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濮僚、巴人与土家族》（田明）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自两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定居于武陵山区繁衍生息。现土家族分布于湘、鄂、渝、黔之边区，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主要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宜昌市，重庆市的黔江市和贵州省的铜仁市等共36个县市区。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为8028133人（其中：男4196469人，女3831664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63%。土家族有聚居和杂居之分，以武陵山区为主体，北起长江巫山，南到雪峰山下，东始湖南石门，西抵重庆涪陵，是一个长宽均千里之遥的长江中游区域。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由于土家族是个多部族的民族复合体，因此各地的土家人在语言习俗、信仰禁忌等诸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按诸多的因素考虑，将现在的土家族分成以清江流域和酉水流域为主的两大块是比较客观的。许多研究土家文化的专家学者将这两大块用“同源异支”①的现象来解释，应该是有道理的。
土家族历史源远流长，但又扑朔迷离。1955年中央民委委托原中央民院的潘光旦教授，对土家族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等论著，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一部分后裔。” ②这一观点也是长期以来被大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但在具体的探讨过程中，又有一系列重大疑团以此难以解释，所以，曾一度众说纷云。主要有“巴人、乌蛮、土著”之说。然而，“三说并存”的局面并未最终解决土家族源之根本，特别是对西兰卡普的故乡，以酉水流域为中心的土家聚集区而言，与历史及现实均不太相符。如“廪君之巴人”说，在湘西北的土家族民俗中就自相矛盾；而“乌蛮”说既证据不足，更有牵强附会之嫌；至于“土著”说，仍有许多重要事件说不清楚，史籍也没有直截的记载。严学窘先生是新中国最早深入酉水流域研究土家族的学者，1952年他在《湖南龙山土家族初步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土家可能是古代北僚的板楯蛮或廪君蛮的遗民。” 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田曙岚先生关于“濮——僚——仡佬”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之，湘西本土学者又提出了“濮——僚——仡佬——土家人”这样一个全新的土家族源之初见。④随着近二十几年来武陵山区现代考古学上的不段新发现，2004年柴焕波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发表了《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进一步全面的、明确的证实了这一新的观点。同时，在湘西本土学者的不断努力下，逐步理出了土家族的主源分两大块：底层庶民是本地“土著”，即武陵山区“其地的原始居民与'百濮’融合后的土著人”。⑤表现为上古的濮人，中古的僚人，唐宋时期的仡佬人为社会主体；而其上层贵族及强宗大姓则是先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巴人、江西彭氏等融合而成的科学论断。⑥
武陵山区是土家族生息繁衍的集居地。酉水流域是土家织锦的策原地，自石器时代起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特点，“酉水流域相继发现的十余处旧时期遗址，遍及了该流域的主要台地，”“为我们圈画出人类成熟期（智人）在湘西活动的地点和范围。” ⑦特别是2007年在酉水中上游重庆市酉阳县大溪镇笔山坝大溪文化遗址的发现，将“酉水文明史推至6000年前”。“通过现场3000平方米的发掘……据湘鄂渝专家'会诊’后断定，6000年前大溪文化在此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⑧然而，酉水流域的“土著”文化最为典型的则是在酉水下游于2000年发现的“不二门文化类型”。不二门遗址地处湘西北永顺县，为酉水支流猛洞河中游的临河石林山坡上。在商周时期，这里生活着一支以渔猎为主体的土著。据湖南省考古所两次对该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论证：“不二门文化类型与洞庭湖区同时期文化不是一个系统，与川东以花边口、尖底器为传统的文化也不是一个系统，而与鄂西、三峡、清江流域的一些遗址同属一个系统，但又可分为若干类型，这些考古学上的相同或相异的界定，都最终上升为古代民族史的语汇。”最终得出“不二门文化类型的主人是濮人”。⑨从历史文献也可知，这些濮人就是商末参加伐纣战争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武陵山区土著居民，以后史记上又称其为僚人、仡佬人。
濮人最早称为“卜（濮）人”。《逸周书 王会解》有“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晋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丹砂所出。”濮人分布较广，内涵也十分复杂，庸、蜀、羌、卢、彭、巴、苴 、罗等都是广义上的濮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賨与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杨雄《蜀都赋》称：“东有巴賨，绵洹百濮”。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湖南辰州实古濮地”。在西周中期濮又称为“ ”，而被世人称为“板楯蛮”的“賨人”也自称“ 孳”(音bìzī)，即周代初记昭王时事的《宗周钟》铭文“南国 孳”。因“ 、服、愎、复”在上古音均为德部，并母，“ 孳”就是“服孳”，随着汉字的进化演变，“ 孳”写成了“服孳”，这个“服孳”就是土家族先民的古语自称，而“服”与“被”，今音相差较远，可在上古时两字的读音相同。50年代以后，今人用同音的汉字写成“毕兹”，已成惯例。⑩据研究巴蜀史的邓少琴先生在《巴蜀史迹探索·巴史再探》中指出：“按此《宗周钟》记昭王时事……所论之'服孳’应即今日土家之自称'比兹卡’也”。服，古音通比。从民俗语言的角度而言，湘西北土家语保持比较完整，且土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古词汇。聚居于龙山、永顺、保靖三县交界一带的田姓家族自己认为，其祖先是“打虎匠”，称为“服兹卡”，后来才称为“毕兹卡”。而当地信奉的“梯玛”(即土老司)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也有“服兹妥”一节，“妥”是土家语，即“还”的意思，“服兹妥”就是毕兹卡“还愿”。可见古代的濮人和賨人的“ ” 及“服孳”就是今天的“毕兹卡”土家族。
湘西北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巴人的定居地。“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⑾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 至此，巴子国即告灭亡，随之板楯蛮巴賨也就四散了，他们中的主体部分后来逐渐同化于汉族之中。但其中的一支，不愿臣服的则转向西南山区。更有一批将士，跟随秦人南征，后来在武陵山区留居下来，成为当地的蛮夷之长，即以后的田、覃、向等大姓。《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酉水流域的永顺、保靖、龙山、古丈等地所产的“賨布”就很著名，一直是朝庭的“贡品”。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晚岁登武陵(今常德)城，顾望水陆，怅然有感》中就写过：“城基历汉魏，江(沅水)源自实(应是賨字之误)巴”。可见，在唐代这一带仍然有賨人所居。⑿明代中期溪洲(现永顺、古丈、龙山)宣慰使彭世麟为其宗祠所写的《世忠堂铭》之中就有“大明当天，四海就平，天宝献賨，稽首天庭”之句。其中天宝是指彭天宝，为明初溪洲宣慰使，所以，直至明代溪洲等地的土人还是以賨人自居。
然而，板楯蛮虽为巴国所属，被世人当成巴人（即广义巴人），但与古代廪君之巴氏，还是有区别的，不仅在信仰习俗有所不同，而且在居住地域之分布上也南北有别。所以，早在唐代，杜佑《通典》将古代巴人按其特征分为“廪君种”和“板楯蛮”两大部类，而“廪君种”正是通常所指的“狭义的巴人”。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具体描述了这两大部类的分布地区：廪君种“后散居巴梁(西晋地理概念，指今四川东部)间，即古荆梁之境。五姓杂居，今巴(今巴中)峡(今宜昌)巫(今巫山)夔(今奉节)四郡地皆是也。”到了宋代，廪君种还活跃在三峡两岸，当然包括鄂西北一带在内。对盘瓠种则说“其在黔中五溪(指的是今湘西)长沙间(注意间字，指的是今吉首等地与长沙之间)则为盘瓠之后。”那么位于廪君种与盘瓠种之间的区域当然就是板楯蛮。也就是说，盘瓠种是在沅水中下游两岸，其北部的武陵山区则为古代巴人之后板楯蛮活动区域，而且与古黔阳县(今湘西北部)地区相吻合，再往北就是廪君种的地盘⒀。田头拟被罚“赕钱”赎死罪。这个“赕”正是板楯蛮“以赕钱赎死”的重要特点之一，也就是《华阳国志》、《后汉书》是所说的秦昭襄王与板楯蛮订盟约时所定，正说明田头拟及其族人属于板楯蛮。所以，大部分史学界都承认：三峡地区为“廪君种”，溪州(今湘西北)、黔州(今重庆彭水)、思州(今贵州思南)、施州(今湖北恩施)等地为“板楯蛮”的势力范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賨人”分布属“黔中郡”，郡治在今湘西北沅陵县城二十里处。西汉初，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郡治移至义陵(今湘西溆浦县)。东汉末，武陵郡移至临沅(今湘西常德)。而其郡辖范围，相当于今湖南的沅水、酉水、澧水流域和湖北的清江流域、重庆市黔江流域以及贵州东北的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与现今土家族分布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的三十多个县市区的地域基本一致。但是，必须指出：这些在秦汉之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巴、賨及后来的强宗大姓，毕竟不是构成土家族人群的主流，但他们却是“统治”这一地区的贵族和上层，而且完全融入了当地的“土著”之中。由于土家族无文字，所以由官方掌握的各种典籍史料，记载的只可能是上层，但从文字行间里有时也偶尔涉及到一些下层“土著”庶民的情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賨人”分布属“黔中郡”，郡治在今湘西北沅陵县城二十里处。西汉初，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郡治移至义陵(今湘西溆浦县)。东汉末，武陵郡移至临沅(今湘西常德)。而其郡辖范围，相当于今湖南的沅水、酉水、澧水流域和湖北的清江流域、重庆市黔江流域以及贵州东北的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与现今土家族分布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的三十多个县市区的地域基本一致。但是，必须指出：这些在秦汉之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巴、賨及后来的强宗大姓，毕竟不是构成土家族人群的主流，但他们却是“统治”这一地区的贵族和上层，而且完全融入了当地的“土著”之中。由于土家族无文字，所以由官方掌握的各种典籍史料，记载的只可能是上层，但从文字行间里有时也偶尔涉及到一些下层“土著”庶民的情况。
湖南亦为中国崖葬较多地区，而湘西为最。这一带历史上行崖墓葬法的主要以土僚和仡佬为多，仅酉水流域的保靖县境内就有崖墓群30余处。逆酉水而上，在龙马嘴至铁城墙河段的绝壁上，布满了大小的岩葬洞穴二十余处，椐考基本上都是宋代僚人所为。至今保存完好的古丈县默戎的九龙洞洞葬，椐考也是仡佬人墓群⒁。这正如芮逸夫先生在其《川南民族的悬棺葬问题》一文中说：“今湘西古丈等县境仍多仡佬；沅江上游，悬棺遗迹犹有存者。是悬棺而葬，当为僚人或仡佬之俗。”可见，酉水流域自古都是濮、僚、仡佬人的聚居区。不仅如此，我们从今天湘西北土家族广为流传的一些文化习俗来看。濮僚的恋爱自由，以歌为媒及丧葬、椎髻、干栏式转角楼等，都与土家族非常相似。所以，“今土家族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与越濮文化有关系。即是说，土家族文化的一些特征系由越濮文化发展而来的”⒂。当然，古代的越、濮、僚在历史上曾“有五次迁徙到达并繁衍于今土家地区”，⒃主要集中在商周、楚秦、晋唐和五代后梁，而乌蛮则应该看成是賨人的另一支与濮融合的僚族⒄。那么，土家先民“土著”成分中的濮僚也有先来后到之分，但主要构成还是一致的。
板楯蛮也融入了土家族民族之中。板楯蛮的一大特征是“射杀白虎”，因而又世号“白虎复夷”，今所谓的“弓弓 头虎子”。而“白虎复夷”的含义也就是“因射杀白虎而免除税租的夷人。”土家族是一个民族融合体，不同的部族分支对白虎的认知有异。⒅湘西北土家族大多数为板楯蛮后裔，十分禁忌白虎，“忌虎”是酉水流域土家族重要的特性之一。保靖的酉水原有虎滩“最称险绝，土人忌虎字音，用猫滩以代之”。⒆永顺县城东南有其地称“虎子坪”，民间因忌虎习惯而往往叫成“猫子坪”，现行政区划为“抚志”。在龙山县长潭着落湖摆手堂里，一只白虎塑雕像被“锁踏”在神像的脚下。凡遇新生儿，都要请土老司“梯玛”来“赶白虎”。葬俗上，要在死者住房周围插上多副竹弓竹箭，以防白虎咬尸。凤凰吉信的土家人，每到惊蛰时，还要在堂屋中央用石灰划一大弓箭，以防白虎进屋。这些现象，与历史上以弩射杀白虎为事的板楯蛮是何等惊人相似。所以，从以上可以看出，土家族是一个以武陵山区的原始居民与古代濮僚（仡佬）融合后的“土著”，与历史上先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巴人、楚人、客家人等强宗大姓经过长期的融合，产生了共同的文化适应性，在唐宋以后相对稳定的数百年间逐渐形成的民族复合体。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元而又统一的大文化生态圈，这就是我们研究土家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土家织锦的生存发展的母体。
注释：①、 彭英明：《试论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②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见《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印 1955年11月。③ 、严学窘：《湖南龙山土家族初步调查报告》，见《湖南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精选》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页。④、谢心宁 ：《从湘西酉水流域崖蓦的族属看土家族源》，见《湘西州土家族历史讨论论文集》湘西州民委编，1983年 第254页、256页。⑤、⑦、刘路平等著：《湘西文化揭秘》，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59页。⑥ 、⑨ 、柴焕波：《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4年，第5、40页。⑧ 、张谨：《酉水文明史推至6000年前。湘鄂渝专家联合考察酉阳笔山坝大溪文化遗址》，见湘西州《团结报》2007年7月8日，晚报版B3版。⑩ 、彭秀模：《 孳考》，见《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⑾、《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一引《十道志》。⑿ 、参见彭武一：《论板楯蛮》，见《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中央民院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⒀、 参见彭武一：《川黔边土家族历史发展概貌》，见《民族论坛》1988年第2期。⒁ 、参见湖南卫视“F。x档案”《古丈县默戎的九龙洞洞葬》，2006年。⒂、 段超 ：《土家族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⒃、 彭武文：《从葬俗特征论述土家族的族源》，见《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州民委编，1983年第157页。⒄ 、彭秀枢：《土家族源新议》，见《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州民委编，1983年第18页。⒅、 彭勃 ：《永顺土家族》，永顺民委编，1992年版第166页。⒆、清。同治十年刻本《保靖县志》卷二。 【作者简介】：田明，又名田绍杰，土家族，1948年生，湖南湘西人。湖南吉首市文化馆研究员（教授），著名民族文化学者、画家。专著《土家织锦》（获中国政府最高奖第九届“山花奖. 学术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