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武术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和动荡的历史时期，长期的战争促进了军事武术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影响又促进了武术内容的扩展。江南的富庶和偏安一隅的汉族政权的崇尚奢靡，以及城市的繁荣，又对娱乐及表演武术有了更大的需求。佛教与道教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与武术结缘。当今所用的“武术”一词，最早便见于南朝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一诗，诗曰：“偃闭武术，阐扬文令。”
一、军事制度推动武术发展
两晋承袭汉魏兵制，仍实行“世兵制”。在此制下，“士兵之家”皆属军籍。当兵为其职业，并且世代沿袭。职业世袭，武艺很可能成为家传，士兵则会有充足的时间和很好的条件进行学习、钻研武艺。西魏大统十六年，改“世兵制”为“府兵制”，全国被编为二十四开府，府兵制下的士兵实际上仍是农民。这样，武术活动自然便得以在更大范围推广。
无论“世兵制”还是“府兵制”下，皆重视选拔武勇人才。《晋书·马隆传》载：当时马隆清就招募勇士三千人，被允准后，并不问其出身由来，只是“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经过考试合格后，录取了三千五百人。
军队军训、士兵练武或检阅，在当时被称为“讲武”。如《周书·武帝纪》载：天和三年冬十月，周武帝“率六军讲武于城南”；建德元年十一月“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建德二年十一月“帝亲率六军讲武于城东”。有时，军训操练又被称为“戏兵”。如《晋书·礼志》云：成帝咸和年间，“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
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地世家大族和豪强地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维护宗族利益，纷纷建立武装和据点——“坞壁”，依附豪强的农民就成了所谓“部曲”。部曲“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一旦战起，则替主人作战。坞壁和部曲制度的推行亦较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二、两晋南北朝长兵与短兵
自汉代始，刀被广泛使用，到南北朝时，制作愈加精良。《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写道：勃勃“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堪虞。大夏龙，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如风靡草，威服九区’。”这种宝刀与剑一样，似已成为神圣的象征物。当时，刀也具有了既可佩带防身又兼礼仪作用，亦同于佩剑的功用。《古诗源》卷十四《由周入齐夜度砥柱诗》云：“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官吏，鸡鸣起戎人。露鲜华剑采，日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诗中描写了一位身佩宝刀的勇士在月光映照中前去从军的情景。帝王也常用名刀赏赐臣子。《晋书·刘琨传》载：元帝将刘琨省为侍中太尉，并赠名刀。臣子也有将名刀作为宝物贡奉皇上的。《梁书》记席阐文在梁武帝起兵时，愿效忠武帝，遣人“献银装刀，帝报以金如意”。两晋南北朝时期，刀大量装备部队，因此需求量极大。晋陶弘景《刀剑录》载“西晋司马炎咸宁元年造刀八千口，铭曰司马”；“后蜀主李雄，晏平之年造腾马刀五百口”；“前凉张实造刀一百口”。
佩剑仍是两晋南北朝重要的礼仪制度。《晋书·舆服志》云：“汉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饰。”《宋书·礼志》亦云：“剑者，君子武备，然自人君至士人又带剑也。自晋以来始以木剑代刀、剑。”佩剑用木剑，可视为文弱之风弥漫的反映。
长矛是当时军队所常用的长兵。《晋书·刘曜传》载：勇士陈安能“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陇上歌》亦云：“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XX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满，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马上长矛在当时又被称为矟槊、马槊。《释名》云：“矛长丈八曰矟，马上所持。”马上用矛，要冲刺，挑击敌人，矛过于轻短，则不适用。因此，吗用矛便日渐加重加长。《魏书·陈留王虔传》云：王虔X力过人，每每觉得一般长矛既轻且短，于是增大矛制，但仍觉轻不适手，便又加了些铜铃在矛刃下。临阵时候，他“以矟刺人，遂贯胸高举，以示于众”，即是证明。汉魏时有丈八长矛说，一丈八尺约合当今一丈二尺五寸，即4.15米。当时的矛甚至有更长的。《梁书·羊侃传》载：梁高祖大宴群臣，少府奏上新造成的两刃矟，竟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羊侃奉命一试，居然“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梁简文帝萧纲曾将马上用槊技术“搜采抑扬，斟酌繁简”，编撰整理为《马槊谱》一书。其序云：“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稍已成艺。”简文帝在序中还谈到自己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广泛搜集马槊技巧加以精选而成此谱。惜此书正文遗佚，今仅存其序。
三、两晋南北朝的射术
这一时期善骑射者多矣。《南齐书·宜都王X传》载：王X善骑射，曾“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十中。”《周书·豆卢宁传》载：豆卢宁能于百步悬莎草以射之，七发七中。”更有《魏书》载：北魏世宗弓射射远竟达三百五十步；《晋书·刘曜载记》云：刘曜“雄武过人，铁一寸，射而洞之。”人称“神射”。
在战场上，高超的射艺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梁书·曹景宗传》云：武士曹景宗“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乃驰骑四射，每箭杀一蛮，蛮遂散走，因是以胆勇知名。”《晋书·慕容翰传》记：武将慕容翰被百余骑追逼，他警告追者“无为相逼，自取死也。”于是他让追者百步外竖刀，一箭射中刀环，令追骑叹服，不敢追逼。
当时诸国君皆重视射艺。《南齐书·礼志》云：“九月九日马射……金秋之节，讲武习射。”《魏书·太武帝本纪》则载：魏太武帝时专门修建习射场地，“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各有差”。汉族古代的大射、燕射、乡射等射礼，亦被北朝政权所承继。
四、两晋南北朝的拳搏角抵
这一时期史籍中尚无拳术技术方法的专门记述，但关于习武人X力过人、身手矫疾的记载却很多。如《前赵录》载：郭默世代以屠沽为业，“壮勇，拳捷能贯甲，跳三丈堑。”《梁书·羊侃传》亦载：羊侃以勇力闻名。一次梁武帝戏言：人皆说你是虎，是羊质虎皮吧？你作个虎势与众人观。羊侃遂用手抓扶殿中之柱，手指竟嵌进柱内，足见其力量之大矣！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时期的统治者亦多喜爱摔跤活动。《魏书·乐志》载：北魏道武帝于天兴六年冬“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敦煌290窟北周壁画中也有描绘太子左手抓住对方头颈用力下按，右手擎对方右踝上提，将其摔倒的图像。
相扑之名似亦始于西晋。《晋书·庾阐传》载：庾阐父名庾东，以勇力闻名。武帝时，一西域胡人，矫捷无敌，晋中没有人敢与之较量。武帝招募勇士，“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这时的相扑、较斗相当猛烈。王隐《晋书·刘子笃传》云：有的地方相扑已成为经常开展的竞技项目，颖川、襄城两郡经常举行比赛。
五、两晋南北朝套路武术与表演武术
晋朝傅玄《短兵篇》载：“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踰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电发星骛。若景若差，兵法攸象。军容是仪。”剑在当时已退出军事舞台，由“军容是仪”看，应是武舞中模拟军阵；而“回旋应规”，又可看出剑法的严整规范。
《魏书·奚康生传》载：“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踏足，瞋目颔首，为杀搏之势。”所谓“力士舞”，显然即拳术表演。可能具有套路雏形。
《太平御览》卷三四二引《晋书》载：王X喜好武艺，武士王如被X收于门下。一次宴饮，王如请求舞刀助酒为乐，“如于是舞刀为戏，渐来前，X恶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斩X”。舞刀表演用真刀，与楚汉之争的“鸿门宴”类似。
《三国志·许慈传》载：许慈与胡潜二人不和，刘备为讽喻二人，换倡优扮演二人互相争斗场景，“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可见偿优表演中出现刀杖对打情节。《隋唐嘉话》载：高齐兰陵王长恭，长相如美妇人一样细嫩白净，担心不足以震慑敌人，遂饰以假面应敌。他“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于是创编了《兰陵王》的武舞，“以效其麾击刺客。”《兰陵王》即《代面》舞，《乐府杂录》亦云：“戏有代面，始自北齐。”
武舞与戏曲中的武打均有一定程式，动作要连贯，由此可视为早期的武术套路。
这一时期，表演武术还有“拍张”、“跳剑”、“掷戟”等。同时还出现了以表演玩赏为目的的女子相扑。
六、两晋南北朝僧道习武活动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昌兴时期。寺庙林立，僧侣众多，习武之事在僧众中多有开展，有的甚至武艺超群。《续高僧传》载：明恭和尚，臂力过人，能将巨石“独拈之如小土块”。也曾有寺庙僧人参与反叛朝廷的活动。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时，曾在长安一寺庙发现大量武器，并因之怀疑寺众参与叛臣谋反。《宋书·王僧达传》也载：沙门释昙标、道方“与秣陵民兰宏期等谋为乱。”《魏书》则载：“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显然，和尚习武活动，早在少林寺僧众习武之前就已开展得较为普遍。
少林寺为印度高僧跋陀创建，但在史籍中未发现有跋陀尚武的记载。其弟子僧稠与慧光，却会些武术。据《高僧传》载：少年慧光出家前“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蹀X，一连五百。”能在狭窄的井栏上反踢键子“一连五百”，若无一定功夫，恐难办到。又据唐代张X《朝野佥载》云：僧稠为小和尚时，能“横塌壁行，自西至东飞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勇，动骇物听。”能够“横塌壁行”，表明其会轻功；“引重千钧”、“拳捷骁勇”，自然是说其武艺过人。可见少林寺僧在建寺之初即有习武活动。
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亦精通武艺。他《抱朴子·外篇自序》中写他少年时学过射术，后来在军旅中，“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足见其射术之精。葛洪“又曾受刀楯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可以当全独胜，所向无前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由此可知，葛洪不仅善射，还精刀、棍、戟等多种武艺。
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亦能武能文。据《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陶弘景祖父陶隆“有气力，便鞍马，善骑射”。其父陶贞宝“亦娴骑射”。陶弘景幼承家传，精于兵法，亦便马善射。陶对刀剑的铸造亦有精深的研究，并著有《刀剑录》，记载了自夏、商、周至汉、魏历代帝王所铸宝剑名称、剑身铭文以及剑的尺寸和特色等。《刀剑录》中还载“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用金、银、铜、铁、锡五色合为此剑，长短各依洞剑术法。”《南史·陶弘景传》亦载，陶曾炼宝刀两口，“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佛教与道教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