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见的西南联大

学校简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8月建立，到国立西南联大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其成就显著，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

1946年，三校复员北返，云南师范学院留昆旧址独立建校，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西南联大共有五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前三个学院是三校融合，工学院实际就是清华的工学院，只有师范学院是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旨在帮助云南培养本土教师。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心理系和历史社会学系；理学院下设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下设法律学系、商学系、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和电讯专修科。当年的大学规模与现在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学生人数较少，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如今天。在人数最多的工学院也不过四五百学生，文、法、理三个学院大概有七八百人，法商学院只有容易就业的经济学人数较多，政治学系人最少，理学院数学系人最少，物理系人虽不多但出的名人最多。从教师人数来看清华的教授比重最大，占到了48.88%，北大占32.58%，南开占12.36%。其中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的院长都由清华人担任，经费与仪器也是清华出力最多，可谓是“一家独大”。

教授简介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刘文典上课常常迟到半小时以上，不高兴便张口骂人或者索性不来了，一学期只讲了半篇《海赋》，照样吸粉无数；闻一多上课与学生一起吞云吐雾，边抽烟边讲《离骚》，却有工学院的学生穿城来捧场；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钱穆讲中国通史只讲到宋代，其余部分让学生自己去看；唐兰讲《花间集》只吟唱不讲解，也不见有学生去投诉。

刚毅坚卓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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