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骂解读姓氏之起源 娄炳成

　　关于人类“姓氏”的起源，古今中外都有许多论述，有的纳入社会学科的范畴，有的纳入人类学科的范畴，有的纳入自然学科的范畴等等，可谓五花八门，途径很多。笔者受俚语俗言长盛不衰的国骂的启发，基于自己的思考，探讨研究，谈谈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不敢说是另辟蹊径，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就当是茶余饭后的聊天吧。现以杂谈的形式写出来，求教于专家学者，不怕贻笑大方。

　　浩如烟海的书籍，众说纷纭的理论，对于“姓氏”的起源的研究阐释都不及一句“国骂”精辟、透彻。“操你X”这句国骂，我们司空见惯，不绝于耳，却有几人研究探讨过其深邃的意义，其深刻的内涵？这句耳熟能详的仅有三个字的国骂，意思是说，“我要与你的母亲发生性事”，其潜台词是，这样“你成了我的种”，“我姓某，你也就随我姓某”。抛开其恶意骂人的动机不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话丑理端，“姓”与“性”的关系，就是这么清晰明了。

　　笔者认为，先贤发明创造的“姓”这个字或者单词，可以准确地说明“姓”的起源与“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姓”字从女从生，亦即“姓”者，“女生”也；“女生”者，“性”也。“姓”来自于“性”，“性”又不断地改变、丰富、拓展着“姓”，既相互交错，又相辅相成，久而久之，便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要追根寻底，颇费思量。但仔细探讨，还是可以找到脉络、看出端倪、破解疑惑的。

　　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与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生活需求息息相关。天长日久，这些活动的经验教训、体会总结，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产生了文化，并以文化的特殊方式传承发展。物质层面的文化积累，主要用于人类现实生存的需要；精神层面的文化积累，则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理想。

　　在大自然当中，人是最弱势的群体，没有尖牙利爪的“矛”，没有厚皮长毛的“盾”，却能够处在动物界的最顶端，俯视一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所仰仗的，便是超出一切动物的“自我认知”能力，并由这种超强能力派生出来的思想与创造，使得人类一步步由树栖穴居、茹毛饮血，直至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灿烂文明。

　　人的自我认知，首先表现在给自己的部落群体起一个“姓氏”，以区别、辨识“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他们是谁”；其次是给本部落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起一个“名字”，以区别、辨识“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现在我们常说，姓名只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符号”，其实其内涵远非如此简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姓氏”的起源乃是人类文化的起源之一，没有“姓氏”就没有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就没有了一脉相承的“根”，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华裔”“藏裔”“羌裔”“苗裔”，以及“李氏后裔”“张氏后裔”“王氏后裔”等等族群脉承、家族缘系之说。

　　人类在早期以采集渔猎为基本生存手段的过程中，逐渐对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有了理性认识，为使劳动收获时不至于盲目混乱，趋利避害，便给它们起了“姓氏”，譬如把所有的乔木灌木都叫做“树”，又分类给各种各样的树起了“名字”，譬如“杨”“柳”“樟”“柏”“桃”“杏”“李”“梓”等等；其他花卉依此类推。给水生物、给陆生动物、给霉菌病毒等等起姓命名，亦同样如此。

　　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部落群体的逐渐扩大，为了维系本部族生存繁衍和发展利益，就需要有一个“旗号”，类似于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把族民紧密团结在这个旗号之下，把群体的力量凝聚起来，以求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图腾”就产生了。有了图腾也就有了姓氏，姓氏是由图腾派生出来的。图腾是人类主观自愿选择的对自然之物的生存依赖和精神崇拜，是把外部世界神圣化，与内心世界相感应的产物。动物植物，天地物象，甚至是幻象与现实的杂七杂八的组合体，都可以成为图腾和旗号。

　　姓氏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图腾是表明自己来源的“族徽”，是姓氏文化的灵魂，从中可知中华民族的浓缩形成史。中国最早最古老的“姓”来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譬如：姬姜姒嬴妘妫姚姞八大姓，都是“女”字部；而“氏”则来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有图腾的名称，也有象征和代表图腾的部族领袖人物的称谓，譬如：“有熊氏”“伏羲氏”“少典氏”“有蟜氏”“赵氏”等等。周朝以后，姓氏逐渐合一，秦汉以后，多言姓，而不说氏了，其演变过程不再赘述。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其著名的《性学三论》，是对人性了解最具创意、最永恒的贡献之一，在本书中，弗洛伊德道出了对人性与人类行为动机的主要看法。他认为，人之为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既然人首先是生物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或性欲本能）的冲动，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以至于泛滥成灾，就只有通过社会公德允许的形式或其他渠道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高雅活动、讲述黄色段子的低俗行为等，而无论雅俗，又都把男女爱情（或者男女结合的本质特性）作为永恒的主题，长写不衰，常说常鲜，乐此不疲。

　　儒家也把繁衍生育的自然属性上升到了社会道德、人伦纲常的层面，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同时，又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诅咒第一个干坏事或者第一个带动恶劣风气的人，应该让他断子绝孙。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繁衍生育的重要性。文化圣人孔子说“饮食男女”，亚圣孟子说“食色性也”，不管后人有多少各种各样的解读，其本意无非两点：一是说“生存”，一是说“繁衍”。繁衍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本能，依靠由无数个体生命链条式的代代延续，形成庞大的种群、种族生命的延续，从而有始有终，“不得不”走向那个永远不可知的未来。“姓氏”便是人类繁衍本能、欲望、追求，在文化层面的表现方式，以至于发展成了一种文化。

　　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的生命的繁衍、延续，就是那句国骂所说的直接结果。不正是“姓”者，“女生”也；“女生”者，“性”也吗？中国最古老的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以及现代姓氏大辞典收录的两万余个姓，莫不如此。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圣人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亚圣孟子说的“食色性也”，都是先贤对人类繁衍生息最朴素的认识，最简明的阐释。

　　由国骂派生出来的另一个俗语是“杂种”，杂种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汇，没有褒贬之义，但被用来骂人，却是很恶毒的贬义词，意思是“你非你爹所出”“不姓你爹的姓”。其实，“杂交”乃是一切生命繁衍生息的最佳选择方式，使得物种、种群博采众长，凝结优势，不至于退化、灭亡，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即便是我们人类，乃至具体到每个个体生命，谁也不是“纯种”；违反自然法则的“纯种”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早已经灭绝得找不见影儿了。

　　然而，我们由“杂种”这个词汇，依然可以看出“姓”与“性”的关系。从精神文化层面，人们总是以“姓”不遗余力地去维系种族、家族的纯洁性、单一性、正统性；而在现实行为层面，“性”却不断地改变、破坏、干扰着“姓”的“纯种”性，呈现出多元性、杂乱性，以及难以言表的暧昧、私密、隐晦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却很难被人的主观情感所接受。剪不断，理还乱！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历史上的本纪、族谱、家谱到底有多少是“靠谱”的，就很难说了。历史上经历了多少次民族大融合，炎黄蚩尤大战、商族灭夏族、周族灭商族、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清两朝的演变，经过数百年、数十年断裂之后又在当下掀起的谱牒热，所续载的家族血缘谱系，就更不好说了。认祖归宗，寻找我们的“根”，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心愿或者说是心病，在始终无法解决“我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解决“我从何处来”的问题，当在情理之中。然而，人类至今也未能完成这个“追本溯源”的任务。

　　所以，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认同我们都是华夏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行了。人类终归是要走向大同的，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彼时由“性”而来的“姓”会依然存在，每个个体用于相互区别、辨识的姓名会依然存在，但那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符号了，已经失去了种族、家族的特殊意义。那时间，我们的后代的后代都成了“地球一族”，都成了“地球村”里的“村民”，谁还记得千万年前的老祖宗谁是谁，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哈哈，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