着二十世纪唐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

　　两个陶瓮里，装满了精美绝伦的金银器、玉器、钱币和铜器，甚至还有琥珀、石乳等珍贵药材，琳琅满目，多达千余件。其中，仅钱币就有近40种，包括30枚金“开元通宝”，421枚银“开元通宝”，还有西域高昌国的吉利钱、日本元明天皇时期的“和同开珎 ”银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东罗马帝国的金币。

银壶的壶形如扁圆的皮囊，以银片捶打、焊接而成，上有鎏金提梁。提梁前为壶口，盖以鎏金覆莲瓣纹壶盖，盖顶铆接银环。一条细巧的银链将壶盖和提梁连接起来。

　　在壶身两面，有两匹对应的鎏金骏马。马的后腿弯曲蹲坐，前腿直立，马尾高扬。马口中衔一只酒杯，脖子上系有彩带，飘洒于身后。马的形状是在壶壁上捶打出来，所以如浮雕般凸起，富有立体感。

　　金银器物的制作，到唐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利用金属延展性，捶打出器形和纹饰的捶揲技法，在商周时期就已初具，可以制作青铜器和玉器上装饰的金箔。而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已能制作精美的银盘和匜。汉代的丝绸之路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并与中原的技法交流与融合。到唐代，工匠们对金银捶揲技法已掌握纯熟，能够制造出极为轻巧而纹饰精细的器物。得益于精湛的捶揲技法，银壶上骏马的细节才能表现清晰，口鼻眼的轮廓、躯干的肌肉线条都历历可见，形象跃跃欲出。

　　而皮囊形的壶身，显然是借鉴了游牧民族的器物形制。北方的契丹民族常常携带这种形状的皮囊，用来盛水盛酒。唐朝的工匠毫不顾忌地借鉴了少数民族的器物外形，创造出独特的华美之制。

壶身上两匹鎏金骏马的姿态。器物图画中马的形象源远流长，如秦代兵马俑中的陶马，东汉时期的铜奔马，以及唐代三彩马佣，或作奔跑之姿态，或昂首站立。这件鎏金银壶上的骏马，却是恭敬蹲坐的姿态，而且口衔酒杯。

唐兽首玛瑙杯

唐兽首玛瑙杯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冒，能够卸下，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

唐兽首玛瑙杯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画细微精确，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这件玛瑙杯的产地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却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从玛瑙的材质、造型等方面，还能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这样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今伊朗）较为常见。另在《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从这些现象分析，这件珍贵的玛瑙杯很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中国的，但也不排除这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之手，亦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