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战争

作家王旭烽在《茶人三部曲》首部开篇写到这么一段话：

***中国向西方投之以桃时，并未想要他们报之以李。但一种植物的芬芳还是引来了另一种植物的迷香。……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罂粟花是多彩的，热烈的，奔放的，迷乱而破坏的；茶往西方去的同时，鸦片向东方迅跑而来。东方和西方的诗人们则怀着完全对立着的心绪描绘着这舶来之物。

当英国的华尔勒歌唱着“软滑、醒脑、开心，像女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时，中国杭州的龚自珍则写道：“鬼吹灯灯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莹；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茅盾文学奖作者的笔触惯常细腻温柔，

一段腥风血雨、物悲人哀的历史被描述的如茶一样“温和、平静、优雅”。

实际上，

淡雅飘逸的茶叶确实在某些特别的时刻，

曾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茶叶与鸦片战争。

1773年4月，

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

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

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茶农带着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

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

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

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

茶市开埠，

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

在这里，

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

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

然后运走，南下广州，

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

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

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

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

而他们不知道，

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

他们更不知道，

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

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

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

事实上，

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

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

18世纪的中国，

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

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

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

从武夷山到广州，

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

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

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

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

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

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

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

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

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

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但不幸的是，

从产地到出口，途中清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

为此，

所有的福建茶叶被禁止从厦门出口。

茶叶与鸦片战争。

直至当年的十月，

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

这里早有行商云集。

在广州，

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

这时候，

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

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

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

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

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

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

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

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

为清政府换来数不尽的白银。

18世纪的中国，

是世界茶叶贸易的起点，

也是世界白银流通的终点。

茶叶与鸦片战争。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

开始远航。

在伦敦，

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

在广州，

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

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

而在英国国内，

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

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

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

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

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茶叶与鸦片战争。

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

那一年，

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

之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

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

与此同时，

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

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

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

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

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

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

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起先，

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

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

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

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白银的形式用以在广州购买茶叶。

那时候，

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

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

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

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用于购买茶叶，

英国向中国贸易逆差非常大。

而到1773年，

一切出现了变数。

茶叶与鸦片战争。

经历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

英国虽然在欧洲列强中获胜，

却也将自己拖入了财政的深渊。

战争后，

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

政府极度缺钱，便将手伸向海外殖民地，

便有了著名的《印花税法》、《汤森税法》。

由于殖民地的强烈反抗，

英国政府无奈之下相继废除了两法，

但保留了《汤森税法》中的茶叶税。

为了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

英国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

东印度公司被授予了在北美销售存茶的特权，

并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

而此前，北美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

波士顿更是走私的桥头堡。

此举直接动了走私商的奶酪，

他们和知识分子联合组成了波士顿茶党，

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

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

引起了茶党的注意。

12月16日，

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

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

但遭拒绝。

当晚，

在茶党组织下，

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

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此为“波士顿倾茶事件”，

两年后，

美国独立战争打响。

茶叶与鸦片战争。

与此同时，由于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少，

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越来越小，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

整个18世纪，

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另一方面，

美国独立后，

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

随着奴隶贩卖的禁止与南美的相继独立，

曾经的“三角贸易”彻底断裂。

英国人亟需一条新的出路，

他们需要寻找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

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最终，

英国人在印度看到了希望----鸦片。

在此之前，

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

因为它对治疗痢疾效果明显。

18世纪50年代，

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

而1773年，

进口量陡然上升到75吨，

到1820年，已升至900吨。

茶叶与鸦片战争。

当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棉纺品产量大幅上升，

剩余产品被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

为了给数量庞大的棉纺品买单，

印度人疯狂地种植、出售鸦片。

自此，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开始形成。

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再次驰骋全球海洋，

从英国装上纺织品，卖到印度，

再装上鸦片运到广东，换成茶叶、丝绸运回英国。

这次，

“三角贸易”没有给中国带来白银，

它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鸦片。

茶叶与鸦片战争。

1793年，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

会见乾隆跪与不跪的故事人尽皆知。

不为人所知的是，

他曾提出希望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

以便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英国甚至授权他可以终止不道德的鸦片贸易的权力，

前提是中国打开贸易大门。

但乾隆只是淡然地回复了“***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茶叶与鸦片战争。

1816年，

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

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

这次，他甚至没有和皇帝见上一面。

1833年，

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垄断权，

大量英国商人疯狂涌入中国市场。

当年，

中国向英国的茶叶出口量增长了4倍，

与之相应的鸦片贸易数量也飙升到了3万箱。

尽管清政府再三下令禁止鸦片贸易，

但资本的欲望与上瘾者的欲望对此并不予以理会。

庞大的鸦片贸易导致了白银的大量外流，

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财政基础，

动摇了社会秩序、根基。

1838年底，

林则徐一再上书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应，

于是便有了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

同时终止了与英国的通商。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后来的事情，

教科书都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