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日本兵端枪来到地下室,拉走十多个年...
“6个日本兵端枪来到地下室,拉走十多个年轻妇女,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决心以死相抗…”
我叫李秀英。
1937年12月初,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南京轰炸,房屋倒塌,百姓伤亡,人心惶惶。
12月13日上午,日本兵从水西门和中华门攻进城来,一进城,烧房子,抢东西,见人就杀,街上的人几乎都被杀光了。
我的丈夫和弟弟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逃走。我们和一些难友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又小又潮湿,二十多个人挤在里面,白天不敢探头,不敢出声,真是又闷又急。
12月19日,天下着细雨,刮着西北风,我们冷得瑟瑟发抖。上午约九点钟,六个日本兵,端着枪,跑到地下室,拉走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决心以死相抗。我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当我醒来时,日本兵已经走了。父亲和难友们把我抬进地下室放在帆布床上。此时,我对敌人异常愤恨,我感到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不值得,因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练过拳脚,应该和他们拼一拼,拼死他一个,我也不算白死。
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我说:“万一我被鬼子杀了,你告诉我的丈夫和弟弟,我没有受辱,要他们为我报仇!”决心下了,勇气大了,什么也不怕了。
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全部赶出地下室,其中两个把六七个妇女赶到另外两间屋子,准备奸污。
剩下我躺在帆布床上。另一个日本兵走过来,一边说“中国姑娘不要怕”,一边来解我的纽扣。那时我穿着旗袍。我看到他腰上挂着一把短刀,这种短刀以前我见叔叔挂过,我稍懂得,趁他不备,很快打开锁扣,握住刀柄,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个日本兵见状大惊,拼命用手按住不让我拔刀,同时用力扒我紧握刀柄的手,于是一场殊死搏斗就展开了。
这时,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用脚踢、头撞、牙咬,敌人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两个敌人闻声赶来,被抓去的六七个妇女得以脱逃。我死活紧握刀柄,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和那个敌人推来搡去,在地上滚作一团,拼命搏斗。
其他两个鬼子就用刺刀在我身上乱砍乱刺,我的腿、脸都刺了好多刀,鲜血直流,我也不知道痛,握刀柄的手始终不放松。最后,一个敌人向我肚子猛刺一刀,我肚子向后一缩,眼前一黑,随即昏死过去,以后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日本兵走后,父亲和难友们回来见我已“死”,伤心备至,白天不敢抬出去掩埋,等到傍晚,父亲和难友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准备把我埋葬。他们将我放在门板上抬出,由于门板的晃动和外面冷风的刺激,使我渐渐苏醒过来。父亲听见我微弱的呻吟,连连喊着我的名字,我好像听到亲人的呼唤,微微睁开眼睛,无力地对父亲说:“我没有死,我要活下去!”
父亲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七个月的胎儿终于流产了。我浑身是伤,又肿又痛,满身血迹斑斑,脸肿得像个血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一共被刺了三十七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吃饭从嘴里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医生帮我将伤口一处一处地缝合,破皮一块一块地对拢,经过七个月的精心治疗,才使我初步恢复了健康。但日本侵略军残暴地杀害我的罪证,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侵占南京城的日军第6师团,与第114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第3师团第68联队、第13师团山田支队一起,对南京城内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以及被俘军人,展开了持续6个星期的疯狂屠杀。
这些刽子手们都是谁?他们的结局又如何呢?
为南京大屠杀负总责的是当时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统帅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长勇是南京大屠杀的最高责任人,即下命令者。中岛今朝吾、谷寿夫等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
松井石根,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
朝香宫鸠彦,1937年12月,接替松井石根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南京战役期间颁布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投降后,因朝香宫鸠彦是皇族,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1981年,这个老鬼子死亡时已94岁。
长勇,日本陆军中将,樱会的核心人物。他起草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冲绳战役失败后,于1945年6月23日自杀。
中岛今朝吾,日本陆军中将,日军第16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的罪魁之一。率部杀害中国平民和战俘达16万多人。1945年10月25日,中岛在日本战败后病死。
谷寿夫,日本陆军中将第59军司令官、前第6师团长,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1946年2月2日,谷寿夫被盟军总部逮捕,关入东京巢鸭监狱。1947年4月,战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结束了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