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建奇功 青山留忠魂：从舒城走出的传奇特工——胡底
迟到半世纪的烈士证
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着一份珍贵的档案，它是1981年12月民政部向安徽民政厅发函，通知舒城县民政局，将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家人。
1980年之前，在周瑜故里——安徽省舒城县，几乎没人知道有个名叫胡底的老乡。
只是，中学教师胡其昌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生死未卜的大哥。大哥胡百昌离家近六十载，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父母健在时，胡其昌曾经听他们念叨过，大哥可能参加了革命，做的是秘密工作。
1957年，胡其昌被打成右派，在后来的运动中屡遭批判。逆境中，他更迫切地想知道兄长的下落。
70年代末期，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其昌从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钱江。钱导演在文中提到其父钱壮飞曾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打入敌人的心脏，以智慧和胆略保卫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文中还注明，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
直到此时，胡底的四弟胡其昌才终于得知，亲人可能已埋骨异乡半世纪。
悲欣交集的胡其昌立即给钱江写信，请求他帮助了解大哥的相关情况，并帮助证明胡底的革命烈士身份。
在钱江的帮助下，胡底家人的声音传递到中央有关部门。198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亲自给民政部长程子华写信，认为胡底“应追认为革命烈士”。
12月8日，民政部正式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件中说：“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
沉没半个世纪的音讯终于被打捞上来。一张上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烈属光荣证，挂进舒城县新街乡松元村胡家老宅的堂屋。对长眠千里之外的英魂，它无疑是一份迟到的慰藉。
以演员身份作掩护 从事地下工作
“胡底同志，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我党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三杰之一。” 在省档案馆，馆藏着一份1981年12月民政部向安徽民政厅发的《关于批准胡底同志为烈士的函》的档案，“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我部批准胡底同志为革命烈士。”那么胡底是怎么样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成为红色特工的呢？这要从胡底的经历说起。
1905年3月10日，胡底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松元村一户地主家庭。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以后入城关植民小学和合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8岁时，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恩师李大钊，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经同学吴鹿鸣介绍，胡底与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从此来往密切，关系深厚。1925年，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次年，胡底、钱壮飞和剧作家徐光华等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武侠片，曾经送到日本等国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当时，胡底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正当胡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生涯时，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胡底的启蒙恩师李大钊惨遭杀害。胡底和钱壮飞等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转移到上海。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一面寻找职业进行掩护。1928年，胡底进入了上海影片公司，在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为不暴露身份，他拍摄过《盘丝洞》、《昆仑大盗》等以演武侠为内容的片子。由于胡底文艺底子厚，加上他之前在北京演片的基础，很快就脱颖而出，被誉为“东方范朋克” （范朋克是美国好莱坞的当红动作明星）。
中共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往上海，而此时的胡底与钱壮飞也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8年4月，为加强对敌人特务机关进攻，及时搜集掌握情报，中央特科设立情报科，由陈赓担任科长，经周恩来亲自挑选决定，胡底与钱壮飞一起参加了情报科。胡底继续以演员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而钱壮飞则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找到一份职业。精明能干、才华出众的钱壮飞，得到时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赏识，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秘书。1929年初冬，正在摄影棚里拍戏的胡底，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在胡底介绍下，李克农认识了钱壮飞。
当时已在上海电讯管理处（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担任秘书的钱壮飞，得知上海电讯管理处要扩大规模，随即向上级汇报，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去。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委对此十分重视，指示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潜伏下来，直属中央特科单线联系。在钱壮飞安排介绍下，胡底、李克农先后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从此，他们三人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深入虎穴，分别开始了在南京、天津、上海的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龙潭三杰”的密切合作。
潜伏在敌人内部 获取众多重要情报
恰巧，当时钱壮飞的顶头上司、上海电讯管理处处长徐恩曾，被任命为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长，徐恩曾准备让钱壮飞随他到南京担任机要秘书。徐恩曾到南京上任后，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筹划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选用配备机要人员，设立秘密电台，建立各地基层机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借此机会开展工作，李克农到上海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编辑。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之后，他被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兼任社长。其间，钱壮飞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开始发挥作用。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虽然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但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由李克农担任。南京、天津方面有重要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马上用密码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就这样，钱壮飞和胡底，一南一北，分别收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他们潜伏于国民党的机要机关，为党提供了大量反动当局核心机密，对中央苏区红军作战、粉碎敌人“围剿”起到重要作用，为保卫党中央作出卓越贡献。
1931年4月，负责特工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和特务机关连续向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密电。4月25日夜里，这些密电均被钱壮飞截获，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结果使敌人对上海的大搜捕全部扑空，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从而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与此同时，在天津的胡底也接到了钱壮飞“潮病重速返”的电报，连夜乘船离开天津，赶到上海，与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胡底、钱壮飞、李克农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卓越贡献。后来周恩来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早期党的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英雄血洒长征路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底，中革军委保卫分局改称红军工作部，胡底担任侦察科科长。侦察科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二是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并找向导；三是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胡底身负重任，在生活上与大家同甘苦，善于团结同志；工作中有远见，认真负责，缜密思考，每到一地，总是尽最大努力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上报总部决策参考。在中央纵队穿过湘滇公路，越过乌蒙山、挺进到昆明附近后，胡底派遣侦察员乔装打扮，在昆明近郊的杨林大板桥捕获了云南军阀龙云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参谋副官。从该俘虏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敌情动态，缴获了红军总部急需的军用地图，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情况，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几天后，中革军委即发出了关于迅速渡过金沙江的重要指示。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表面上同意，行动上却与中央唱反调，提出南下川、康的方针，仗着人多枪多逼迫中央，这给两军会师后的形势蒙上了阴影。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胡底调任红军总部侦察科科长，随左路军行动。对张国焘的分裂言行，胡底很反感，不时有愤慨之语。8月中旬，在向阿坝进军途中，侦察科干粮所剩不多，开始采摘野菜野果充饥。有一天侦察员捡回些野蘑菇，其中有毒菌，大家误食后都不同程度地中毒。胡底食毒菌后神志不清，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懑，大骂张国焘有野心，是“军阀”“法西斯”，被安插到侦察队的张国焘心腹听见。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胡底扣上“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罪名，撤销了他的科长职务，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中毒后如同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行动十分困难。9月，张国焘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掉头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在部队行至由斯达坝到松岗的半路上，胡底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了。
胡底从皖中山区走出，先后成为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上海滩的武打明星演员、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站负责人、享誉苏区的红色戏剧家、红军长征中的侦察尖兵，他的每一个身份都意味着一段传奇。在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胡底以其对党的赤胆忠心，非凡的聪明才智，无畏的斗争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党的情报事业和红军政治宣传工作作出杰出贡献，他的英名永远留存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上。
为了纪念这位红色特工的传奇一生，2015年，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修建了胡底烈士纪念馆，用大量图文资料展示了胡底的生平事迹及其参加革命活动的贡献。201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松岗镇修建了“胡底革命烈士纪念碑《北望》雕塑”，该纪念广场成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综合《学习时报》2020年8月17日潘舰萍、《合肥晚报》2020年12月8日余育红 韩君薇 何芳芳文章