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踢球最好的抗战飞行员已经为国捐躯了：纪念陈镇和殉国80周年
那位踢球最好的飞行员已经为国捐躯了——纪念陈镇和殉国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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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讲史堂第一千五百八十二期】（军事系列第508讲）
抗战期间，空军要想招收到一名合格的飞行学员是极其困难的，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极其严格。
而当时国人的身体素质普遍较差，这就使得当时的空军飞行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全国乃至国际体育健将。比如曾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田径比赛的乐以琴，曾获全国运动会中学组110米跨栏比赛冠军，并保持此记录11年之久的张光明。华北十余省市的径赛高手苑金函，旧中国时期在奥运会上取得过最好成绩的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等。
同时还有很多足球健将也参加了空军，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曾参加过柏林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国足队员陈镇和。
1906年3月15日，陈镇和出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首府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家中排行老三。父亲陈金山是爱国华侨，历任巴达维亚城中华会馆董事，热心于华侨教育。
1916年冬天，陈金山渡海返国，进谒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力陈恢复侨校教育的重要性，最终促使教育部次年着手部署恢复暨南学校的工作。而陈镇和则于1919年被被家人送回国内，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并在江南中学球赛中开始崭露头角。
李惠堂率复旦大学队与金陵附中足球队比赛时，对陈镇和在场上的表现十分赞赏，曾说：“球场一晤，即知非池中物”。
此后，陈镇和转学到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又于1926年考入暨大工商管理科，成为暨大足球队雄霸江南大学联赛九连冠时期的绝对主力。此后他又加盟乐华队，担任主力左边锋。
陈镇和身材虽矮，只有165cm，但却相当强壮，加之皮肤黝黑，性格火爆，在球场上作风悍勇，被视为民国足球第一猛男，人送绰号“小黑炭”、“黑旋风”。
1927年，陈镇和入选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开始了国足历史上第二次访澳巡回赛。
从5月14日到8月20日，国足与澳大利亚各大球队踢了31场比赛，最终战绩为14胜3平14负，得失球都是89。其中“亚洲球王”李惠堂个人独中30球，戴麟经进28球，冯景祥13球，陈镇和踢进9球，位列球队射手榜第四。
7月中旬中国队还在澳大利亚征战时，领队邝光林就接连收到三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因为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将于8月底至9月初在上海举行，须算好时间回师，方能赶得及参赛。但中国队在澳大利亚的访问比赛需时较预想中要长得多，经队内商议，最终决定请华协重新选拔一批球员，并让李惠堂、梁玉堂、黎郁达、黄瑞华、曹桂成、陈光耀归国驰援。
但考虑到这样一来国足只剩下九人，留在澳洲继续比赛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最后就以有伤在身为由，把李惠堂和梁玉堂给留了下来。而陈镇和也因此错过了8月27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
陈镇和归国后，在1927-1933年期间，还曾连续代表华东参加了六届全国分区足球赛。
1925年5月23日，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结束后，中日菲三国代表在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厅举行会议。会上决定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接轨，第九届赛事推迟1年至1930年举行，此后每四年举办一届。为能继续卫冕远东运足球冠军，华协在2月份就开始点兵备战，选定来自香港上海两地的代表选手。
由于远东运动会和4月1日在杭州开幕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时间太接近，华协决定所有国脚均不参加全运会。所以这一届全运会足球赛就少了头号夺冠热门香港队，上海队的国脚也同样缺席。
此前国内球队一直没有请主教练的习惯，连国足也不例外。但这次华协特意聘请了在首届远东运动会上攻入国足首球的足坛名宿唐福祥担任了国足史上第一位主教练，而陈镇和也代表上海乐华队顺利入选了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国足出征名单。
但国足此次远征日本，仍然是缺兵少将，包括主力门将包家平在内的4人无法参赛，主力前锋李惠堂因脚踝伤势，虽勉强成行，但在比赛中却始终无法出场。反观日本队，为了摆脱“恐华症”，球队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全日本上下誓言一定要在本土夺冠。首战他们便以7∶2击败上届亚军菲律宾队，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5月27日中午12时30分，国足在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首战菲律宾。为争睹国足风采，现场涌入的观众超过36000人，连大会总裁日本秩父宫亲王伉俪也前来观战，真可谓是万人空巷。李惠堂因脚伤仍未痊愈，只好作壁上观，而陈镇和以主力左前卫身份首发出场。开场后，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相当激烈，但国足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上半场便3:0领先。下半场双方均走马换将，国足又由孙锦顺、叶北华又各进一球，最终5:0的比分保持到了终场。
5月29日下午3时15分，中日足球决战也是远东运有史以来最精彩刺激的一场比赛打响。李惠堂因脚伤继续错过本场比赛，而陈镇和仍然担任国足左前卫。比赛开始后，日本队马上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国足则利用个人能力与之周旋。由于当值主裁判竹内广三郎严重偏袒主队，国足每次进攻都被判越位，盘球突破又被判犯规，导致日本队利用越位球和莫须有的点球，三次领先国足。
在场的日本观众莫不欢欣鼓舞，因为在历史交锋中日本从未领先过国足。然而，国足顶住巨大压力，采用变阵的方式，三度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3∶3握手言和。根据比赛规则，还须进行30分钟加时赛，但是日方惧怕国足的反弹，坚持声称比赛已结束，中日双方并列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的冠军，就此诞生了远东运动会史上唯一一次并列冠军。
陈镇和回国后，由于与上海乐华队管理层的矛盾，而愤然离队，此后，他以暨南大学为班底组织真如队，单独参加西联会联赛及史考托杯，开华人大学球队参赛之先河。
1932年，陈镇和毕业留校，并在图书馆工作。正当他准备在足球场上继续大展雄风之时，突如其来的1.28事变，让他深感国家军事实力的凌弱，特别是目睹了中国空军惨败于日本航空兵后，萌生出航空报国的想法。作为当时罕见的大学毕业高材生，外加国足队员身份的陈镇和，不管是学历还是身体条件在当时的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1933年，他顺利地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7期甲班学习飞行，并与另一名上海籍的国足队员徐亚辉成为了同班同学。由于航空学校设在广州，邻近香港，所以他们两人空闲时间也曾代表中华队参加了香港联赛。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将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为了公平选派球员出征远东运动会，华协规定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要通过国内预选赛来决定代表资格。经过多日的选拔赛，最终确定李惠堂兼任国足主教练，黄家骏任领队，并敲定17人的最终名单，但是这17人中却并无陈镇和的名字。
目前，几乎所有的资料均宣传陈镇和是因为航空学校学业原因而缺席此次比赛。但笔者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发现，作为广东航空学校第7期甲班飞行学员的陈镇和，早已于1934年3月14日毕业，甚至于当年4月14日，还代表广东队，在与香港队的预选赛中作为前锋登场，并打入一球。
而国足最终出征名单，更是在4月26日后才最终敲定。因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陈镇和未能参加末代远东运动会，尚待进一步考证。虽然陈镇和未能参赛，但他的弟弟陈镇祥却顺利入选，并顶替哥哥的位置，同样司职中场。这也算了弥补了陈镇和未能参赛的一丝遗憾。
1935年，陈镇和又代表广东参加了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此后他留在上海，并加盟了优游队。
由于1936年奥运会由德国举办，因此上一届洛杉矶奥运会被取消的足球项目得以回归。而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代表进入了本届柏林奥运会的足球决赛圈。
与上一届奥运会中国仅派遣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参赛不同，此次奥运会中国组成了亚洲规模仅次于日本的69人代表团，而取得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九连冠的国足更被寄予厚望，认为最有把握为国人争取荣耀。对于此次奥运会足球赛，国内足球圈也空前重视，从1936年1月中旬起，就在全国各地举行多场足球预选赛，开展国足大名单的队员的选拔工作。
2月2日，华协公布了30人国足候选名单，这份大名单覆盖了国内足球发展最好的华南、华东、华北三大地区，更有海外华侨参与（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张显元、李玉信，新加坡梁礼安、林志泉、蔡文礼、谢庆福等），是历史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集合全国足球精英的国脚名单。而陈镇和作为中场球员，代表上海优游队也入选了该名单。
他们被编入香港甲级联赛各队中进行进一步选拔，经过近10天比赛的观察分析后，4月14日最终敲定由香港华协会长颜成坤担任国足主教练，足球部主任黄家骏任球队管理，并公布了22人的最终名单，陈镇和因为在比赛中表现出色，得以最终入选，出征柏林。
此时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参赛费用只有政府财政拨款的17万，再加上各路达官贵人“认捐”的5万，总计仅有22万元。国足为磨合拉练，也为了筹集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参赛费用，决定提前两个月出发，沿途进行巡回比赛，将门票收入用作自身和代表团的旅费。
4月16日，国足从香港出发开始巡回比赛，他们途经上海、南京、越南、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前后与各地的选拔队踢了27场比赛，取得胜23场、平4场的不败战绩。虽然所遇球队的实力并非顶级，但在舟车劳顿，长途跋涉，转战千里的不利条件下，能取得如此佳绩，仍是可喜可贺。
陈镇和在此次巡回比赛中多次出场，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最后一场对阵印度孟买队的比赛中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印度球员多为赤脚大仙，在场上奔跑敏捷如鹿，以军人为主的孟买队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实力更是出众。国足在上半场2:1领先交换场地，但下半场风云突变，在印度恐怖的高温下，经过两个月连续比赛的国足已经疲惫不堪，被孟买队在十五分钟内连下两城，将比分反超。
此时前锋孙锦顺认为这样下去绝对会输，为了保持此次巡回赛国足的不败金身，他对着陈镇和大喊：“Darky (陈的英文名)揪佢！”意思是要陈镇和用粗对付。此后，陈镇和每次与印度球员抢球时，球抢到否倒是其次，想方设法踏碰印度球员的脚才是首要任务。这个办法果然见效，孙锦顺再闯敌阵时，孟买后卫忙中出错用手救球，裁判直指12码。李惠堂操刀主罚，终于把比分扳成3:3。
国足南洋之行，共筹得20多万元港币，其中10万元作为自己的路费，其余则汇给了华协，用于解决了其他奥运代表团成员的路费。据中国代表团随军记者冯有真途中对国足的采访，容启兆、黄家骏、李惠堂等人都认为，南洋拉练虽然辛苦，但所有球员都获得出场比赛机会，相互配合日臻默契，实战能力比出国前有很大的提升。后世很多文章把国足在南洋的旅程渲染得无比凄惨，更将后来国足在奥运赛场上的失利归咎于为筹款而四处奔波比赛，导致体力透支，伤兵满营，这一结论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7月19日，奥运会足球赛对阵抽签在柏林举行。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先把参赛各国划分为A、B两档，A档为往届赛事中进入到第三轮或半决赛的传统强队，B档则是实力较弱或初次参赛的球队。“运气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国足在世界大赛上可能历来就缺乏好运气。在去柏林的途中，他们就听到了一个噩耗，作为实力较弱的B组球队，中国队被抽到与A组的种子队英国队对垒。另一支亚洲参赛队日本，则要对阵实力相对差一些的瑞典。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中国的现代足球还是从在国内的英国人那里学到的。虽然获胜机会渺茫，但国足依然准备殊死一搏。
为了对抗英国队，李惠堂想方设法去探听虚实。他通过与英国教练搭讪，以及暗中偷偷观摩英国队的训练，终于了解到了英国队的情况。原来英国很晚才确定要参加本届奥运会，所以足球队在开赛前一个月才仓促成军。队员很多相互之间并不认识，更谈不上配合的默契。但英国球员的个人能力确实在国足之上，身材体力也都占据上风。李惠堂认为国足只有打整体足球，通过默契的配合才能与之周旋。
1936年8月6日，中英大战在柏林汤姆逊球场开打，500多中国留学生专程来为国足加油呐喊。双方开场均摆出了当时流行的235阵型。相比英国队的仓促成军，国足的首发阵容则排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国内最顶尖的球星。
队形一字排开，分别为：左边锋叶北华、左内锋孙锦顺、中锋是场上队长李惠堂、右内锋冯景祥、右边锋曹桂成；左前卫陈镇和、中前卫黄美顺、右前卫徐亚辉；两个后卫，一左一右分别为谭江柏和李天生；门将为包家平。陈镇和与徐亚辉，这两位广东航校7期甲班的同班同学，又再一次地站在场上，一左一右地捍卫着国足的左右边路。
虽然英国队队员在个人能力和身材体力上均优于国足，但国足敢打敢拼，在场面上毫不逊色对手，双方互有攻守。第15分钟，身体发福严重，体重冠绝全队的“铁腿”孙锦顺得到曹桂成传中球后，在离门15码处不待球落地即第一时间凌空抽射，足球仅仅擦柱而过。这也是国足全场最好的一次进球机会。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
下半场风云突变，开始国足还能发动攻势，但后来就完全被英国队压制，55分钟、65分钟连丢两球，遗憾地告别了奥运赛场。由于国足在南洋打比赛时，每场比赛时间只有70分钟，而且平均两到三天便有一场比赛，而到柏林后为了休息和养伤，并未安排热身赛，导致国足一是体力完全不足以应付90分钟的比赛时间。
从7月8日结束在南洋的最后一场比赛起算，到8月6日对阵英国队，足有一个月时间国足没有进行过任何比赛。国脚们此前习惯了每两三天打一场的节奏，对较长时间的无比赛空窗期感到非常不适应。每天晚上睡不好觉，眼巴巴盼望着赛期到来，久而久之就患上了焦虑症。李惠堂后来总结比赛得失的时候认为：这恐怕是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足最终名列本届赛事的第13名。而72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国足才再次取得这个成绩。但是这场比赛却是国足在世界杯和奥运会正赛中最出色的一战，没有之一。后世的书籍，为了凸显国足惜败，甚至还编造出“孙锦顺进球被主裁判当越位球吹掉”的野史。但翻遍当时的报纸，乃至华协官方出版的《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均无此记录。
现场观战的多名欧洲各国的足球专家也对中国队刮目相看，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还在赛后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并赠送每人一只特制奥运金表。戏剧性的是，中国队的手下败将日本队，却在对阵实力相对较弱的瑞典队时，在下半场比赛中连入三球，以3∶2逆转对手，最终排名第8，位列中国队之前。
国足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也引来欧洲各大球会的关注，和英国队的比赛结束没几天，邀请前往访问比赛的信函就纷飞而至。奥运会还没闭幕，国足就踏上欧洲巡回赛的旅途。从8月11日起到9月1日，国足相继与1935-36赛季德国西南区甲级联赛季军法兰克福队（Eintracht Frankfurt）、1935-36赛季奥地利甲级联赛季军快速队（SK Rapid Wien）、应届奥甲冠军阿德米拉队（SK Admira Wien）、1935-36赛季瑞士国家联赛第7名塞维特队（Servette FC）、1935-36赛季法国甲级联赛第14名红星队（Red Star FC）、法国乙级联赛第16名阿弗尔竞技队（La Havre AC）、1935-36赛季荷兰联赛亚军阿贾克斯队（AFC Ajax）、英国科林蒂安队和水晶宫队（Crystal Palace F.C.），诸多职业强队交手。
九场欧洲巡回比赛，国足仅得1胜1平7负的成绩。国足在与奥甲冠军阿德米拉的比赛中以0∶11告负，这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输球分差。国足此战被打得肝火上升，冯景祥和包家平一言不合之下，甚至拳脚相向互殴，输球又输人。李惠堂赛后评论说：阿德米拉队进攻节奏之快，传球之迅速，跑位接应之灵活，是国足完全无法抗衡的。他自己全场也仅触球12次，真的是惨到连“波皮”都摸不到。
这场比赛也让国足见识到了，其与世界一流职业强队的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国足唯一的一场胜利来自在与瑞士国家联赛第七名塞维特的比赛，国足在此场比赛中中依靠李惠堂的帽子戏法以3∶2胜出。而在前一天，日本国足刚以0∶16输给了该国联赛季军草蜢队。这也使《日内瓦报》惊呼：“这是何等惊奇，塞维特竟然败给中国奥运队”。国足的成绩比起南洋拉练的成绩真是天差地别，除了对手水平高出很多以外，还因为国足在奥运会比赛结束后已经没有了奋斗目标，身心都放松下来，训练也不系统。
国足在欧洲期间还有多件趣事，其中一件便与陈镇和有关。当时球队到了法国，陈镇和因为法文、英文都挺不错，就带领徐亚辉等几位球员到处游览观光，晚上他们来到巴黎闹市区一家大饭店去晚餐。
餐后看到服务员送来账单竟然高达4千法郎，当时把每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即使他们所有人身上的钱加起来也无法筹够这个数目。最后陈镇和出了个鬼主意，叫他们三人先走，随后他也一走了之，在迫于无赖的情况下吃了一顿霸王餐。多年后陈镇和回忆此事时，依然惭愧不已。陈镇和在欧洲巡回赛中多次出场，表现的中规中矩。
10月中旬，他随国足大部队回到国内，此后他转会至东华，并且重入军旅，然而，此时的空军部队已非彼时。陈镇和出身广东空军，而早在1936年7月，广东空军就在两广事变中起义北飞，归顺南京中央政府，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陈济棠的下野，避免了一场内战。
然而，面对实力强大的广东空军，空军中的“中央系”本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也原则，对原广东空军的飞行员们极端地歧视和排挤。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在于，当时空军当局要求原广东空军飞行员除校官外，都要进入航校高级班受训，受训期满后还得进行飞行技术测试测试。
原广东航校三期毕业生，同时也是第一位投效南京国民政府的原广西空军第三队队长（轰炸机队）郑梓湘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央航空委员会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全体广东飞行人员须进入杭州笕桥中央空军学校高级班受训六个月。及至六个月训练期满，又来一个甄别试，分为甲、乙、丙等。如属丙等，即被取消飞行资格。
结果，全体人员竟有过半数列入丙等，悉遭淘汰，调为地勤服务员。事实上，这次列在丙等的，却是从前在广东时被认为技术最优秀的。这样一来，当时各人心理上，自然非常的难过，因而自行辞职脱离空军而去的，实繁有徒。直至第二年（1937年）七七事变，政府决心抗战，航空委员会继又发出通令，着以前广东空军人员被取消飞行资格的，不论在职与离职，一律准予恢复飞行资格，重新报到，进入机队，参加抗战…”
与陈镇和同为广东航校七期甲班毕业的著名抗战英雄邓丛凯便是进入了中央航校五期高级班受训后继而毕业。而广东航校1934年9月招收的七期乙班学员和1936年3月招收的第八期学员，由于两广事变爆发，广东航校停办，于是这两批尚未毕业的学员，便顺理成章地并入中央航校第七期和第八期。
按照正常程序，陈镇和应该和同期毕业的如邓丛凯等人一起，进入五期高级班受训，再不济也该同七期乙班的学弟们一同进入中央航校第七期，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他被分入了中央航校第八期，从头开始学习飞行，这不禁让人无法理解。
笔者推测，因陈镇和归国时间较晚，很可能已经错过了高级班的受训时间，又因为长时间未能进行飞行训练，导致技术生疏，未能通过甄别试。中央系本就对广东系歧视排挤，技术好的都被甄别为差，更别说陈镇和本就飞行技术生疏，因此，直接让他到航校八期报到，从头开始学飞。
陈镇和被编入航校八期驱逐科后，来到航校洛阳分校，继续参加飞行训练，1937年春，在洛阳完成初级训练后，又转到笕桥校本部参加中级飞行训练。陈镇和不时收到杭州姑娘的来信，相邀同游西子湖畔。此时，他来杭州时日不长，又未在校外参加球赛，因此，推测这些少女应来自上海，且早就是他的球迷了，景仰之余来函相邀。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全面爆发，中国空军开始有计划地投入战斗。1937年11月24日，中国空军战机对入侵长江江阴河面的日军运输舰实施轰炸，有战机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当时的报纸误以为是陈镇和被击落殉国，还曾特别报道体育界将为其召开追悼会的新闻。其实那时候，陈镇和还在航校当学员呢。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顺利开展航校教学工作，航校本部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12月，航校八期学员于昆明毕业，此时，由于空军作战部队人员损失惨重，八期驱逐科学员前往甘肃兰州，进入空军驱逐总队接受部队训练。然而在兰州，陈镇和与他的同学们却遭遇到了一件惊险事件，险些送了命。
1939年3月，时任驱逐总队第三科科长劳声寰发现有7、8百名土匪在距空军西古城基地约50华里附近活动，由于他随即向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报告，但是当局却并未重视。
此时的空军训练基地正在西古城附近，机场离西古城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机场约有100余架各型飞机，西古城基地还有包括航校八期驱逐科学员在内的飞航人员约300余名，而基地仅有约百余名的警卫连负责护卫，这些警卫原是甘肃省政府保安团的一个连，装备低劣，连自动武器无也没有，因此，劳声寰只得安排基地人员紧急筹备自卫计划。
3月30日夜，这批土匪果然来袭基地，结果整个基地一片混乱。警卫连连长惊慌失措，带着两个排的警卫竟然向兰州方面逃匿，临逃还把两支驳壳枪丢失，被土匪捡去，致使土匪不战而占据了西古城。
而飞航人员和基地的相关行政人员也未按照之前的自卫计划安排，竟然开了门到街上看打仗，他们也没有想到警卫连竟然临阵脱逃，撤退不及，有的就用手枪和土匪在街上打起来，大部分则翻墙跑到城外。
此时的驱逐总队刚刚结束晚点名，学员们回到寝室正准备脱衣睡觉，就听到营外传来一片喧闹，土匪打了过来。所有学员赶紧从床上跳下，披起外衣就冲出屋外，此时营房外已是一片混乱，他们看见一名照相官正准备用手枪自卫，还没开枪就被土匪当场砍死。
至于陈镇和他们这批八期驱逐科学员、准尉见习官们，则根本没有配发自卫武器，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大家只好纷纷翻墙而出。此时的西古城内到处都是喊杀声，土匪们四处追砍穿着制服的人员，全城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陈镇和与同学洪奇伟等人在街道上走投无路，于是一股脑地往城墙上攀登，刚攀上城墙就发现墙上早已聚集了各路人员，其中甚至还包括28队队长雷炎均，他手上握着的一支白朗宁手枪更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黑暗中，城墙的另一头正有一支队伍向这边奔来，开始大伙以为那是守城的民防部队，正在期待中，突然刀叉棍棒迎面捣来，原来竟是土匪再次杀到。八期学员刘尊首当其冲，当头挨了一刀，幸好只是砍断了飞行帽上的防风眼镜，脑袋没有当场开花。但政治指导员王荫民却被乱刀砍死，尸体也被抛到城下。
墙上众人纷纷连跑带跳地下了城墙，其中雷炎均躲进茅坑，侥幸躲过一劫，陈镇和与同学洪奇伟等人正好发现墙角有一个洞，几个人赶紧躲了进去。大家正在庆幸之余，突然陈镇和与臧鸣飞两人看到洞外不远处躺着一个人，于是两人又鼓起勇气出去查看他的死活，不料却被土匪发现，两人只好分路逃散。
陈镇和不愧是国足名将，速度惊人，只见他拔腿狂奔，迅速躲到了一辆卡车底下，土匪从后紧追而来，却不见人影，于是立即用大刀在卡车底下横扫一番。幸好陈镇和有先见之明，早已抱紧车底的传动轴承而抬高了身体，所以没有被发现。土匪气愤之下，将卡车的两盏车头灯砍碎，并且说“把车眼睛劈掉，它就不会走路了。”
第八战区派汽车输送杨德亮师一个营来援，这一营人还未赶到，土匪便在一片混乱中撤离了。总队赶紧清查人员，发现被害2人，负伤2人，均为行政人员，但八期学员杨元丞则失踪了。次日杨元丞也自行回来了，原来他被土匪绑走了，晚上他趁土匪睡着之际，挣脱了绑带，猛力打倒一个看守他的土匪，跃下黄河，奋力游到了对岸…事后查明，这批土匪为“无极教”暴徒，疑为被日谍煽动作案。
从空军驱逐总队受训完毕后，陈镇和历任空军第三大队第28队、第二大队第2队、第四大队第22中队、第五大队第27中队飞行员。1940年期间，陈镇和驾驶伊—152和霍克Ⅲ战机，在成都、重庆上空多次升空作战，拦截日军轰炸机。
1940年5月19日，日机5批共45架来袭成都。第五大队27中队和17中队起飞8架伊—152战机和2架D.510c战机迎敌。当日《空军战斗要报》记载：“27中队少尉本级飞行员陈镇和，驾驶2710号伊—152战机乘敌投弹凤凰山时，潜入敌后约六百尺处，连续攻击约三十秒钟后，因油量将尽，降落温江机场，于翌日八时飞回太平寺机场。”
1940年7月6日，日机三批共90架来袭重庆。“第四大队22中队飞行员陈镇和驾驶72号霍克Ⅲ战机，随大部队由江津飞往龙岗，拦击盘旋于綦江西北之敌机，途遇敌机分前后两编队向江津西飞。当即攻击，敌机窜入云内，良久不出，我机即飞返渝空警戒。”
随后的1940年7月8日、7月9日、7月16日、7月24日、8月2日、8月9日、8月12日、8月17日、8月19日，陈镇和驾驶霍克Ⅲ战机先后9次起飞拦截日轰炸机，表现异常英勇。
1940年9月13日，日海航最新型零式舰载战斗机首次在中国上空与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交手。是役，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驾驶2101号伊—152战机，作为总领队兼第一群领队，率33架战机（注：此战，我军实际与零战交手的战机之有25架。）在重庆璧山上空与进藤三郎大尉率领的日海航第12航空队的13架零战展开激战。
由于日机的零战在性能上与我军装备的苏制战机存在代差优势，导致我军此战处处被动，损失惨重。我军空战损失13架，迫降损失11架，合计24架。牺牲10人，受伤8人，而此次参战的日海航第12航空队的13架零战在战斗中无损失，仅高冢寅一驾驶的178号零战在宜昌降落时，因起落架受损而迫降损毁，实际非战斗损失1架。
日方更是宣称击落我机27架。由于我军战机完全无法抗衡零战，为保存仅有的实力，但凡有零战参与的空袭，中国空军都尽量避免与敌机正面交锋。
璧山空战后，为了抗衡零式战机，国民政府紧急向苏联求购新型战机。1940年11月，我国向苏联贷款购买的最后一批作战飞机开始运抵新疆，这其中就包括76架伊—153战机。第五大队大队长黄新瑞率陈镇和等人前往新疆哈密接收了30架伊—153战机。
1941年3月14日，日军在获悉中方换装新型战机后，由第12航空队零战队分队长横山保大尉率12架零战掩护10架中岛97舰攻前往成都寻战，而此时中方也急需一场胜利来提升士气，同时检验新机的实战能力。由于空军的头号王牌第四大队在璧山空战中被零战重伤实力，此时正在哈密进行换装训练，尚未赶回成都，因此第五大队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空军复仇的首选。
黄新瑞率已全面换装伊—153战机的第五大队和第三大队28中队共31架伊—153战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附近与日海航零式战机展开激战。但由于中国空军地勤保障不力，训练匮乏，指挥不当，再加上通讯协调不畅，导致各机群被迫采用“添油”战术，分批前往接敌，其接敌最多时不过6机，最少时则只有2机，反而让机数少于我方的日军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面，伊—153战机在性能上本就与日机存在代差，再加上这批飞机其实是老旧的二手机，性能更是下降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空军此战大败。
此役，日军伊藤纯二郎的座机油箱中弹，但并未着火，战后日方承认2架零战空战中弹，另2架则在扫射时被地面火力击伤，但无一机被击落。反观中国空军，7架驱逐机空战受损，11架驱逐机空战被击落（含迫降），另有2架在机场被日机扫射击毁，1架被扫射受损，牺牲8人，受伤6人。多名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飞行员血洒蓝天，包括第五大队大队长、著名的华侨抗战王牌飞行员黄新瑞，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华侨抗战英雄岑泽鎏，28中队中队长周灵虚，均在此战中被零战击落殉国。
3.14双流空战也因此成为了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第二大惨败。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日本的封锁和各列强绥靖主义的盛行，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只有苏联愿意对中国提供贷款，并出售军火。但苏联的打算仅仅只是为了让中国尽量牵制住日本，避免其北上侵苏而已，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中国击败日本。因此这些让中国用茶叶、皮毛、粮食、矿物以及硬通货换来的苏制战机，大部分都是其用过的二手飞机。
由于机上设备老旧，导致飞机故障颇多，性能下降严重。当时很多空军飞行员对此均有诸多抱怨。空军名宿高庆辰在《空战非英雄》一书中曾回忆道：“俄国卖给我们的飞机，没有一架是新的。都是他们自己淘汰的飞机，经过整修后，以新机的价钱卖我们。各国因为受到日本的压力，多不敢卖飞机给我们。所以哪怕俄国以旧货当新品，我们也只有收下，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例如伊—16式驱逐机，按他们新机的规格，最大速度是每小时440公里。但我们在理想的高度下，开满油门也到不了350公里。规定航程800公里，但我们即便尽量设法省油，也只能飞两小时，飞不到600公里。后来接的伊—16Ⅲ型油量更短，有的只能飞45分钟就没有油了。各机彼此的情形，也都不大一样，穷人受欺负，说来话长。”
抗战期间曾在空军第9中队担任飞行员，后任空运大队大队长的衣复恩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曾这样写道：“令人不解的是，本队与俄国志愿队所使用的都是相同机型的轰炸机，但是起飞后，他们的编队总是很轻松地就超越我们，留下我们在后苦苦追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望尘莫及。很显然的，苏联提供给我们的装备，乃是“次级品”，从这一事例可看出俄共史达林之狡猾。”
根据《空军抗战战史》《三十年空军各司令部概况》中对第四路司令部概况的记载：“本年度欧阳司令驻哈密办理接收苏联新机事宜，自二十九年十二月至本年二月间，先后运抵哈密之飞机240架，计SB 100架，伊15 75架，伊16 65架，尚有伊16 10架未到，原定接收部队在哈利用俄方飞机机械军械等人员之指导与训练后，即分批飞蓉装备作战，乃以装配训练机场器材天候诸问题，迟之甚久未能全部东飞，嗣奉委员长令，限三月十五日前一律集中成都，乃迟至四月中旬仍有多机留哈，其主要原因为伊16机均须彻底检查破旧机件，伊15机之枪械装置每生故障…”
从战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五大队接收的这批后来在双流上空与日机交手的伊—153战机仍然是被苏联空军使用后淘汰的二手飞机，只不过苏联人把型号从伊—152升级为了最新型的伊—153而已，然后再告诉中国人，这就是最新型的飞机了，但却从不把真正的好飞机卖给我们。
伊—153战机确实是伊—15系列的终极改进型，但这种双翼老爷机早在1939年的诺门坎苏日冲突中就被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先进的日军陆航中岛97单战打的落花流水。这样的飞机又怎能抗衡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已算一流水准的日军海航零式战机呢？
在得知使用伊—153战机的中国空军在3.14双流空战中惨败的消息后，蒋介石在1941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俄机新来者皆为旧机，被侵略之国家可怜极矣！”
更让人无比惋惜的是，时任五大队27中队飞行员的陈镇和并未牺牲在双流上空，而是在2个月前的一场飞行事故中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40年11月18日，陈镇和跟随第五大队大队长黄新瑞来到新疆哈密换装伊—153战机。1941年1月28日，匆忙完成换装的五大队第一批接机返蓉的飞行员在黄新瑞的带领下，发动了座机，由空军第二大队9中队姜献祥队长驾驶的SB—3轰炸机领航，向兰州方向进发。
为了便于在返航途中万一遇到零战时可随时展开格斗，五大队的伊—153战机在返航起飞前，都将机翼调整片定在向上的位置，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提高高空转弯性能，劣处则是不利于加速。然而，由于五大队的这种措施未能通知领航员，驾驶SB—3轰炸机的姜献祥仍然按照苏联方面提供的伊—153战机巡航速度的数据作为领航依据，他为了避免被这种换装了新型发动机的伊—153战机超越，在起飞后便不断增加飞行速度，导致其领导的SB—3轰炸机与伊—153战机始终存在10千米/小时左右的速度差。
五大队的飞行员在空中追赶得很吃力，由于黄新瑞的战机尚未配好无线电，他只得飞到SB—3轰炸机旁边，用手势告诉姜献祥减速。不料姜献祥没有看清楚黄新瑞的手势，以为速度还不够，们，便再推油门，SB—3轰炸机又增加了10千米的时速，连一旁的黄新瑞也无法追赶了。转场的五大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SB—3轰炸机绝尘而去。
最终，黄新瑞发现只有他和曾达池、项世瑞3人顺利抵达转场机场，其余7人均失踪。稍后各地消息汇总而来，7架失踪的飞机中，有4架找到，包括陈镇和驾驶的伊—153在内的另3架战机仍未找到踪迹。原来，陈镇和为了追赶领航机，不断驾机加速，因发动机超负荷运转而发生故障，不幸在甘肃安西县附近坠亡。
由于当地人迹罕至，多日后遗体才被一名放牧路过的女孩发现，由于气候寒冷，陈镇和在被发现时竟仍然保持着坠地时的姿势，而遗体也被狼群啃咬的残缺不全。随后，这位操着广东口音的少女来到县政府外高声喊到，大意是飞行员的遗体被遗留在外，几个月时间了，也没人来管…
陈镇和的死亡，甚至被王紫薇老师列为抗战空军历史上五大迷案之一（另几大分别是：沈崇诲托梦之谜、周志开头颅之迷、驱逐之王死亡之迷、战斧斗贞女之迷）。
陈镇和一生的经历极为传奇，在足球上他颇有建树，在空军中的学习和任职的经历也颇为特殊，让人捉摸不透、难以理解。
陈镇和殉国时的军衔仅为中尉三级，而与他同期从广东航校毕业的邓从凯，在1939年11月殉国时就已是第五大队29中队副中队长，另一位同期毕业的同学谢荃和也担任了第五大队27中队的中队长，这位同学虽然只是广东省足球队的运动员，在足球上比不上陈镇和的国足身份，但在部队里，他却成为了陈镇和的顶头上司。这可能是因为空军当局并未承认陈镇和在广东航校7期甲班的学习经历，只承认了其在空军官校8期的学习经历，这一点从《空军忠烈录》中可以看出。这也导致了陈镇和的资历比他的广东航校的同期同学足足低了两期。
陈镇和作为一名1936年就业已从广东航校毕业的华侨裔广东空军飞行员，虽然多次升空作战，浴血蓝天，英勇卓绝，但直到他牺牲时却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队员，连一个分队长也没能当上，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由于与陈镇和同在广东航校同期学飞的另一位国足队员徐亚辉，在柏林奥运会后留在了德国学习无线电技术，未能加入空军，因此，空军中的国足队员只有陈镇和一人。
“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这是陈镇和在1.28事变后所作一首立志诗。他用自己的死，真正地诠释了这首诗所表达的抗日精神，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一名抗日球员到抗日战士的蜕变。
参考文献：
《国足百年（1913-1948）》，作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我的回忆》，作者：衣复恩；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作者：航空委员会；
《劳声寰先生口述历史》，作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双翼机时代中国空军的最后一战——1941年3.14成都空战纪实》，《兵器》杂志（2018年第5期），作者：帕重可；
《中国之翼》（第一册），作者：刘文孝；
《空军忠烈录》（上册），作者：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
《足球名将陈镇和于抗战捐躯》，作者：余裕宗，《中国的空军》杂志；
《民国广东空军沧桑史》，作者：郑梓湘；
《1908—1949 中国军事航空》，作者：马毓福；
《空军抗日战史》（第五册），作者：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