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程千帆教授学术之品格──《程千帆选集》评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学术事业在1957到1976的二十年间曾屡屡陷于停滞状态，无聊的政治运动消耗了两代学者最宝贵的学术青春。以至许多学者到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想编一部体现毕生成就的论文集或著作集时，只能拿出不多的几篇论文或民国间的旧著。这样的事已不是一次出现在著名专家的文集中，很令人叹惋痛惜。然而当我们看到辽宁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程千帆选集》时，却不禁在同样的感慨之余又生出许多钦敬。程千帆教授也历经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磨难，离开书卷，离开亲人，在广阔天地里干着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正值学问走向成熟的年龄，却未能留下本该是最深的学术印迹。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千帆先生终究以渊深的学养与过人的睿智以及对新知识的热切关注，使自己的学术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后焕发出蓬勃的活力，达到成就的顶峰。一百三十万字的《程千帆选集》，尽管不包括《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著）、《校雠广义》（与徐有富合著）两部晚年的重要著作，仍然呈现了作者毕生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对学术的新贡献。所收《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古诗考索》、《闲堂诗存》及附编（自传及他人评论）诸书，除诗外，前两种作于四十年代，次两种撰于文革以后，而《古诗考索》则汇集了作者几个时期的诗学论文。通览全卷，作者在古代文史和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的业绩与学术历程清晰在目。诸书单行本脱销已久，《选集》的刊行无疑将给读者带来许多便利，希望了解程千帆教授学术全貌的人也由此获得一份较为完整的文献。

程千帆先生幼秉家学，少年时代便系统地阅读了四部典籍，打下传统学问的根基。1932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师从于黄季刚、吴瞿安、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刘衡如诸先生，在前辈大师的陶冶下，在小学、史学、文献学、诗学、文学史等方面培养起广泛的兴趣和相应的研究能力。他最初的论著是关于文献学的，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陆续发表《校雠目录辨》、《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正》《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收入《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杜诗伪书考》（《古诗考索》）等论文，不仅为日后的校雠学研究奠定基石，也为自己的全部学术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此后的史学著作《史通笺记》及文学史通论《汉魏六朝文学散论》三篇（《闲堂文薮》），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专门化研究的力作。1936年，陈寅恪先生用英文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千帆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文中提出的“行卷”现象对唐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于是将此文译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搜集材料，进一步丰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观点，终于在三十年后完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这一关乎唐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该书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后，很快就被译成日文，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部写得极为凝炼的著作，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学术文史结合的传统。

进入八十年代，程千帆教授不仅在学术机构和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日常事务分外繁忙。尽管年事已高，健康不如从前，他依然孜孜不倦地治学，在倾其所学指授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勤奋地写作了一批高质量的诗学论文，使他毕生颠沛以之、造次以之的诗学研究在晚年爆发出辉煌的创造力，结出丰硕的果实。只要通览一下《选集》中《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二书所收的论文，我们就能窥见作者在这个学术领域的造诣及其不断深厚的历程。这在周勋初教授为《古诗考索》写的“读后记”及张伯伟君所编《程千帆诗论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的“编后记”里已有详致的论述，无须复赘。我在此只想就浏览《选集》所及，略谈点对千帆先生学术品格的认识。

通观千帆先生的著作，我格外感觉到受陈寅恪学风影响之深，这也是世所公认的。作为前辈大师，寅恪先生将钱牧斋注杜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推广到整个唐代文史研究，实开一代风气。程、陈两家本是世交，千帆先生谊属晚辈，又夙钦佩寅恪先生的学问，学风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寅恪先生渊博的学问举世仰止，受他沾溉的学人指不胜屈。但至今，又有多少人能继踵前修，以突出的学术贡献立于学林呢？看来，学风并不是决定学术造诣和成就的一切，还须辅以有效的研究方式和思想的智慧。以我看，开放的胸襟和强烈的理论意识乃是程千帆教授治学的基本品格。从早期著作《文论十笺》和《史通笺记》就可以看出，千帆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对理论怀有热情。这两部书虽以朴学的方式著成，但其指归却是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整个工作不是要完成一个朴学的成果，而是要藉朴学形式的深入钻研达到对文史理论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从而为文史研究积累下丰厚的理论素养。值得提出的是，《文论十笺》是较早用当代眼光来处理古代文论资料，按中国传统文论的框架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尝试。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发轫于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1913），刘先生用传统文论素材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此后虽不断有各种文学概论出版，但大抵稗贩西说，因缺乏本土的创作实践而与中国传统文学脱节。《文论十笺》总结并建立起中国文论特有的理论结构和修辞学说，非但在当时有针砭时弊的意义，在今日“本土化”思潮下回顾之更具有某种超前的意义。

应当承认，理论意识是作为一个优秀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其具体体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程千帆教授的理论意识，体现为研究活动中理论的运用与方法的自觉。考据与批评是我国传统的文史研究的基本方式，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有无数学者运用这两种方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千帆先生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也分别运用两种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他不满足于此。他有感于清代学者将两种方式分开，“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的流弊，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方式，开辟一条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新途径。1954年，沈祖棻先生在他们夫妇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的后记中曾说，千帆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有目的地“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清楚地反映在千帆先生当时写的一些论文中。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二文，通过对“韵”字“仙”字在六朝、唐代的独特含义，揭示出其中包含的社会风习，从而对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断。《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从详细考察唐代科举制度入手，发抉诗中包含的社会内容，使唐代习见的送人落第诗的深刻内涵通过个案分析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些论文，都显示出陈寅恪先生论著中的以史证诗的特点。但《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二文则有些不同，它们运用近代物理学知识，引证登山运动者的视觉经验，用以解释韩愈诗中特殊的视觉描写，并说明韩诗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特点及对后人的影响，非常新颖，不仅显示出作者热心关注学科以外知识、乐于接受新知识的开放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沈先生所说的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用不同方法加以解决的尝试。读《古诗考索》中的论文，我们能欣赏到一种方法的智慧──每一篇文章都出自独特的角度，采取独特的解决方法，具有独特的构思和论析形式，给人以策略的启示。这种方法的智慧决不同于前些年学界热谈的“方法论”，因为它们既不是作者一贯标举或奉行的理论，也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而只是一种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的智慧。除上引沈先生那段话外，千帆先生自己似乎没有谈过“方法论”，只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表明，解决问题是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而每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将决定解决的方法，或者说问题本身会构成对方法的选择。所以对所谓“新方法”，千帆先生的看法是：

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见《访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参考》1987.1）

不难看出，千帆先生的态度是非常通达的，因为它基于科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有效性原则。他论文中体现出的那种讲究方法却不执着于既定之法的态度，同样也是基于上述原则的。实质上，这正是中国古代工具论的最高原则“至法无法”的具体体现。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论意识在程千帆教授的研究中，并非仅体现于研究过程及具体手段，更重要的是还贯彻到研究结果中去，表现为超越具体认识的对理论升华的追求。学界普遍认为，千帆先生的论文是比较有理论眼光的。我想这不光与他乐于学习新知识，了解新理论有关，也与他追求认识深度的学术观念有关。千帆先生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申述了如下的主张：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

他的学生张宏生认为：“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后记，中华书局1995）张伯伟则将老师对理论的态度归纳为“以作品来印证理论”与“从作品中抽象理论”（《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前者如《读诗举例》一文，从古代作品丰富的艺术经验出发，考察了批评史上“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五对审美范畴，以创作实践发明了理论；后者则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由描写、时间、声律、章法多方面揭示出古典诗歌写作中整一与错综的辩证关系，从古代诗歌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提炼出一对未经理论家总结的美学范畴，抽象出一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这样一种主张及其实践，在理论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从研究对象上说，它“不啻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提供了已发现一个新矿藏的重要信息。而且这一矿藏，犹如古代传说中的'息壤’，是生生不息，没有穷尽的”。（张伯伟语）而从研究主体来说，它要求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不应满足于对具体事实的认识，停留在艺术现象的表面，而应该去发现纷纭的艺术现象背后那深刻、永恒的结构性存在。这实质上是对文学研究提出了超越现象，深入内核的哲学要求。这一要求无疑是非常之高的，也许就是在将来也很少有人能企及。但这志在高远的期待与黾勉不息的努力，已足以使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与时代的脉搏共振，以新颖的角度和独造的深度，给学术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还记得，十年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等论文发表时，带给学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博得一致称赞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只是杜甫一首诗《饮中八仙歌》的阐释，可是千帆先生的阐释不仅角度新颖，分析透辟，而且通过一个个案的剖析，令人信服地作出一个论断：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创作出伟大作品之前都有个心理和艺术上的准备过程，并在一些作品中留下标志其自我觉醒之转折点的印迹。这是“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其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方式，也突破“三段论”的八股气，给人一种新的感受。

作为后辈学者，我经常惊异，程千帆教授的学术研究在七十高龄还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保持着敏锐的思维。显然，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的思考能使人变得年轻。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潮急剧涌入。当学术界非议蜂起，许多更年轻的学者都在抱怨“看不懂”，怀疑甚至拒斥它时，千帆先生却在冷静地理解、接受。以他的年龄，自然不可能去读原著，但他仍通过各种途径吸取新的知识，并以丰厚的艺术修养和通达的见识包容、消化它们。事实上，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当人的学养与见识达到一定的深广度时，就会在世界上发现愈益多的相似。1980年千帆先生写作《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时，尚未接触原型批评的理论，只是受清代金德瑛的启发；而1982年写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时，也尚未读到关于接受美学及解释学的学说，可是这两篇论文的出发点、意旨与方法却完全与上述两种理论相融通。这不仅启示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中也包含有现代批评的因素，理论需要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理论最根本的源泉是创作与研究的实践。从具体的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因为这才意味着认识的深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千帆先生开放的胸襟和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追求认识的超越和深化的学术品格。

读完《选集》，钦佩之余又不免有点惋惜：如果不虚耗那二十年的光阴，这部选集又将会增添多少内容？“十有八年真露电，剩将白首仰苍  ”，“未答涓埃伤老悖，极知祸福自乘除”，“无成素业劳湔祓，不辨遗书孰在亡”。一诵《闲堂诗存》中的零余之作，俯仰今昔，令人悲欣交集。千帆先生是个诗人，大学时代就曾与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等结土星笔会，出版《诗帆》。但他写作更多的还是旧体诗词，前后累积有数百首，不幸毁于浩劫。劫后就记忆所及并近作编为《闲堂诗存》，约二百首，附刊于《被开拓的诗世界》，赢得广泛好评。千帆先生一直强调：“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答人问治诗》）他自己身体力行，我们要了解他的诗学也不能不读一下这些含蕴深沉的诗作。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