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铁扁担”
(接上篇《全力忙救灾》)
1954年9月，县成立财贸部，先任命我当副部长，主持工作，两个月后宣布我当部长。
当时的财贸部是党委系列机构，同时期成立的还有农工部、工交部，财贸部是县委抓经济工作的专班。为了与政府机构名称和工作任务不混淆，县人民政府成立的机构叫办公室，如财贸办公室、农业办公室和工交办公室等。
县财贸部和财贸办公室都是隶属县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的，不过这时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变成了一个领导机构，仍然是书记兼主任，县长、副县长和我兼副主任，具体工作由财贸部和财办去做。当时的财贸部主要是管方针路线和思想政治工作，兼管干部和人事，财贸办公室管业务。财贸办公室主任是管和雨，这也是我们首次合作，留给我的印象是这位同志思想十分敏捷，为人非常忠厚，说话很有风趣。以后我们共事三十多年，合作特别愉快。财贸部人员也是原来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不过工作性质比原来具体多了。不仅要管全系统的干部，还要参与业务活动。因为那时财贸系统都在贯彻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要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不搞空头政治。所以我们除了负责全系统干部管理外，还配合县委、政府领导抓带有政策性的业务工作。
1954年10月，大灾过后，财贸工作一度以粮食为主，湖北省委下发了坚决执行“四留”的指示，也是对上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完善。那时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要把农村余粮全部收起来，供应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户。统购统销的任务是在“定产、定购、定销”前题下确定的。一些地方搞“三定”时出现过激作法，将产量定得高高的，收购任务定的重重的，引起农民反感。中央和国务院发现这个问题后，指示全国各地防止征过头粮，针锋相对提出“三定”要在“四留”的前提下进行，“四留”是指留口粮、留种子、留饲料粮和机动粮。
“小席啊，财贸部的工作就是管政策，你到下面调查一下，提出“四留”的方案，供县委和政府参考。”一次县直机关干部散会后，董舒叫我留一下，问我几个问题后说。我满口答应行。
第二天，我和粮食局长郝天乙跑了几个地方，走访村干部和群众，还与财贸部门的干部职工座谈。回来后我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把农村口粮按三个等级定在480斤原粮左右，种子定在12斤左右，饲料粮定在40到80斤之间，由于以上“三留”定的标准较高，建议机动粮少留点。
“席部长，工作很不错嘛，几天时间就拿出方案，我看了，观点很明确，情况很具体，数字很实在，有参考价值。”
6天后，我把材料送给董舒书记，仅隔一天，他就在电话上对我讲，第一次叫我职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10月底，县委通过决定，提出了“四留”标准，漕河等圩区人平留口粮485斤原粮，横车等畈区人平留口粮480斤原粮，白水等山区人平留口粮470斤原粮，何铺等大山区人平留口粮470斤原粮。全县每亩留种子12斤。每户留饲料粮40斤，养母猪户留80斤。每户还留机动粮15斤。非农业人口的供应标准是职工、学生每月供应大米27斤，下乡参加劳动每天补半斤，城镇居民每天供应大米14两，参加劳动每天补半斤，重体力劳动的职工每天供应大米1斤半，轻体力劳动的职工每天供应1斤4两。
决定下发后，各区乡重新落实“三定”，全县定产量36000万斤，亩平600斤。余粮11000万斤，缺粮1000万斤，统购粮9300万斤，统销粮1900万斤，这样，全县仍可向国家出售原粮7000多万斤。1954年受灾20万亩，其中绝收14万亩，半收6万亩，减收1亿斤，从外地调回粮食和种子520万斤，经过申请国家免征全部余粮，用来救济灾民。这样，大灾之年仅缺粮2500万斤，人平减少口粮50斤。这个情况在历史上算是最好的。
“民国31年发大水，没有今年的水大，也没有今年的时间长，淹死饿死的人成千上万，粮价翻了好几倍。今年没饿死一个人，也没一个人逃荒，粮食价格一分没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是伟大啊！”水灾过后，我和财贸部门的干部下去走访，每到一地，群众无不感激地对我们讲。
1954年平安地过去了。1955年很快到来。
这一年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村的生产方式由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县委和政府提出，各行各业都要服务这个方针，并要求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随后，各区、镇成立了供销合作分社，各乡设了供销分店，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也设了供销支店。无论分社、分店和支店，对外都叫合作社。粮食工作也有很大发展，1954年前期是供销社代购代销，后期分离出来搞统购统销。县委十分重视财贸工作，决定我与供销社主任张宽参加县委为委员。我和张宽、管和雨商量，根据上级精神和县委指示，春节过后将财贸系统的干部搞几天集训，他俩听后表示赞成。于是，1955年春节刚过，全县财贸系统股长和经理以上干部300多人捆着被子到漕河李家祠堂集训。
“财贸系统是经济工作的第一线，是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你们的工作搞得怎么样，决定了全县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得好不好。所以搞集训很有必要，完全应该，也非常及时。”邵子修县长讲话拉开了财贸干部集训的序幕。我和张宽、管和雨几位组织者倍受鼓舞。
集训大会有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以学习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为主。明确提出财贸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中央的大政方针，依据国家的政策，一步步做到位才能完成任务。二是紧紧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生产和生活才能做出成绩。号召财贸干部和职工要增强三大观念，即政治观念，群众观念和生产观念。发扬一种精神，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延安精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拿出90％精力来抓生产，用10％精力抓收入。三是总结成绩，表彰先进，布置工作。
集训大会上，我和张宽、管和雨三个主要干部分别讲话。张宽讲发展生产，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由于肯学习，勤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讲话头头是道，举例栩栩如生。如讲铁扁担精神，他形容是一条扁担挑两头，一头是人民，一头是国家，把国家的政策送到千家万户，把人民的利益送到田头地边。还表扬了达城庙石板岩分店和三角山供销社主任陈子怀，说陈子怀同志和石板岩分店就是这样的铁扁担，为农民送政策、送商品、送温暖、送种子、送技术、送希望、送幸福……，他一连讲了许多个送，把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他面前的话筒上。
“陈子怀同志一年挑断几条扁担，挑破几只箩筐，磨破多少双鞋，走了多少山路，他自己不说，但是三角山人民心里有数，三角山上的药材可以作证，这就是我们供销社的铁扁担。我们每个基层社主任、分店经理都要向他学习，这就是我们提倡的铁扁担精神。”张宽同志的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管和雨在讲话中把上年度财贸系统的好典型、好经验，讲得入情入理，扣人心弦，还对新一年工作提出新要求。管和雨讲话也很风趣，妙语连珠，顿时让我想起蕲春这个地方真是有人才，干部能讲话。几十年后有人总结出蕲春是个教授县，我第一个表示赞成，说五十年代初我就感觉到这一点，只是没根据，不好讲。那时我听了张宽和管和雨讲话，就认为有教授的水平。当然这是后话。
我讲话主要是强调政治纪律，把张青山、刘子善的错误讲了一遍，还把1952年我县“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典型举做例子，希望财贸干部引以为诫。那年“三反”运动是解放后开展的第一个运动，把全县财贸干部集中到黄冈去整风，揭发出两只“老虎”都是财贸系统的，一位干部由于防范不严，办公室失盗，偷走现金两千多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两千元）。群众批判他是监守自盗，他说跳到黄河去也洗不清。另一位干部与粮行老板女儿谈恋爱，有人揭发他中了美人计，想把粮食卖给粮行老板。他们两人在黄冈批斗了十几天，停了职，以后大家回来了，他俩继续留在黄冈交待问题，教训极为深刻。通过这两件事，我向财贸系统干部大声疾呼，一定要突出政治，坚持原则，站稳立场，抵制腐蚀。做到人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大会过后是讨论，短短的7天时间，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县财贸工作翻开了新一页。最突出的成绩是各个供销合作社、分店、代销店和粮食公司，以及财政局、税务局、银行都把支援农业当作政治任务。一天我到青石区供销社检查工作，问他们主任到哪去了，店员讲吴主任送货下乡出门了。我问是到哪个村，店员回答不知道。为了探明实情，我从望天畈走到大樟树，又从大樟树走到陈家坳，最后在黄土堰找到他，原来吴友青主任戴着草帽挑着货担送蓖麻籽下乡。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帮农民在屋后菜园埂上挖坑播蓖麻籽，与农民算细账，说一粒蓖麻籽不值1厘钱，种在菜园埂上，既不占面积，还可以拦猪挡鸡，到秋季能摘1斤籽，每斤卖2角钱，你这条菜园埂可以栽80棵，只要2两种，花4分钱，秋季能收80斤籽，收入16元，即使打半折，也能收8元。8元是什么，就是一大担黄灿灿的稻谷啊。大哥，你说说看，哪有这划算的事。他说得农民点头不止，让我在一旁听了也受感动。吴友青主任开始只注意和农民说话，没发现我们来了，等他说完，我咳声嗽，他一抬头看见我，忙把手伸出来和我握，当我把手伸给他时，他猛然缩回去，嗨嗨干笑两声，在自己的裤子擦了擦，这才伸出来与我的手握在一起。我注意到他擦手的裤子上一层泥巴，心想这真是一个好干部。接着问他今年送了多少户，发了多少蓖麻籽，他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四五百个名字，他一个人送出种子200多斤。不仅送种子，还指导如何种，负责上门收，说下年能收两万多斤，为农民增收6000元，相当于10万斤谷。我把这个情况当作典型在全县讲，说这就是我们财贸干部，有一大批这样的带头人，我们还愁工作搞不好吗？一时间，财贸各单位掀起了向吴友青学习的活动。不久，粮食部门又出了一个杨又清，他挑着货担送良种下乡，说破了嘴皮，磨破了鞋，指导一百多户农民试种水稻新品种，获得大丰收，粮食部门将这个典型大树特树。过不多久，彭思区彭思社双代店的女营业员丁自斌的事迹又被传为佳话。丁自斌的主要事迹是销、收、产、技四件事一起抓，销售生活、生产商品，收购农副产品，发展副业生产，提供技术指导。那时农村没有技术员，丁自斌的办法是按照资料说明先在家里种，种出经验和成果来就在全社推广，她自己成了技术员。由于她工作出色，我们大力推荐，第二年被评为全省供销模范，后来组织培养她当上彭思区供销社主任。
今天，我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心情格外激动。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条件特别差，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条件，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办公室只有12个平方米，三乘三屉桌，五把木椅，两个开水瓶，一部手摇电话机，发文件连纸都舍不得多用一张，别说寄文件贴邮票，都是在会上发，找人带。更多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腿和嘴，一路走，一路说，把典型事迹宣传得人人羡慕，个个崇拜。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典型引路、英模辈出的年代啊。我们就是靠着一个又一个英模典型，一批又一批先进事迹，把蕲春财贸工作推上了全国先进行列。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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