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边塞题材诗词为何少得可怜？

宋代皇族崇文黜武，客观上促使宋词边塞类减少而应制类增多。宋太祖吸取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罢节度使兵权，劝他们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后来，即使北宋灭亡了，南宋皇族还是沿袭了崇文黜武、歌舞升平的国策。与此相应，词坛上边塞风格变异了。

唐五代词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叙》有“忠臣义士之壮语”，如《酒泉子》：“但则收阵卷旗旛，汗散却金鞍。”又如《生查子》：“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敦煌曲子词集》中有边塞类词17首，约占全部164首唐五代词的百分之十。这类词体现出昂扬的斗志，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在唐代重赏边功的时代风气下，《旧唐书·刘仁轨传》云：“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这种时代风气在词上的体现是，唐五代边塞词体现出强烈的战斗豪气。

宋边塞词则是另外一种腔调。据统计，宋边塞词不过12首，约占全部2万首宋词的万分之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唐五代有所下降。宋边塞词多表达修好的愿望，如李纲《喜迁莺·塞上词》：“愿岁岁静烟尘，羌虏常修邻好。”刘克庄《转调二郎神·四和》：“近来塞上，喜蜡弹、羽书清省。”宋代边塞词多表达修好的愿望，这与宋代皇族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国策是息息相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丁亥：

以殿直、合门祗候曹利用为东上合门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宫帷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从这段文字来看，统治者的软弱，一心求和的心境了然纸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代边塞词不像唐五代词那么豪迈，尤其是创作《满江红·写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被处死后，宋代边塞词的战斗豪情受到遏制，风格开始变得内敛，陆游《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正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词方面的体现。

与边塞词减少相对应的则是应制慢词在这种崇文抑武、歌舞升平的环境中兴旺了起来。唐代应制慢词多由乐工所撰。文人词主要在中唐才盛行，文人罕有慢词。与唐代应制词相比，宋代应制词中慢词兴盛。宋代歌舞升平、宴乐发达，皇族经常下诏正宴乐，宋徽宗命刘昺撰成《宴乐新书》专为朝廷宴会使用。宋代朝廷宴乐多用慢词。

在宋代不乏因创作应制慢词而官运亨通的人，比如曾觌，其创作的《壶中天》就是慢词，受到了高宗与孝宗的赏赐，因而官运亨通。陈郁应制慢词如《声声慢·应制赋芙蓉、木樨》，受理宗赏识，充缉熙殿应制、东官讲堂掌书。

周邦彦、万俟咏、晁端礼等大晟府词人在慢词撰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万俟咏字雅言，自号词隐，充大晟府制撰，就有多首应制慢词传世，如《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恋芳春慢·寒食前进》《安平乐慢·都门池苑应制》等。这类文人撰写的应制慢词是宋词的一大特色。在宋徽宗朝、高宗朝、孝宗朝，一大批应制慢词的文人涌现，他们应制的慢词，迥异于唐代的乐工应制慢词。文人应制慢词有自身的特点：主要题材是节序。宋代皇族在节日命文人应制撰词是一大传统，因此节序词成为了应制慢词的主要题材。节序词有自身的审美要求即尚雅，如《词源》：“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应制节序慢词多歌颂升平，如陈郁《声声慢·应制赋芙蓉、木樨》和万俟咏《恋芳春慢·寒食前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