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今生所有的相遇，终将离去
杨绛周岁
一
我最喜欢二姐同康，在三个姐姐中，唯有她能哄得小时的我不哭。
同时，二姐也是姐妹中最聪明的。二姐比大姐小四岁，妈妈教大姐方块字，二姐坐在妈妈怀里，大姐识的字她全认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妈妈胡闹，把孩子都教笨了。妈妈说：“没教她，她自己认识的。”
大姐教圆圆（钱瑗）认字，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爸爸看了圆圆识字，想是记起了他最宝贵的二姐。爸爸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
在启明，教格致课的姆姆总把我叫作“同康”。（在家时，孩子们从不敢提这个名字，都知道爸爸妈妈要伤心的。）原来，二姐是这位姆姆最宠爱的学生。从此，我似被仙人指路，从小魔鬼变成了小天使，成为最乖的好学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
一天夜晚，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突然妈妈说：“听见二姐在喊妈妈。“说罢，眼泪涟涟。爸爸和大姐竖着耳朵，帮妈妈听，其他的孩子全都噤声。后来还是爸爸想出一个办法，叉开妈妈的思路。
杨绛（一岁半）与母亲摄于上海
二
1930年，我的大弟十七岁。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准考证已领到，正准备转学考试。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高烧七、八天后，半夜去世了。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正逢酷夏，天亮就入殓。我那天够紧张的。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都托付给了我。在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我负责一一照办，直到盖上棺材。丧事自有家人管，不到一天全办完了。
下午，我浴后到后园乘凉，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想借此安慰妈妈。二姑妈也同意了，她常住我们家，知道每个人的“八字”。
瞎子坐定后，问我们算啥。我们说“问病”。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瞎子掐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其实，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瞎子无从知道。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了，所以一说就对。我们要考考他。
我们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不兴得算命。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都很准。
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告了妈妈，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
不过我只信“梆冈冈”会算，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而且既是命中注定，算不算都一样，很不必事先去算。
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一七妹杨桼、左三八妹杨必，右一小弟保俶；后排左起：三姐闰康、季康（杨绛）、大姐寿康、大弟宝昌
三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
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
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
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
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
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看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扩，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
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扩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杨绛与钱锺书订婚后在苏州庙堂巷花园同全家合影。中坐者为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后排站立者左起为杨绛、钱锺书，三姐夫何德奎（手牵长女肇瑜）、三姐闰康、大姐寿康、八妹杨必、七妹杨桼、七妹夫孙令衔、小弟保俶
四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锺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
杨绛父亲杨荫杭
一九四四年冬，上海盛传美军将对上海来一个”地毯式轰炸“。逃到上海避难的人，又纷纷逃出。我父亲带了我的大姐和三姐、三姐夫的全家老小，回到苏州庙堂巷的老家。我们夫妇和女儿阿圆，以及寄宿在校的小妹妹杨必；还有当眼科医生的弟弟，都还留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后五时左右，弟弟忽来电话，说接到大姐姐从苏州从苏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有病，叫弟弟尽快回苏州。弟弟立即通知了我和阿必。
我们无法买到二十七日的火车票。要赶早回苏州，惟一的办法是乘长途汽车。
从上海到苏州，公路上不知多少桥呢，全是木头的，全都遭敌军破坏，只是破损的程度不同。反正每次过桥，都得下车。
终于没有桥了。连桥架子都没有。路断了。时间是下午三点多，已到太仓。
长途汽车已走了七个多小时，没闲工夫犹豫。司机声明立即返回上海。无路可走的只好留在车上。我们三人之外，还有四五个乘客。
我们估计回到上海，准要十点或十一点了。
意想不到，还不到六点钟。
到家了，我不记得是谁开的门。只记得我声带歇斯底里，如哭如笑地说：”走了一天，又回来了！“
客厅里坐满了人，我婆婆、叔父、婶母，还有大大小小的孩子 ，都满面严肃，好像都在等待着我们白走一天又回来。我怔住了。锺书过来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离他们一家人稍远的灯光昏暗处。阿必也跟了过来。锺书缓缓地轻声说：”刚才苏州来了电话，爸爸已经过去了。”
悲恸结束了这紧张的一天，也是最无可奈何的一天。
——七妹全家早已乘船赶到苏州，二姑妈曾为爸爸存着一副上好的棺材板。七妹夫找人合上木板，一手包办了爸爸入殓事。他来电话让我找人帮买火车票，果然买到。于是，我与锺书、弟弟妹妹赶到苏州。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的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
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X来，馈XX”。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甲，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杨绛父亲杨荫杭
五
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
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
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那是1968年3月4日。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杨必
六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锺书在这段时期（抗战时期的上海），每年都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我们仨
1996年的一天。
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圆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圆靠柜台站着。她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湿软亲热。她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她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她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她小时候得到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她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阿圆的丈夫）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或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一声，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妈妈。”
——阿圆住院已超过一年，我太担心了。
我抬头忽见阿圆从斜坡上走来，很轻健。她稳步走过跳板，走入船舱。她温软亲热地叫了一声“娘”，然后挨着我坐下，叫一声“爸爸”。
锺书睁开眼，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看着她，然后对我说：“叫阿圆回去。”
“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阿圆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
我们仨
——女儿走后，杨绛与病中的锺书交谈。
锺书问我：“阿圆呢？”
“她回去了！你叫她回自己家里去，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了。”
锺书着重说：“我看见的不是阿圆，不是实实在在的阿圆，不过我知道她是阿圆。我叫你去对阿圆说，叫她回去吧。”
“你叫阿圆回自己家里去，她笑咪咪地放心了。她眼睛里泛出笑来，满面鲜花一般的笑，我从没看见她笑得这么美。爸爸叫她回去，她可以回去了，她可以放心了。”
锺书凄然看着我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我看她就是不放心，她直在抱歉。”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
我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我把她的病情细细告诉。她腰痛住院，已经是病的末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那一节小骨头痛，以后就上下神经断连，她没有痛感了。她只是希望赶紧病好，陪妈妈看望爸爸，忍受了几次治疗。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什么都不用着急了，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肠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我说是这么说，心上却牵扯得痛。锺书点头，却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仅痛惜圆圆，也在可怜我。
——1997年3月4日下午5时多，阿圆在安睡中去世，额上的细纹逐渐舒展平滑。
3月8日，圆圆火化。我还得去医院看锺书，也不忍面对那令人心碎的场面，没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只在心里默默地为她送行。
后来，我告诉锺书：“阿必（杨绛的小妹妹）也是3月4日去世，8日火化。”
锺书点头，似颇以为慰：“必阿姨接了圆圆去了。”
——阿圆去世后，我想念女儿，在圆圆六十岁生日那天，写了最佩服圆圆的包三妹（家中的钟点工），化名方五妹，在1997年《十月》第五期发表。
钱锺书与女儿钱瑗
七
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锺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
——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锺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
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
我忽然想到第一次在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锺书二次住院的同年十月，三姐闰康去世；第二年十一月，大姐寿康去世。因为锺书住院，两位姐姐病中，我都未能去上海探望。姐妹的相继离去，八个姐弟现在只剩和我小弟保俶了。
最小的阿必去世时，七妹妹预言：“我们姊妹五个‘从小至为大’。”她果然第二个去世。
三姐病重时，我说：“她在等我先走呢。”锺书忙制止我：“瞎说，还有我呢！”意思不能丢下他。
三姐去了，随后是大姐，漏下了中间的我。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力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8年12月19日凌晨，医生感到锺书情况不好，连忙通知家属。我赶到床前，锺书等不及，自己合了眼，一眼没合好，我帮他合上。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锺书从去世到火化，全程共五十七个小时。
那天相送的只有少数亲友。锺书身穿中山装，里面我手织的毛衣毛裤、阿圆为爸爸做的一条厚裤。身上覆盖白布单，上面撒着玫瑰花瓣。我一直陪送到焚化炉前，不肯离去。遵照锺书遗愿，骨灰没有领回，将随众人骨灰一起深埋于北京郊野大地……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与钱锺书
八
假如我要上天堂，穿什么“衣服”呢？“衣服”，不指我遗体火化时的衣服，指我上天堂时具有的形态面貌。如果是现在的这副面貌，锺书、圆圆会认得，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认得了。
我妈妈很年轻，六十岁还欠两三个月。我爸也只有六十七岁。我若自己声明我是阿季，妈妈会惊奇说：“阿季吗？没一丝影儿了。”我离开妈妈出国时，只二十四岁。妈妈会笑说：“你倒比我老了！”爸爸和我分别时，我只三十三岁，爸爸会诧异说：“阿季老成这副模样，爸爸都要叫你娘了。”
我十五六岁，大概是生平最好看的时候，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姑娘。我愿意穿我最美的“衣服”上天堂，就是带着我十五、六岁的形态面貌上天。爸爸妈妈当然喜欢，可是锺书、圆圆都不会认得我，都不肯认我。锺书决不敢把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当作老伴；圆圆也只会把我看作她的孙女儿。
亲人去世，要梦中相见也不能。但亲人去世多年后，就能常常梦见。我孤独一人已近十年，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但是在梦中，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貌和他们的衣服，只知道是他们，感觉到是他们。我常想，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了，享年105岁。
两年呼啸而过，又是一个五月，以此纪念！
杨绛
你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读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你的言行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作用了，其实，那些经历仍潜藏在内心和记忆深处，不由地形成你的气质、胸襟，渐渐显示出你的改变、成长或影响你终生。
本文由佳易博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