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江西人大主任杨尚奎回忆留守赣粤边的艰苦岁月（上）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组成，项英为书记；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在军事方面，成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这些机构的任务是，在红军主力转移以后，全面领导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政机关和部队，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牵制敌人，保卫苏区。
但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相继侵占了赣南、闽西全部苏维埃区域，各级红色政权很快被瓦解。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按照中央指示，命令主要负责人分散突围，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各地红军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各自为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为了加强赣粤边的斗争，成立了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以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我（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并且调配了一批领导干部。随后，即由李乐天同志带五百余人的一个营和一批干部，由雩都（今于都）出发，开赴赣粤边。任务是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并且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相机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南等游击根据地取得联系。
赣粤边游击区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又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接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存在着矛盾。广东军阀已经插足到赣南来，在大庾、信丰各驻一个师，蒋介石正戒备他们继续向北发展。敌人存在矛盾，就可资我们利用。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地形复杂，丛山密林，活动方便，更便于我们生存和发展。
当时，长征的红军，刚从赣南和五岭山区一带经过，我们开赴赣粤边时，敌人惊魂未定，因之，情况对我有利。在赣南军区的主力部队配合下，我们以突然的行动向西疾进，西渡桃江，顺利地到达了油山，与坚持这个地区斗争的县委书记刘符节、工作组长叶明魁、游击大队长曾彪等同志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主力红军已到达湘西黔东。这时蒋介石一面指挥主力追堵长征的红军，一面又集中很大力量回头对付中央根据地。中央根据地的情况更加紧张了，赣粤边的情况也随着紧张起来。广东军阀余汉谋带着一军人马又回到了大庾、信丰、南雄地区。二月间，对游击区的大举进攻开始了。
赣南军区的部队从中央根据地突围时，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不幸牺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伤重被俘，后遭敌人杀害。原来一千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百多人，由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和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带领，也来到油山。
四月初陈毅等同志也到达这里。至此，整个中央根据地全部被敌人占领，斗争的焦点，也随之转向赣粤边。
陈毅同志了解到赣粤边的全面情况后，在大岭下(属南雄)、长岭(属大庾)两地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他对整个形势作了估计，指出：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目前，我们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坚决反共，将更加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其卖国的本质，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人心归向共产党，新的高潮就会到来，中国革命形势就会大大发展。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必须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插一杆红旗在山顶，寻找适当时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陈毅同志还特别指出：要冷静地面对现实，彻底地改变旧的领导和斗争方式，转变老一套的作风和做法，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正确地向部队和根据地人民解释局势，给大家指出方向，使大家在思想上准备迎接大风暴，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敌后斗争。
这次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决定的，它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在赣粤一角牵制一部分敌人，配合各游击区、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根据这一方针，又作了相应的决议，印发到基层组织。会后，又立即调整了部署，把部队分为三个大队，一队在信丰，一队在北山，一队在三南（定南、全南、龙南）。大队下面就是分队，十几人、二十几人一个分队，到处活动。以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坚持斗争。环境恶劣的时候， 特委和军分区的同志也分散到小分队中去， 组成短小精悍的 “随队工作组”，带着一个小分队到一个地区去，独当一面地工作。
当时，阿丕(陈丕显)同志到大庾（今大余县），以小汾、黄种、彭坑等地为中心，积极向池江一带开辟工作；刘新潮同志到信丰，以上乐为中心，积极向新城一带开辟工作；刘符节同志在潭塘坑一带，领导信丰地区的工作；三南的工作也加强了，李乐天同志常到那边去；我在梅山与北山，积极向大庾及南雄的里栋一带开辟工作；叶明魁同志以麦坑为中心，积极向青龙、黄龙一带开辟工作；陈毅等同志则坐镇油山，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常到梅山、北山。而蔡会文同志，则带着两三百人到上犹、崇义及其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
与分散活动相适应，即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的联系制度——秘密交通站。一条线由油山伸向三南，一条线由油山伸向梅山，再由梅山到北山。这是干线。各个地区还有自己的联络路线。这一套联络系统在当时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因此都选派了最忠诚、最可靠的同志来负责。
这样，我们有了明确的斗争方针，有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有了充分的信心去迎接更艰巨的任务了。
一九三五年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
敌人加在赣粤边的压力是很大的，除了广东军阀余汉谋的一个军外，还有江西省保安团，以后又调来四十六师，有时集中到十几个团，对游击区重重包围。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虽然长达一百多公里，但不开阔，是狭长的带形地区。东面是桃江，北面是章水，南面是滇水，敌人扼守渡口，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油山的南面、西面、西北面、东面都是公路。
敌人在公路上密筑碉堡，构成了第二道封锁线。又从公路到山脚下，村村筑堡垒，安据点，又把堡垒线从山脚伸进山里，构成了第三道封锁线，把油山、北山、上犹、崇义区、信(丰)、(南)康赣(县)区分割包围在当中。敌人不断搜山、伐林、烧山，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 的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并且采取经济封锁政策。
首先是并村，强迫山里人民搬到敌人据点里去，企图断绝我们与人民的联系，困死和饿死我们。其次是严格控制墟场上的买卖，规定了一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菜油盐和日用品，多买了就以“通匪”论罪。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控制了保甲制度，加强了基层反动统治力量，到处撒传单贴标语，污蔑我们是土匪；到处张贴布告，说什么捉到陈毅“赏洋三万元”，捉到特委负责人，也可得到一笔大赏钱；再就是用欺骗手段来瓦解游击队，如说拖去一支枪给多少钱，一发子弹、一颗手榴弹给多少钱；有时抓我们的家属又故意释放，企图动摇我们的意志。
我们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结合。山里的年轻人，大都参加了游击小组。
游击小组主要有四个任务：
一是配合游击队活动。游击队每到山下活动时，就带领一些游击小组的人员，一起去打土豪，袭击敌人。
二是担任站岗放哨，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哨。白天，在很高的地方放着嘹望哨，看见敌人来即发出信号：开始是放炮(土铳)，以后改为打暗语。如果是晚上，就烧火为号。
三是作侦察。这是以革命群众为主的普遍活动。群众赶墟镇进据点，总要带些情报回来。里山群众经常通过外山的亲戚去探消息，敌人何时进攻，多少人马，分几路等，只要有一点响动，马上就来报告。
四是保护群众，保卫生产。
游击队的武装活动，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敌人来搜山，常是拂晓来黄昏走，游击队就事先隐蔽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选择到有利地形时，也打整股敌人，趁敌人在村子里只顾抢劫的时候，枪弹和手榴弹突然落到他们头上。等他们清醒过来，我们早无影无踪了。
在敌人重重封锁和包围的困难情况下，游击队就跳到敌人的封锁线以外去活动，奇袭敌人的中心据点和后方，因为这些地方比较空虚。游击队曾对南雄的乌迳、大庾的青龙、池江等据点进行过奇袭。乌迳战斗的影响很大，当时是敌人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地下党的呼应下，隐蔽急行一百多里，在拂晓前赶到乌迳，全歼了敌自卫团和区公所，击毙了自卫团长丘桂兴。又用几支队、几大队等各种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再加上群众有意识的推波助澜，闹得敌人草木皆兵。国民党不知道究竟到了多少游击队，只好在里山收兵，开回来进行防守。等国民党部队开回来以后，游击队却一个都不见了。
战斗经验多了，办法也就更加巧妙，像秘密埋伏在敌人堡垒周围，然后派人把敌人逗引出来，突然占领敌人的堡垒，迫使其无依托作战，消灭敌人；化装成小商贩诱敌人出碉堡，然后歼灭之……采取了这种战斗手段，就使我们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性，在暂时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小部队的灵活动作不断的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达到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
这种战斗手段牵涉到一连串行动方式的转变。游击队改穿便衣，头上裹着手巾，穿草鞋，就像当地农民一样。背长枪困难，把枪把子锯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行动要精确的算好时间，要在当夜能够回到隐蔽地点，否则离开了革命群众的掩护，敌人联络迅速，随时可以调集部队赶来包围，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行动中需要过河，就必须控制渡口，派人到船夫中进行工作，否则渡口被切断，就会遭致损失。
敌人为了寻找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动，看烟火，跟脚迹。我们也随机应变采取各种新的斗争方法。∪如走路，由于敌人常在交通要口伏击，我们由大路改走小路，以后敌人改变到小路上设伏，小路也不能走了，就改走没有路的地方。特别注意消灭脚迹，踏过的草扶起来；在上山时反穿鞋子，扰乱痕迹，迷惑敌人；在溪水里走，不易露出痕迹，下雨就更好了。
开始，还可以在偏僻处找些小房子住，以后敌人把小房子都放火烧了，我们就用竹子、杉树皮、茅草，搭成棚子。敌人到处搜山、烧山，草棚目标大，也不能住了，每人就发一把桑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了。天晴就找古坟，坟前有石板，往石板上一躺，也是很好的住处。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采取了多种办法。经济封锁给予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敌人并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就在这里。然而在并村时，我们的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也并到大村据点里去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粮食、油盐和日用品出来支援我们。他们把东西放在鱼篓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我们派人在那里给钱。
国民党军队来搜山时，逼着群众一起来，群众就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盐。进了山，乘敌人不防备，一面把竹竿丢在山里，一面唱着山歌通知游击队。每到耕种季节，群众要回来耕田，也可以带些粮食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关系，深入据点去购买。
留地是个大据点，敌人对这里不太注意，我们就驻在离留地五里的山上，晚上就进去买一批粮菜油盐和鞋子、电池等。有时也利用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商人就愿冒险。另有一种“商人”，事实上是给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做生意的，虽然他们恨透我们，但只要有大钱可赚，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很好的“采办员”。
再是靠打土豪劣绅解决。打土豪劣绅的主要意义是为了在政治上打下他们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对人民为非作歹。对于那些特别反动的坚决予以镇压，以便于发动群众。一般的则不杀，抓住以后，只要肯悔过，肯缴纳战争经费，仍然放他回家。较大的土豪，都和官僚军阀勾结在一起，或者本身就是官僚，都有武装。但多少只眼睛盯住他，总是有机会的。
大庾有个大土豪郭德清，是全县的联防团总，敲诈勒索也是全县闻名的，我们多次下不得手。那次他刚回到池江墟野老婆那里，就有人赶来报告，我们手枪队连夜赶去捉了来。群众就反映： “共产党壁头上也有耳朵，郭德清好久不回来，刚一回来就捉去了。”郭德清的民愤太大，我们一连收到许多封几十人具名的控诉信，为了满足群众要求，我们把他枪毙了。大庾人民说：“杀了郭德清，等于打了一场太平醮。”
在南雄邓坑，捉到个大土豪江碧山，就给我们送来了几十匹布，二、三十支驳壳枪，大批西药和款子。土豪劣绅最爱惜金钱，然而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大罪恶，更怕杀头，总是愿意罚款，愿意给我们代办“违禁品”。
此外就是袭击军用汽车。虽然公路上到处是堡垒，然而堡垒之间总有空隙，只要依靠群众把情报弄确实，突然袭击总可得手。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曾彪同志率领油山游击队在雄庾公路上一下子就截获了三辆国民党的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我们又向司机进行了宣传教育，释放时给了他许多宣传品带回韶关。由于司机的转辗传说，弄得韶关满城风雨，到处都议论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有些土豪竟吓得搬到广州去了。在这次缴获的汽车上，有一个土豪他要回大庾，以为有兵押送非常保险，花钱找门路才坐上了这个汽车，却被我们顺手牵羊弄了来。游击队员们诙谐地给这个土豪取了个诨名：“老霉子”。这个“老霉子”，以后给我们代购了不少布匹和胶鞋。
虽然这样，在“清剿”最紧张的时候，还是常常没有饭吃。在平时，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游击队员，都背五斤干粮，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动，只有在最困难时才可食用。但是连续“清剿”，很少空隙，常常得不到补充。好在山是大山，可以充饥的东西很多，春天就挖竹笋吃，夏天摘野杨梅吃，冬天就找山果。如果能捉到些小鱼、虾子和石鸡，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游击根据地经过敌人严重的摧残，房屋烧毁，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在反复的斗争中，群众经历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积极支持游击队，使我们终于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胜利的度过了一九三五年。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绝大部分同志都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投入斗争。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被敌人吓倒了，叛变了。叛徒龚楚就是这样一个人。
龚楚原为赣南军区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底，他奉命带领红七十二团去湘南坚持斗争。就在这时候，他叛变了。因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台联系，油山、北山方面还不知道。一九三六年一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就利用他来破坏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龚楚知道陈毅等同志是在赣粤边特委，他领着反动派给他配备的三十多个人的卫队，假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了赣粤边。
当时，我们特委机关和陈毅等同志因油山情况紧张，都到了北山，重要的机关、仓库、修械所、被服厂等都在北山帽子峰一带。龚楚一帮匪徒顺着他原来走过的路来到了北山，碰到后防主任何长林。开始何长林不知道龚楚已叛变，加上两人原来相识，就把后方的很多情况都给暴露了。龚楚叫何长林召开干部会议，通知游击小队长也来参加，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擅自召开干部会议。
干部到后，龚楚所带的匪徒就把会场包围起来。他大放狂言，说共产党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许多同志听到这里，肯定他是一个无耻的叛徒，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枪就打。但是在匪徒的火力封锁下，许多同志当场牺牲。
只有一个游击小队长，他是有名的“猛张飞”，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裹住脚上的枪伤，从血泊中爬起来，拚命冲出了包围，滚下山坡。敌人射击了一阵，以为他已牺牲，没有追来。他在山林中跑了一气，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后来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一心要把这个消息赶快通知特委，好让特委转移。经过了两天两夜，在他几乎昏厥的时候，被我们交通站的同志发现，才抢救了他。这个游击小队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一时把他的姓名忘记了。
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何长林也随龚楚叛变了。这两个叛徒搞掉了我们的后方，仍然继续伪装着，准备把我特委机关一网打尽，可是，他们不知道特委机关究竟驻在什么地方，只是像瞎子似的到处乱摸。一天，他们摸到我们驻的山上，被我哨兵发现，哨兵看他们可疑，就朝坡下打了三枪，向山上发出警报。
当时，陈毅同志正在下象棋，听见三枪报警，急忙转移；我和陈丕显、李乐天同志以及两个警卫员也都来不及收拾东西，就赶忙散开。到第二天，我们才在预定的几个地点把特委的人联络上。大家分析情况，估计叛徒们怕我们山上实力雄厚，不敢上来，无可奈何的逃遁了。后来派人去原驻地侦察，果然一切原封未动。
但是我们估计到敌人已发现了特委的所在，一定要对北山大肆“清剿”，便马上把北山的工作做了布置，把被打散了的五支小游击队加以整理，配备好干部，然后带着交通站及一些后方机关向油山转移。
果然敌人在大、小路口以及高山要点上布下了层层岗哨，简直像一张罗网。我们在离大梅关四十里处隐蔽了两天三夜，估计敌人的麻痹情绪已经可以利用了，就按照已侦察好的情况，避开荒山小路，走上大路，从离敌人驻地两三里路的地方，出其不意地顺利通过了。
“北山事件”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在艰难的岁月里，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必须巩固和纯洁内部，要加强革命前途的教育，同时也要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才能经得起一切考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